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与旅游地明星动物商品化的邂逅研究——以四川大熊猫基地为例

人与动物的互动实践已成为人文地理学者探索人地关系的重要研究议题。以四川大熊猫基地为案例,基于“魅力”概念,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游客与明星动物在旅游活动中的邂逅,并揭示在此旅游过程中动物的能动性发挥与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研究发现,游客与大熊猫的邂逅发生在不同空间情境下,其多样性是旅游地设计并刻意安排的商品化结果。大熊猫的魅力之于差异化的空间情境往往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1)在实体展示空间的“前台”中,大熊猫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能够激发游客观览时的天然好感,旅游地对其进行利用以维持大熊猫旅游的不竭热度;(2)旅游地所构建的虚拟展示空间则提供了无法直接观览到的大熊猫生物学特征与生命历程,使游客与大熊猫邂逅形式得以补充与丰富;(3)而在实体展示空间的“后台”中,旅游与公益教育相结合,游客被允许接近大熊猫的生活空间,建立起基于肉身魅力的更深层次的亲密邂逅。总体看,大熊猫的魅力不仅塑造了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而且还构建了游客对于四川的地方认同。研究以空间视角探究了人与动物互动所营建的关系网络及其映射的权力运作机制,为探索旅游情境下的人与动物关系提供...     

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展望

中国数字经济方兴未艾,推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在系统梳理有关创业研究的相关文献基础上,建构地理学视角下的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框架,探究数字化嵌入到创业过程中各行动主体的构成,以及新要素建构创业生态系统的空间过程和机制,并且分析总结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与地方发展的交互动态。最后基于中国情境,着眼于中国创业发展的地方实践,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以期为数字化时代创业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指导中国创新创业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展望

中国数字经济方兴未艾,推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在系统梳理有关创业研究的相关文献基础上,建构地理学视角下的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框架,探究数字化嵌入到创业过程中各行动主体的构成,以及新要素建构创业生态系统的空间过程和机制,并且分析总结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与地方发展的交互动态。最后基于中国情境,着眼于中国创业发展的地方实践,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以期为数字化时代创业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指导中国创新创业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基于ESDA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的旅游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发现,中国省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聚集状态。进一步建立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空间滞后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表明,旅游总收入模型和国内收入模型的参数ρ显著为正,说明邻近区域之间旅游收入空间联系十分密切,且国内旅游的溢出效应大于总体旅游的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是总体旅游、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旅游上层设施、人力资源、旅游基础设施在统计上十分显著,是总体旅游和国内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入境旅游模型则整体拟合较差。     

基于地方场域的实践：以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解析留学归国人员的求职困境

随着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回国人数的不断增加,海归就业难的情况引发了一系列公共讨论,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论文借助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及场域、共知、惯习、资本等作为概念工具,基于33位硕士归国人员与73位雇主的访谈资料,从地理学角度分析了留学归国人员的求职困境。结果表明,留学归国人员和雇主分别处于国际教育场域和本土就业场域。国际教育场域以西方机构发布的全球院校排名为主要表征,根植于西方为主导的全球高等教育等级体系。因而留学人员往往认为留学获取的资本在本土就业场域具有可转换性,有利于个人及家庭的向上社会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而雇主的招聘实践受到本土就业场域内一系列本地化规制的影响,近年来对海外资本的需求和认可度逐渐降低,更加重视本地化文化资本和植根于本地场域的具身体验。论文的分析兼顾本土地方实际、全球教育结构以及个人能动性,为留学归国人员和雇主之间关于海外资本价值的非对称认知与相关实践提供了理论解释,揭示了资本在社会流动性、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地方动态转换过程,并强调移民语境下的资本、共知、惯习等具有明显的地方根植性特征。     

Analysis of rurality concept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北大核心CSCD

