中国耕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基于281个市的面板数据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

以耕地地均投入产出关系建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采用281个地级以上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2001-2011年耕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区域差异。结果表明:2001年以来中国耕地利用效率稳步提升,但普遍较低。耕地利用效率按照东部、中部、东北、西北、西南的顺序递减,其中东北地区耕地利用效率增长最快。各区域耕地利用效率显著影响因素差异明显:信息化程度、农业贷款规模和免征农业税对五大区域有显著正影响,而作用程度存在差别;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对中部、西北、西南地区有正影响;粮食种植面积占比对东部、中部有正影响,而对西南地区有显著负影响;劳均耕地规模对中部、西南地区正作用最大;交通条件对东部、中部、东北、西北地区有显著正影响。     

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利用决策的影响——以河南省睢县为例

农户耕地利用决策分析是研究中国农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而农户的决策必然要考虑其劳动力的务农机会成本.本文以河南省睢县为例,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区分不同劳动力从业类型和非农从业情况,用不同劳动力类型的非农从业机会对非农工资进行修正,以此估算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不同劳动力机会成本水平下农户的耕地利用决策行为,揭示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对区域耕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非农收入较高,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较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耕地转出行为:在种植结构决策中,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粮食作物,土地利用类型趋于单一化:在集约度上,表现为伴随机会成本上升,劳动集约度迅速下降,资本集约度中增产性投入有所减少,省工性投入增加,农户通过增大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力的现象明显;耕地利用中增产性投入的减少在粮食生产中的表现为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粮食单产水平相对较低.     

生计多样化背景下种植业非点源污染负荷演变

依托三峡库区典型村农户访谈数据,基于收益最大目标决策框架,设定农村转型发展中3种农户生计类型情景：农业主导生计、兼业转向生计和非农主导生计,解析种植业产污负荷随主导生计非农转向的演变特征,探讨主导生计类型转向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样区耕地经营现状呈自耕、流转与撂荒并存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且表现出“入”小于“出”的特征,不同农户家庭类型间实际人均耕种规模为“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劳动力家庭”;② 种植业单位面积产污负荷中,“半劳动力家庭”最高,“劳动力家庭”次之,“无劳动力家庭”最低,“劳动力家庭”内部又随劳动力人数增加呈先增再减趋势;③ 样区农户生计类型由农业主导向非农主导转型过程中,种植业产污负荷最大减幅达72.01%,兼业转向生计情景下削减幅度为19.61%~29.85%,非农主导生计情景下减幅为35.20%~72.01%,但TN、TP的减量特征并不一致;④ 劳动力配置与生计来源“非农化”促使农户主导生计类型向非农转化,生计非农演变的潜在农户收入/福祉权衡亦驱使生计决策转向非农化,不同农户家庭类型对生计转向的敏感程度表现为“劳动力家庭”>“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⑤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创新新型工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山区农户生计类型进一步向非农转变,而这一过程又将促使种植业产生的污染负荷量进一步减少,要大幅削减种植业产污负荷,就必须制定有助于山区农户生计非农化的调控对策。     

不同类型农户撂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12 个典型村为例

近年来,耕地撂荒因与耕地流失及粮食安全紧密联系而备受关注。反映撂荒现状并揭示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政府制定科学的政策、规划和计划。现有的研究多将农户作为一个整体,较少考虑到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差异。以重庆市12 个典型村为例,在农户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差异,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撂荒户数比重、户均撂荒面积、撂荒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重随耕作半径的变化情况、撂荒地现状及不同时间段撂荒面积;② 野生动物影响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影响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共同原因。此外,影响基本型农户的因素包括户主外出经历、耕作半径和房屋离集镇距离;影响自然资产型农户的因素包括农业劳动力比重、户主外出经历、地块平均面积和耕地收益;影响人力资产型农户的因素包括家庭人口、非农收入、耕地转出面积和耕作半径。     

脱贫政策影响下蜜柚扩张特征及其效益评价——以福建省平和县为例

在政府主导的产业脱贫推动下,中国南方亚热带地区水果产业蓬勃发展,取得一定的脱贫成效,研究其脱贫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以福建省平和县为例,基于Landsat卫星遥感数据,研究脱贫政策影响下近30年来蜜柚种植的时空变化特征,结合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对蜜柚的脱贫成效进行定性定量评价。结果表明：1)1989—2018年,在脱贫政策影响下,平和县蜜柚种植面积从8.97 km²增长到1 260.24 km²,增长速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蜜柚的新增种植主要来源于耕地占用和森林采伐。2)蜜柚种植面积与GDP、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平和县蜜柚面积与各经济指标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越来越高,蜜柚收入占农民年收入的比重呈先增加后略微减少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平和县积极的蜜柚扩张政策对于消除该县的贫困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近30年中国农作物种植结构时空变化分析

