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旅游活化研究（英文）

运用Arc GIS对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研究,结合传统村落的当地实际情况,探讨与其特点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云南省传统村落呈现出非均衡聚集分布的空间结构特点,主要聚集分布于滇西北、滇西和滇南等海拔较高的市州区域,其中保山市的传统村落分布密度最高,为66.33个/万km²;其次是大理州和红河州,传统村落密度分别为44.13个/万km²和37.66个/万km²。(2)影响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结构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地理因素、人文历史因素和交通运输因素。其中,云南省垂直落差较大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客观上孕育了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千百年来世代传承延续的农耕文明历史奠定了辉煌灿烂的传统村落人文基础,高海拔地带较为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在客观上延缓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于传统村落的破坏。综上,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3)根据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规律,探索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传统村落旅游活化路径,根据各地传统村落资源禀赋特征的不同进行差异化发展,即分别发展农业旅游、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等活...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喀纳斯图瓦村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喀纳斯景区及周边三个图瓦村落旅游开发十余年来的社区参与情况,分析得出:(1)图瓦居民社区参与旅游的类型属于“被动参与”型,以个体经营为主;(2)图瓦居民普遍表达了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对旅游培训和就业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愿,但在旅游投资、规划、决策和景区管理方面参与意识淡薄;(3)...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河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河南省124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借助GIS和Geo Da技术手段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异因素。结果表明:河南省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状态,形成了平顶山市、信阳市境内两个高密度区;河南省传统村落整体呈现"中心多、四周少"的分布态势;河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综合影响,除了地形、海拔、交通发展程度等共性因素以外,河流、与区域中心城市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独特性。     

国外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文献①分析发现,国外传统村落旅游存在多种驱动模式,研究的内容有传统村落旅游影响、传统村落社区与旅游、传统村落游客体验等,旅游研究的区域性很明显.基于国外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现状与国内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特点,认为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在如下方面有待深入:个案研究的拓展;旅游资源本体可持续性研究;旅游资源的再创造性;游客体验和游客感知;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现象的多学科研究.     

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计量地理方法和GIS手段对广东省12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和湛江四市;从地理区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在广东省四大地理区域不均衡,呈集中分布的趋势,主要集中分布在粤北,其次是珠三角;另外,广东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分别在梅州和清远存在2个高密度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为传统村落保存提供了重要条件,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西藏申扎县野生动物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西藏申扎县野生动物旅游资源丰富,发展野生动物旅游可促进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资源环境保护与申扎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分析申扎县野生动物旅游发展的基础与现状,提出野生动物旅游社区参与发展的理念和原则,从管理经营、资源环境保护、产品生态化开发、利益合理分配四方面构建申扎县野生动物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式,并探讨其保障机制。研究成果可为西藏申扎县野生动物旅游持续发展及其它地区野生动物旅游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案例借鉴。     

基于社区参与的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

社区参与是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如何将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与保护同当地社区有机结合起来,使社区主动参与遗产的开发和保护,从而实现社区及遗产的良性发展已备受学者关注。对此,通过对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综述,分析目前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中的问题,提出了参与规划决策、参与遗产保护等等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途径,使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持续健康发展。     

旅游背景下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

仪式因其符号性和社会性成为空间研究和理论阐释的绝佳场域,在仪式与仪式空间研究中,仪式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仪式空间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以安顺屯堡地戏和芒康加达村巴玛巴典为例,运用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回溯并分析两种仪式空间生产的过程与特征,刻画参与和影响仪式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深入解析仪式空间的各个维度及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力图比较和呈现旅游发展对地方传统仪式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仪式的空间是仪式主体社会关系织就的空间,其空间生产本质上是社会关系与空间秩序“重构或调适”的过程;在旅游影响下的仪式空间生产中,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之间差异化的互动关系造就了仪式中差异化的空间实践;此外,仪式的空间生产隐含着对现代性消解的抵抗。本文构建了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为解读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与空间三元互动提供了新视角,以揭示旅游与地方文化变迁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     

历史文化名村的旅游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以吐鲁番吐峪沟麻扎村为例

古村落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蕴含丰富的特殊旅游地正日益受到关注,古村落旅游也成为旅游的热点;国家从保护、继承和发展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发展旅游的角度出台了古村落中的精品———历史文化名村的相关规定。以相关概念和古村落旅游进展为基础,探讨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吐鲁番地区吐峪沟乡麻扎村的旅游保护与开发:以资源评价和旅游定位为前提,结合麻扎村实际提出双村模式旅游保护设想和体验性旅游开发模式。旨在探讨历史文化名村在古村落旅游开发中保护与开发的双赢,同时为我国西部古村落旅游开发提供参考。     