乡村性既是乡村宏大叙事的认识论,也是引领乡村发展实践的方法论,旅游要素的注入使得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具有区别于普通乡村的特性。论文基于传统乡村、快速城市化到城乡融合的乡村发展历程,从乡村区域功能、政治经济学、乡村整体建构等视角回顾了国内外乡村性相关研究。基于“要素构成—基本属性—重要特征”的概念分析逻辑,对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进行解析,论文提出：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是旅游影响乡村重构过程中“人—地”关系的地方意义所在,从需求主体角度体现为旅游者对乡村的认知与情感,从乡村发展角度体现为多元主体在特定乡村地域空间情境下持续开展的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的结果表征,具有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及景观等基本属性和空间维度的地域性、时间维度的动态性、价值维度的体验性等主要特征,需置于“我者”与“他者”、城市性与乡村性、现代性与传统性、商业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中加以理解。论文构建了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概念分析框架,从研究内容和方法层面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展望。     

日本旅游地理研究回顾与进展

日本旅游地理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其发展历程总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作为旅游地理研究的萌芽期,以滑雪、温泉旅游聚落的零星研究为主。60年代至80年代进入新的时期,内容涉及了大都市旅游圈、旅游地、旅游资源等相关研究。80年代后注重对大众旅游的反思,柔性旅游与新旅游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日本旅游地理研究内容以温泉、滑雪等各类型旅游地为主,对旅游流、旅游空间、新旅游与着地型旅游的研究目前相对较少。总体上看,日本旅游地理研究主题具有延续性,内容与实践结合紧密,但理论基础上具有依附性。未来的研究将呈现内容多元化,视角多样化特点,并立足于更多新的旅游实践而发展。     

结构变迁视角下的粤港澳跨域协作治理

港澳回归以来粤港澳政府间合作面临诸多困难，因此中国中央政府以纵向嵌入的方式助推大湾区建设来破解跨域协作难题。基于多维动态过程视角，系统分析了三地产业结构、府际关系、社会文化变迁与跨域协作的内在关联，认为产业结构消长压缩了经济合作空间，社会文化交融不足弱化了三地协作动力，而全面管治权与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则重构了府际间政治距离，这为中央政府高位推动跨域协作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指出，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虽可在短期内调动各方积极性，但受制于地方政府理性人与代理人的角色关系，难以维持跨域协作的长期能动性。未来应树立动态过程管控理念，建立制度性跨域协作框架与功能性跨域治理机构，督促港澳采取积极产业政策，并高度重视三地社会与文化交融问题。     

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发展与反思：基于2015—2020年中英文文献分析

作为一个在中国发轫较晚的人文地理学分支,社会文化地理学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研究话题的日新月异以及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推陈出新,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近年（2015—2020年）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同时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学科现象和值得反思的问题,如话题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科学性的反思和质疑等。因此,从延续学科自省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坚持从中、西对比的角度,不断度量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定位学科的特点,以期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一定的方向和启示。借助文献分析工具对2015—2020年中、英文领域主要学术期刊的社会文化地理学文献进行采集和分析,辅以德尔菲法对学科专家进行咨询,尝试结合客观和主观数据,综合辨析当前中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特色,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所在。从分析结果上看,国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涵盖：1）从移民研究到流动性研究;2）从文化景观研究到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3）弱势人群研究与关怀地理学等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包括：1）理论引介与反思;2）城镇化、流动性与多元移民;3）旅游与地方;4）乡村转型与乡愁等方面。综合国内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成果可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作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发源地,在学科知识“生产—消费”循环中保持优势地位;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重点关注国际大政治和日常政治话题,而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与旅游和乡村话题结合紧密,与西方形成明显区别,反映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国际化趋势明显,但中、西方知识交换程度不高,知识边界依然明显。另外,专家咨询意见也凸显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者的学科归属感有待加强、研究范式系统化不足与共识不充分等问题。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需要不断推进学科交叉和方法创新,探索其地理学本质,在国际化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服务国家,对话世界。     