综合运用时序变化趋势、空间集聚分析等方法,从种植结构类型和种植比例变化趋势分析了1980年以来中国县域种植结构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近30年来中国前10位的种植结构类型有16种,2002年后多元种植结构逐步替代单一型种植结构。粮食作物占优的单一种植结构类型呈逐年递减趋势,其中1980年全国82.7%的县级农业种植结构是水稻、小麦、玉米及其组合种植类型,2002年后的果蔬类型增加改变了种植结构格局。② 全国种植县中有47%的水稻、61%的小麦和29.6%的玉米的种植比例显著减少,其他作物呈现增加趋势。粮食作物由以水稻为主的格局调整为水稻、小麦和玉米共存格局,其中玉米种植面积比例在空间上变化最为显著,在中国形成北东—西南向的“玉米减少带”。种植结构调整热点的城市地区,城市化对种植结构变化影响显著,水果和蔬菜类种植比例在城市化地区快速增加。③ 种植结构变化趋势在1300个县形成空间集聚效应,水稻的高高聚集占全国县数的2.86%、小麦占5.64%、玉米占6.11%、大豆为4.53%、麻类为1.62%、棉花占7.77%、蔬菜占8.24%、薯类占12%、水果占10%、糖料占1.41%、油料占9.35%,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北、新疆和沿海的城市化地区。     

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趋势

利用2002、2007和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这3个年份中国八大区域出口增加值进行测算,揭示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和经济贡献率格局,并探讨了格局演变的趋势特征和主要原因。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在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贡献率指标上都存在东中西部的梯度差异;2002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出口增加值的快速增长,在全国出口增加值中的占比由2002年的14.6%增长到2010年的23.2%,改变了其分布格局;在区域政策和要素成本变化的共同作用下,中部与西南地区在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增速加快,而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在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增速放缓,推动了分布格局的演变。最后为区域出口增加值的提质增效提出了几点建议。     

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城市规模对中国高学历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

基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中国300个城市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高学历劳动力规模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其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和东中西地带性分异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辽中南半岛、哈长城市群及内陆省会城市是主要分布地。2）从高学历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看,北方资源型城市及东部沿海城市群高学历劳动力优势突出,中部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凹陷”;从高学历劳动力和总就业劳动力耦合的结果看,相对占优型和绝对占优型两类城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东北的工业城市、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内地省会城市。3）实证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受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及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共同影响。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机会、城市规模、房价主导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凉爽的夏季气候、优质中学教育资源、游憩及交通资源对其也有重要影响作用。4）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均受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的影响,但舒适物因子在各类型城市中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     

