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     

21世纪俄罗斯对外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变态势

俄乌冲突不仅影响全球地缘关系，也对全球能源、粮食、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及其投资贸易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俄罗斯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核心国家，深入解析俄罗斯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变态势，对加强中俄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厘清全球贸易关系及地缘格局演变也具有重要参考。本文基于2001—2021年俄罗斯进出口贸易数据，深入刻画其贸易格局演变，并解析其主要贸易流。研究发现：(1)2001年以来，俄罗斯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总体经历了快速增长期、调整恢复期、调整下行期、恢复上升期4个阶段。(2)从商品结构来看，俄罗斯出口结构较单一，以能矿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等能源和原材料商品为主；进口结构相对稳定，以机械电子、交通运输、化工等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3)从空间格局看，俄罗斯对外贸易范围有所收缩，主要集中在中欧、东欧、西欧和东亚，由早期的“西高东低”转变为“东西均衡”态势，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地位显著提升，中东欧的地位显著下降；其出口市场波动较大但主要集中在欧洲，东亚是其进口的主要拓展区域，且亚洲已成为其主要进口来源地。(4)从贸易流看，俄罗斯主要进口商品的类别变动不大，但各商品的地位及其主要...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连通性演化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核心环节。基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数据库，论文综合集成组团识别、核心—边缘轮廓、视差滤波等网络中尺度分析方法，构建探索贸易网络连通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和连边双维度揭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时空格局、拓扑关系以及连通性演化，以期能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联系持续增加、网络密度不断提升、贸易规模分布空间异质性突出，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层级结构明显、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贸易网络格局；(2)“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存在地理邻近效应，地理距离在全球及区域尺度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演化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3)“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呈现出明显分化，极化效应凸显；(4)“一带一路”贸易骨干结构不断拓展和丰富，呈现出向核心国家集聚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以中国为绝对核心，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为次核心的骨干网络格局。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优化贸易发展格局以及提升贸易网络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崛起与世界贸易网络演化：1980—2018年

随着网络分析方法的发展,利用社团检测和社交网络分析研究世界贸易网络成为当前重要的前沿问题。但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多为短期尺度,中长期尺度研究亟需更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要素增多,“一带一路”建设正进入深耕细作的阶段,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转变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更替的长尺度变化,有利于揭示世界贸易网络的中长期演变趋势,并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启示。论文主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贸易方向统计数据库(DOTS),首先总结了1980—2018年世界贸易发展3大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然后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贸易网络中组团及国家地位的演变。研究发现：①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和技术进步对世界贸易网络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新自由主义的推广、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全球贸易空间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贸易网络变化重要的力量。② 从Top1贸易网络上看,世界贸易格局呈现出“稳中有变”的演化趋势。世界贸易网络中,欧洲部分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组团相对稳定,而英国和意大利组团地位不断下降;美国主导了亚太部分,澳大利亚组团较为稳定,日本组团地位下降。③ 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导致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国家近年来成为了新兴的区域性贸易中心。④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了超过美国的世界贸易组团核心。最后,简要讨论了中长期尺度贸易网络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启示。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清晰刻画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变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3个方面探讨了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产品结构上,以电信设备为主的电子通讯产品主导全球高科技贸易发展,但在国家尺度上,化学产品和武器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产品或出口优势产品;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联系紧密,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并发育出稳定的“核心—边缘”式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转变,贸易最大国也由美国转变为中国,网络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格局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多拱”格局转变,但美国依然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④ 影响因素上,贸易规模、经济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全球军事科技实力的变化将重构世界格局从而影响世界局势的走向,准确把握世界地缘军事科技格局演变对深刻认识和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IPRI武器贸易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从产品结构、网络格局和影响机制3个方面研究了全球军事科技贸易时空格局演化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全球军事科技贸易规模呈波动上升趋势,贸易产品结构以军用飞机为主导,海军舰艇与装备、导弹和装甲车为组成的一极三核特征,军用飞机是大部分国家或地区主要出口产品或进口依赖产品;(2)全球军事科技出口格局呈美国、俄罗斯和西欧的三极分布特征,亚洲国家影响力显著提升,地缘军事格局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特征明显,进口国和地区集中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南欧—北非一带,空间分布格局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位置相吻合;(3)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呈一超多强特征,欧亚大陆始终是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的主要舞台,亚洲国家成为重塑贸易格局的重要力量。(4)以美国和俄罗斯为核心的军贸竞争格局凸显,美国最大流网络的扁平化趋势揭示着美国主导能力的提升和西欧次主导国家的衰退;(5)军事科技贸易网络演化是进出口国家（地区）的属性与邻近性...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与能源竞合关系

详尽地探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国际贸易的竞合关系,可为中国能源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论文运用复杂网络方法,从整体格局出发研究了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重点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贸易集团演化与供需大国的能源竞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贸易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近年来,能源贸易主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当前占世界总数近80%的国家/地区均参与能源贸易;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同时具有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性;世界能源的进出口格局已发生重塑,能源的出口重心逐渐由东亚、中东、澳洲和欧洲转向了东欧、中东、北美、澳洲和西非等地区,进口重心由东亚、西欧和澳洲向北美、东亚和西欧转移;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存在四大集团,分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集团、欧洲-俄罗斯等国家贸易集团、东亚-东南亚贸易集团和澳大利亚-印度-非洲贸易集团等。地理距离、制度差异、历史文化及政治关系等是贸易集团演化的重要原因;贸易集团内,核心国家间的贸易依赖存在着非对称性,能源需求国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现象更为突出,东亚、东南亚市场是供给国共同争夺的对象。     