旅游体验视角下旅游流网络结构比较研究——以黄山市为例

随着当代社会表现出日益凸显的流动性特征,旅游流在旅游地域系统的要素关联和空间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旅游体验会对旅游者的空间行为造成影响,产生游中和游后差异性的旅游流网络,为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的重组和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黄山市为研究案例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游中和游后的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在旅游流网络结构方面,游中和游后的旅游流网络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游后的旅游流空间网络规模及范围较游中发生了显著变化,旅游者倾向于对更大空间范围内的邻近节点进行组合游览;（2）在旅游流节点功能方面,核心节点在游中和游后均发挥重要的辐射和集聚功能,游后旅游流节点功能整体提高,部分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节点成为游后旅游流网络的关键节点;（3）在空间组织重组和优化方面,进一步增强区域内部核心旅游节点的旅游流集散功能,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形成空间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是未来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发展和调整的总体趋势。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相关结论展开讨论,并分别从空间格局、线路组织和交通体系三个方面,对黄山市旅游网络结构合理优化提出对策建议。     

景区依附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化限制性分析——以施秉喀斯特遗产地社区为例

当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的探讨较少从文化方面深入分析。本文在建立文化限制性因素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贵州省施秉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依附型社区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1）景区依附型社区参与旅游并非呈线性发展,遗产地社区20余年来的旅游发展经历了“搭便车”参与、中期的自发组织性参与到目前发展陷入困境等阶段（;2）依附型社区参与旅游的阶段性发展困境中,文化限制性因素尤为突出（;3）遗产地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变化是由地方的社区参与意识、社区参与能力、社区参与领导力、社区参与凝聚力以及社区参与集体行动力等若干文化限制性因素所致。研究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状况的深入评估,为分析文化限制性提供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框架,对乡村旅游发展、地方政府旅游政策的制定以及“乡村振兴”等具有参考意义。     

旅游背景下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

仪式因其符号性和社会性成为空间研究和理论阐释的绝佳场域,在仪式与仪式空间研究中,仪式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仪式空间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以安顺屯堡地戏和芒康加达村巴玛巴典为例,运用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回溯并分析两种仪式空间生产的过程与特征,刻画参与和影响仪式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深入解析仪式空间的各个维度及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力图比较和呈现旅游发展对地方传统仪式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仪式的空间是仪式主体社会关系织就的空间,其空间生产本质上是社会关系与空间秩序“重构或调适”的过程;在旅游影响下的仪式空间生产中,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之间差异化的互动关系造就了仪式中差异化的空间实践;此外,仪式的空间生产隐含着对现代性消解的抵抗。本文构建了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为解读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与空间三元互动提供了新视角,以揭示旅游与地方文化变迁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中国旅游治理中的实践

公共治理理论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引。通过对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发展脉络的回顾,发现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经历了一元(政府)到二元(政府—社会)再到三元(政府—市场—社会)的发展历程。通过其发现脉络的梳理,发现其对中国旅游治理实践有以下几点启示:(1)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经历了一元到二元再到三元的发展历程,但是其理论的分析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旅游治理实践的发展,未来需要加强本土化旅游治理研究框架分析;(2)在治理主体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群体,在中国旅游治理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增加其有效参与路径研究,以提高在旅游治理中的话语权;(3)未来需要多探讨中国情境下旅游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提高治理能力与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文化多元与邂逅：电影作品中的华裔社区地方营造

经过艺术加工的影视作品反映现实的同时也高于现实,不断重构、书写现实空间。本研究援引邂逅地理及地方感等理论,以5部华裔社区空间题材的电影作品为主要分析对象,以文本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探讨五部影片中关于华裔社区的选择再现及其背后蕴涵的社会文化意义。研究发现：①影视文本首先从民俗仪式与风水文化两个空间文化符号出发,构建地方性;在此基础上,电影文本以景观符号为切入口再现华裔社区的物质空间,实现新的地方营造。②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华裔社区成为“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邂逅的重要场所。③非表征理论通过强调人的“身体”与族裔社区的相互关系从而在地方协商和情感融入框架下探索新的邂逅。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电影文本中族裔社区的文化多元性与地方治理的关系,为族裔社区在未来实现更好的地方治理提供参考与建议。     