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表现及其机理

耕地利用边际化是当前中国山区土地利用主要变化趋势。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资料,本文首先分析2003年以来农业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中国农业生产成本的结构变化以及农户的响应,并对比平原和山区农户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响应方式及程度的差异,发现平原地区能够通过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替代减少劳动投入,进而有效减少劳动力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影响,而山区因地形条件限制,劳动生产率提升相对缓慢,并与平原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不断上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中国山区耕地边际化特征明显,以玉米为代表的种植业净利润在2013年普遍降至零以下。2000年以来,中国山区土地利用和植被变化表现为耕地面积减少、森林面积增加、NDVI指数增强,而且在省级层次上,山区县范围NDVI变化率与耕地和森林面积变化率分别具有很强的负相关（r = -0.70）和正相关（r = 0.91）,证实了中国山区耕地当前边际化的发展态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后对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农业劳动力快速析出背景下的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机理进行了总结。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山区耕地撂荒和森林转型的发展过程。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1949-2015年中国典型自然灾害及粮食灾损特征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研究其自然灾害演变特征及粮食灾损规律,对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先基于Python语言编程获取1949-2015年中国31省市自然灾害造成的受灾、成灾、绝收面积,构建灾害强度指数分析不同灾种的时序特征分异,利用趋势分析、ESDA方法分析不同灾种在省域空间的分布特征及冷热区;再获取1949-2015年粮食种植数据,通过粮食灾损估算模型、定义粮食灾损率、地理空间探测器,计算并检验中国粮食损失时空特征及分异性。结果表明：① 相比受灾面积曲线,本文构建的灾害程度指数能够更好揭示自然灾害时序演变特征;② 1949-2015年期间中国两大主力灾害（洪灾、旱灾）交替出现,未来5~10年以洪灾为主;③ 灾种排序旱灾>洪灾>风雹>低温>台风,其中旱灾、洪灾受灾占比过半;④ 省域不同灾种间空间趋势变化特征明显,区域受灾面积东部>西部,北部>南部,且北部灾种单一、南部多灾并发;⑤ 自然灾害受灾总和、旱灾、雹灾、低温空间上全局自相关性不显著,呈随机模式分布,洪涝、台风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全局自相关性,呈集聚模式;⑥ 1949-2015年灾害、灾损量、灾损率整体时序趋势呈现先升后降,2000年为临界点,空间分布具有异质性,单因子解释力度差异显著,多因子交互均呈非线性增强关系,胡焕庸线两侧冷热点分布呈两极化且其重心向北迁移。建议政府加强除旱减雹（西北）、除旱排内涝（东北）、排涝防冻（中部）、排涝预台（东南沿海）等工程技术措施;同时西北（环境恶劣）、东北（中国粮仓）应作为防灾减灾重点保护区,制定专项保护方案,以保证中国粮食丰产增收。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乡村振兴对策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预期寿命延长以及生育率下降使得乡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因此科学认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演化及其机理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本文揭示了中国县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探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对策。结果显示：① 2000—2010年,中国农村老龄人口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在空间分布上保持“东北-西南”格局。② 2000年全国有48.26%的区县农村尚未步入老龄化,主要分布在西部、东北地区和中部的江西和湖北东部;到2010年,仅有17.54%的区县农村未进入老龄化,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一侧及大兴安岭地区。③ 植被覆盖指数、死亡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受教育水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口净流出率、出生率、城镇化率、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海拔、人均GDP则呈现负相关关系。老龄化背景下,应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机制,同时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降低人口的风险暴露,进而减缓人口老龄化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1999～2007年天津湿地景观格局及水鸟生境变化

天津市湿地是亚洲东部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驿站,有大量属国家一、二级保护的鸟类。近几十年来,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变化影响,天津市湿地景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对湿地鸟类栖息地环境和鸟类迁徙、繁殖产生了不利影响。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以天津市1999年、2003年和2007年3期TM影像为数据源,采用目视解译分类方法,并结合其他非遥感以及高清晰影像作为辅助资料,获得了天津市湿地基本信息;在此基础上,将天津市湿地分成2大类12小类;利用ArcMap软件,分析了3个时期湿地面积的变化;利用Frag-stats3.0软件和Excel软件,得到天津市湿地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湿地总面积从1999年的312088.73hm2增加到2007年的328133.61hm2,面积增加了4.89%;湿地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湿地盐田面积大幅增加,人工湿地8年间共增加了24043hm2,其中,盐田面积增加了25699.57hm2,但天然湿地面积减少了7.38%。天津市湿地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在一直加剧,斑块类型更加多样化,湿地景观中没有明显的优势类型,且各斑块类型在景观中均匀分布。湿地类型转化的基本规律表现为天然湿地向人工湿地、人工湿地向农林用地、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换,人类的开发活动已经转向一些人为干扰较少的潮间带、滩涂区以及河流河口水域、浅海水域、湖泊和沼泽等地区。将各种驱动因素加以组合,归纳为2大类和20个变量指标,建立湿地景观变化驱动因素指标体系。分析表明,人口和经济因素对湿地景观格局变化有显著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天津市产业结构并未得到改善,尤其是第二产业仍然占较大比重;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快速城市化导致的城市实体扩张占用大量农田和湿地;在农业因子中,粮食产量的提高与通过占用湿地来扩大种植面积有直接关系。1999～2007年间,天津湿地水鸟生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深积水区面积和斑块数量逐年增加;无隐蔽物的湿地面积和人工建筑物的面积大幅增加,重干扰区的面积增加;水鸟的水生动物性食物增多,谷物草籽等植物性食物减少。人类活动已对天津湿地水鸟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总体上,天津湿地水鸟生境质量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