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与应用

建立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以周庄、同里、西递、宏村为研究对象,对我国传统村镇旅游地社区参与度进行定量评价。研究表明:(1)旅游规划与决策参与度是影响传统村镇旅游地社区总体参与度的关键性因素;(2)西递处于社区高度参与状态,周庄、同里、宏村处于社区中度参与状态,四个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西递＞周庄＞同里＞宏村;(3)我国传统村镇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的程度偏低,成为影响社区参与度总体得分和社区参与层次的主要原因;(4)导致社区参与度差异的主要因素为传统村镇旅游地在景区经营管理模式、旅游地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区旅游制度和政策、社区形态与旅游资源属性上存在差异。     

中国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通过梳理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态势,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新思路。首先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将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历程分为起步探索、初步成长、繁荣发展3个阶段,并基于CiteSpace软件对研究者及发文机构、关键词及研究内容、研究前沿进行量化分析,发现：①核心研究者之间联系较弱,多处于独立研究状态;②发文机构之间合作度低且地域主要集中在南方;③研究内容主要为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保护、社区参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及传统村落与生态旅游;④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前沿分别是传统村落旅游新业态、传统村落旅游与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新路径及传统村落旅游绿色发展。     

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深入地理解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文献梳理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九寨沟和都江堰旅游社区为例,探讨了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照影响程度,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中效果,社区参与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强效果。② 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和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作用关系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不仅拓展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视角,而且为增强旅游目的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

在空间与旅游地空间的相关研究中,社区居民及其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本文试图转向微观层面,关注空间演化中居民与日常生活的力量.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核心区马降龙村为例,运用观察法与访谈法,探索由旅游发展所推动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的现象与特征.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与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讨论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居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对抗政府与景区管理主体构想的空间表征,体现具有反抗性的表征空间.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反抗性的表征空间表现出嵌入、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再生等形式.现阶段,低度开发水平下居民与政府及景区管理主体的对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长期看来景区组织与居民角色的特性,以及对土地的掌控保障了反抗潜力的延续.而旅游社区的空间秩序最终将在所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中形成.旅游发展中居民扮演的角色影响其协商能力,造成不同的行动机制与意义.旅游社区空间活力最终在多主体、多目标的空间生产过程中激发,这一过程始终展现出日常生活的创造力.     

传统民居旅游开发研究——以平遥古城为案例

传统民居的旅游开发具有广阔的前景。文章以世界文化遗产——山西平遥为典型个案探讨传统民居的旅游开发建设问题。在分析平遥传统民居现状及存在问题之后,根据其建筑特点及其共生的文化环境评价了它们的旅游价值,并在强调“有效保护、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给出了开发原则及开发方式。最后,对平遥传统民居进行旅游功能分区,配置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并提出旅游开发的融资和组织管理措施。     

古村落社区旅游参与度及影响因素——西递、宏村、南屏比较研究

以社区家庭为视角,建立基于利益导向的社区旅游参与水平测度指标,以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南屏为实证研究对象,揭示了古村落社区旅游参与度异同及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古村落内部、古村落之间的旅游参与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归因为家庭微观因子与社区中观因子交互作用所致。② 通过家庭微观因子对家庭人均旅游收入影响的通径系数分析,得出三个景区相应的直接通径系数和间接通径系数,发现古村落家庭微观因子的影响方向趋同而影响程度分异,与问卷调查结果分析的一致性也显示了该方法的较强解释力和潜在应用价值。③ 提高古村落社区旅游参与整体水平、缓解参与度空间差异的根本途径在于"让利于民",增强社区分利能力,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引导角色。     

基于危机响应的旅游地社区参与研究——以汶川地震后大九寨环线区域为例

旅游业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易遭受突发危机事件的影响,突发危机事件成为制约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如何防范和应对旅游地突发危机事件,保障旅游业健康发展和旅游地社区生计的可持续性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旅游地社区参与是响应和处置突发危机事件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基于此,论文以汶川地震后大九寨环线区域的九寨沟、青城山和北川县为案例地,采集556份有效样本,运用社区参与理论和社区恢复理论,以结构方程模型为技术方法,构建了基于危机响应视角的以社区参与获益、社区恢复力和社区依恋为维度的社区参与概念模型。得出如下结论：① 震后旅游地社区参与获益和社区恢复力对社区危机响应与支持旅游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社区恢复力(0.59,P≤0.001)的作用强于社区获益感知(0.30,P≤0.001);② 社区依恋对社区参与起显著正向作用(0.19,P≤0.001),对社区恢复力和社区参与意向起部分中介效应,而对社区参与获益和社区参与意向不起中介效应;③ 论文提出了基于危机响应的社区参与由参与度、支持度和响应度构成,构建了由地方依恋(Attachment)、社区获益(Benefit)和社区恢复力(Resilience)维度组成的社区参与“ABR”框架模型。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地社区参与研究的边界,对旅游地社区参与和危机管理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比较研究

基于制度嵌入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采取主位的研究立场,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约束与影响。研究发现：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个制度约束下的理性行动过程,同时嵌入在多层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不同农村社区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嵌入的差异,导致相异的行动决策和发展结果,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嵌入的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当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脱嵌时,外部正式制度的有效嵌入是协调遗产地与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制度嵌入性范式可以深入地解释不同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差异性,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行动、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