自然旅游资源规制中的资本霸权——基于广东南昆山温泉的个案研究

资源与权力密切相关,具有政治性。只有提升到社会建构层面来认知旅游资源内涵,才得以洞悉中国旅游资源规制发展演变的本质。以广东南昆山温泉为典型案例,通过实地调查、政府档案梳理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南昆山温泉资源规制的权力和社会过程进行深度考察,以期透过南昆山温泉的典型案例形成对中国旅游资源规制更为深入的理解。研究表明,中国在旅游资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最近30 a时间里建立起一套资本逻辑的话语霸权。在国家拟定的市场化路径下,个人（开发商）逐渐取代国家成为各地温泉资源规制的主角;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联合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温泉资源地方规制的演变过程,进而导致了普遍的社会非正义的现象。要维护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正义原则,就需要破除国家与社会对发展的迷思,并借由普遍主义的阶级政治来抵抗不正义的资本积累过程。     

场域理论视角下商业绅士化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以成都大慈寺社区为例

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为例,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不同行为主体的视角出发,分别分析了地方政府、开发商、绅士化群体、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及周边小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资本获取,探寻商业绅士化空间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绅士化空间及其周边住区共同构成了一个绅士化场域,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场域中获取和积累各自资本从而确立其社会实践地位。特别地,绅士化核心场域由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绅士化群体共同构成的利益联合体推动形成,体现一种至上而下的全球化资本逻辑运作;边缘场域由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和周边租户在周边小区构建而成,其受到了核心场域的支配和影响,与核心场域内的三类主体形成了动态互哺关系,从而逐渐产生新一轮绅士化进程,呈现一种至下而上的本土化资本发展逻辑。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中的核心场域与边缘场域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分异又相互融合的复杂特征,构建了两者之间的循环发展路径,带动了中心城区的整体更新发展。研究填补了中国商业绅士化对于周边住区影响的理论空白,同时也对城市中心商业空间更新的良性改造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旅游产业投资及旅游发展空间结构响应——基于2000~2015年旅游业三大核心部门数据的分析

以旅游业三大核心部门（旅游饭店、旅游景区和旅行社）的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源投资为研究变量,分析了2000~2015年中国旅游产业投资演化及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的响应。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产业投资存在与旅游发展总体协调、省域空间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多样和部门差异明显的特征;省域旅游发展响应系数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旅游产业投资的“时间磨蚀效应”和“绩效累积效应”;在“空间牵引效应”作用下,中国旅游产业投资促进了中国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特征由离散型“核式极化”向连续型“域状扩散”转变。最后,提炼了旅游发展对旅游投资空间响应的实质：以投资为驱动,依据循环积累因果机制,促进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增长。     

基于游客感知的成都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演变研究

基于在携程旅行网（Ctrip.com）上收集的2000－2019年成都相关游记,通过构建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维度分析框架与专属的分词词库,运用游客感知偏好标准差椭圆（SDE）和文本分析,从时空维度探究成都近20年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的演变。总体上,认知形象呈现丰富化趋势,其时空演变具有以下特征：1）游客偏好向“体验游”转变,SDE向东南（市区）偏移,旅游吸引物、旅游休闲和娱乐中“体验式消费”维度占比提高;2）“悠闲”的城市气质更加鲜明,浓烈的地方氛围促进市区吸引力的提高,推动SDE向市区方向进一步偏移;3）“去地震化”的旅游响应明显,表现在公共基础设施、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环境维度,受灾景区及恢复重建影响SDE方向偏移。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研学旅游的知识与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重构——以广东丹霞山自然保护地为例

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核心的研学旅游逐渐成为自然保护地创新发展生态旅游的替代性选择,但知识如何影响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以广东丹霞山自然保护地为案例地,探讨丹霞山从观光旅游向研学旅游转型发展过程中,知识类型的转变以及社区居民的知识学习、传播对他们的地方认同产生影响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1）研学旅游中的知识重新建立社区居民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并产生地方认同;2）知识对于地方差异的界定与学习、传播知识的行为互动过程共同影响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形成与变化,不同类型的知识界定地方差异并赋予相应的意义;3）地方认同产生于社区居民对于特定知识框架下的地方差异和地方意义的学习内化过程。知识传播过程中的身份展演实现地方认同的社会化,并产生集体层面的地方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