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投资的区位行为与企业空间组织联系特征：以在华投资的日资 …

从经济区位论角度出发,立足于实际考察、问卷调查和大量中外统计资料的分析基础上,以日资和韩资企业在华投资为例,研究了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区位行为、投资模式和企业的窨组织联系特征。     

基于地缘位势理论的中国对巴基斯坦投资对策研究

中国周边国际地缘环境十分复杂,科学合理地测度中国在周边地缘环境中的影响力,是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主要研究内容。本文在三种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主导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构建了国家地缘位势的指标体系;从硬实力、软实力、相互依赖力三个维度,计算2000—2017年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地缘位势。结果显示：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地缘位势得分从2000年的9.6提升到2017年的101.4,增长了9倍多;其中软实力增长了22.66倍,表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地缘影响力在逐渐扩大。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力度也不断增加,因此研究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巴投资面临复杂的地缘环境、欠佳的投资环境、经济风险和跨文化风险,在“一带一路”新的历史机遇下提出新的投资策略,以期为企业降低投资风险,为国家“走出去”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较多的受到国家政策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资源导向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基于2002-2012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2003-201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金额数据,在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从"关系"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系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和区位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产业分布、投资模式和企业所有制方面都相对集中,但都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跨国企业投资的区位行为与企业空间组织联系特征--以在华投资的日资和韩资企业为例

从经济区位论角度出发,立足于实际考察、问卷调查和大量中外统计资料的分析基础上,以日资和韩资企业在华投资为例,研究了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区位行为、投资模式和企业的空间组织联系特征.     

中国异地投资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资本跨区域流动逐渐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异地投资是资本流动的微观体现,探讨企业异地投资特征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论文以1998—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异地投资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中国异地投资网络,从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角度分析异地投资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国和3大地区异地投资网络节点中心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5大城市群地区;异地投资网络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层级结构、空间集聚性、路径依赖等特征;投资净流入和净流出城市仍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但投资活动存在向中部和西部发展的趋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环境等均对全国和东中西3大地区呈现差异化的影响。     

利用外资与发展国际产业联系——山东半岛韩国投资企业典型调查分析

基于对山东半岛韩国投资企业进行典型企业访问调查的数据和认识,力图从企业角度认识我国外资和发展国际产业联系之间的关系,了解和分析韩国投资者的具体投资动机及其对当地投资环境的评价,深入认识我国山东半岛地区和韩国之间资金流动以及经济技术联系的主要机制和动态格局。通过对韩国投资企业产业联系基本特征的解剖分析,论证韩国投资对我国发展国际产业联系,推动我国地方经济参与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加强中     

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机理与效应的研究进展

全球跨境与本土并购活动日益频繁,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各类要素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是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乃至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企业并购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利用经典区位分析、企业组织及空间扩张、产业地理集聚、全球生产网络(GPNs)等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企业自身组织与空间结构演化、企业间及地方多维临近性等角度,广泛探讨了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等议题。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呈现“核心—边缘”结构,而企业所在区域和行业属性,企业间地理、组织、认知临近性,地方间经济社会联系等是其重要影响因素。②企业并购投资的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增长及其空间扩张、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业、地方商业与制度环境、区域差异与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地理学领域企业并购研究的不足和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企业海外集群与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和区位选择均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的热门话题,着眼于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东道国国别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较为注重特定的国别状况,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资源条件等因素均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此外本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海外集群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不可忽视因素。利用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构造二值选择模型,并使用浙江省在某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度量在该国的海外集群状况,研究发现:企业海外集群是东道国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并且这种区位优势在资源越丰富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发挥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消除回归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地理距离作为企业海外集群的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二值选择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通过分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企业海外集群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不变。结果说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具有自我延续性,也反映了信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区位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

本文从经济区位论的角度,研究了区位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以及它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提出以下观点：①各级政府或决策部门可通过一定的区位政策,如区位投资环境的改善、区位补助金和区位倾斜政策等来诱导或限制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活动行为的空间选择,最终实现国土的有效、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②区位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可以使利益空间的界限扩大或缩小,加速或缓减产业的空间集中或分散,刺激新产业区位生长点的形成,以及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等。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是必要的。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介绍了小规模技术、技术地方化、技术创新升级、比较优势、国际生产折衷、国际区位进入和投资阶段等适用中国的对外投资理论,最后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对外投资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动态分析与评估

在阐述城市投资环境研究意义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以1997,2003,2005年为研究本底年,对全国35个主要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进行了动态分析与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总体水平不高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制约投资环境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等软环境;按照中国主要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的差异可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差等4种类型,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份其类型有所变化,但大部分类型变化不大;根据投资环境竞争力相对强度和增长强度大小可将中国主要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演化类型分为稳步增长型、快速增长型、潜在增长型、缓慢增长型4种.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亚五国投资环境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熵权理论,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基础设施、生产因素四方面,对中亚五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五国的投资环境与吸收FDI的关联性进行了简要分析,以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提供参考建议。结论如下:(1)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的整体投资环境最为优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处于中等水平,塔吉克斯坦的整体投资环境较差;(2)在经济、政治、基础设施和生产因素四个方面,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环境在各项指标中均表现较好,其他四国的优势因素各不相同;(3)中亚五国投资环境的优劣对吸收COFDI和全球FDI都有显著影响。     

长三角地区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分析

不同于企业绿地投资优选最佳区位,并购投资的关键在于买方和标的企业间的配选、交易与整合,其时空动态性需要从并购双方地理分布格局、投资联系网络结构等方面进行刻画。本文以长三角作为研究案例区,通过企业并购投资数据库建构与多元技术方法应用,重点分析区域尺度的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企业并购双方共同集聚特征明显,主要分布在上海以及沪宁、沪杭甬沿线地区,但并购双方空间集散趋势出现分化,标的企业向外围区扩散的态势更为明显,买方企业则进一步向上海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② 长三角基于企业跨区域并购投资联系的县市（区）网络不断加密、拓展,但上海中心城区、浦东新区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市区的核心节点地位日益强化,核心区与外围区、一市三省、大都市与其周边地区之间企业并购投资联系强度的空间“不对称性”也较为明显。③ 伴随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长三角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经历三个阶段,即单核心、弱网络联系阶段,单核心、多次级重要节点、网络联系加强阶段,多核心、多层级复杂网络结构基本形成阶段。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探析有助于丰富经济地理学界的企业投资网络及区位模式研究,能够为全国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等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     

无锡加入西部大开发的重点领域与实现途径

文章运用区位论、区域投资开发理论,结合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从区域城比较优势角度,通过对无锡与西部地区经济要素互补性、无锡加入西部大开发的可行性领域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无锡优势产业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可行性领域取向与实现途径。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温州民营企业为例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式”。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建立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势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优势拓展因素仍起到重要作用,优势寻求型的技术创新资源、市场营销渠道、市场信息资源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蒙古国省级行政单元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对策研究

蒙古国作为中国的邻国,两国之间的资源和产业互为补充,贸易合作前景广阔。选择最佳区位和产业来加强对蒙古国的投资,对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是目前研究较为有限,存在着投资环境不明确,投资风险未知,严重限制了对蒙投资和贸易合作。本研究团队对蒙进行了十数年科学考察研究,获得了大量一手调研数据。根据对调研数据及蒙古国区域政策的分析,本研究构建了投资环境评估模型ESE-PRT模型,从经济、社会、生态、资源、交通、政策等方面科学评估了蒙古国22个省级行政单元投资环境,划分了四类投资区,进一步揭示了优先投资区的投资优先产业及主要的投资风险,并针对蒙古国投资环境提出了相应的投资对策。本研究结果将为蒙古国重点投资区位选择、中资企业海外布局及中蒙双边经贸合作提供科学支撑,并将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促进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区域 投资环境变化

通过对56家珠三角企业的调查,发现区位条件、政策法律、生产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是影响企业发展的5个最主要的投资环境因素。基于此,文章构建了珠三角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针对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变化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环境是有所弱化;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环境是有所改善。同时,从生产成本、区位条件、优惠政策和产业配套等方面对影响珠三角投资环境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推动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加强“三旧”改造、实现区域一体化等改善投资环境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与若干经济地理研究议题——基于中国对全球与东盟的投资分析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