“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的社团结构及其经济收敛效应研究

采用社团检测方法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网络社团动态演化特征,利用2003~2017年沿线各国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社团内部经济收敛状况,探讨贸易网络社团内部联系对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效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形成跨区域联系的贸易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社团演化较为稳定,2013年后东南亚-西亚社团国家数量突增;欧洲国家内部联系紧密,形成区域性贸易合作体系,仍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弱影响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对缩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全时段内,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加快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显著高于整体贸易网络收敛速度,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南亚-西亚社团在三个时段内均呈现出收敛趋势。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演变和影响因素分析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贸易发展优势明显。运用贸易强度指数和HM指数,分析2001—2017年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和贸易依赖程度,并分析影响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联系紧密,增长速度快,贸易总额在“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区域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②马来西亚和泰国成为重庆与东盟国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而与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的贸易总额较少;③在进口方面,形成以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为首的多元进口格局,泰国和越南进口伙伴地位上升。在出口方面,形成以马来西亚为首的多元出口新格局,越南出口地位下降;④在市场相互依赖程度方面,重庆出口对东盟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贸易市场的重要性程度上升,而对东盟国家市场依赖程度较小;⑤产业结构、贸易通道、文化交流和政策等是影响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合作与竞争格局研究

绿色贸易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选取UN Comtrade 2005—2017年中国与沿线64国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类环境产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研究环境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状况,分析之前格局,基于现有格局,完善未来布局,进而提高域内绿色贸易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和进出口之间比较不平衡;进口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均衡;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以合作格局为主,竞争格局为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贸易增长从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错位合作,主要进行技术研发合作,重点布局新兴绿色产业;在其他地区开展整体合作,主要进行产业规划转移,分层次、分国家、分时段布局传统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生产网络;加快出台“一带一路”环境产品名录,提高绿色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结构及发展潜力研究

农产品贸易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通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及其增速存在区域间与区域内国家间双重差异性和阶梯性特征,东盟地区是沿线与中国农产品贸易额最高的区域,中亚地区是沿线与中国农产品贸易占比较低但增速较快的区域;改善贸易结构、优化贸易环境是实现沿线国家互动共赢共享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利用可比净出口指数、贸易集中度指数、Hilbert曲线、时空多元模式可视化、岭回归等方法,对1992—202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化进行分析,并解释其与粮食安全的关系。结论认为：① 1992—202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体格局发生了转变,表现为对国际进口的依赖显著增强,猪肉、牛肉、玉米、高粱、油菜籽等众多农产品由出口转变为进口状态。快速增长的进口直接增加了国内食物的供应,提升了粮食安全水平。② 农产品进口呈现产品结构和空间结构双集中的叠加效应,这种效应使得重点农产品进口极易受美国、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贸易政策变化的不利影响;在出口方面,农产品集中度较小,随着与“一带一路”等地区国家贸易的发展,地理集中度也显著降低。较低的集中度有利于稳定出口的经济效益,保障出口部门农业生产的稳定性。③ 中国农业生产出现部分进口产品生产规模压缩的趋势,加上高度集中的进口结构,将使得国内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保障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更加脆弱。建议在坚持贸易开放的同时,优化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结构,引导形成合理的农业种植格局。     

环南海地区与域外国家军品贸易格局特征及地缘战略启示

环南海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战略枢轴,其和平稳定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发展繁荣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环南海地区与域外国家军品贸易格局进行分析,探讨域内外军品贸易网络结构与格局特征。结果显示：①环南海地区军品贸易规模演化特征受到地区局势的影响显著,军品种类的进口与地缘战略和地理结构密切相关;②俄罗斯和美国作为环南海地区最大的两个军品输入国其军品分布与流向体现了遏制与突围的战略态势,军品贸易网络在多国主导下的收缩和去中心化的特点体现了地区局势趋向于缓和与稳定的态势;③中国对俄罗斯、法国和乌克兰等国的军品进口依赖程度呈下降趋势,并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军品出口国;④未来中国宜持续推进南海命运共同体建设,以战略智慧处理中美关系,充分利用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加强与环南海地区域内外国家的国际合作,积极谋求主动与和平发展,携手各国共同将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分析

贸易关系可用来刻画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本文通过构建源—汇互动矩阵分析框架,借助商品贸易数据,从出口与进口两个断面,选取偏好率、市场占有率和集中度3个指标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时序变化。结果表明：①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偏好率整体上升,且高于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偏好率;②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市场占有率远高于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市场占有率;③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偏好率高于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偏好率,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偏好率主要集中在周边发达国家以及部分东盟国家;④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市场占有率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且高于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市场占有率;⑤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展经济体以及东盟中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差异和演化规律,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提升“周边是首要”的地缘边际效应。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Products Trade Flows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capac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ecological overload,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to make up for the ecological deficit. This study tak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the study area to analyze the biocapacity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rade flow characteristics we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capacity.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virtual land was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trade on compensating for the resource gaps in crop and grazing land. The main results show that: 1) In 2005-2014, the majority of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were experiencing increasing degrees of overload. In China, cropland takes up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biocapacity, while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s dominated by the carbon footprint. 2) The trade flow of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product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shows a trend of increasing imports and decreasing exports, which increases dependence on specific regions. 3) In 2005-2014, China’s trade in cereals and oil crop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re generally net imports, and the share of cereals traded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creasing gradually, but that of oil crops decreased rapidly. 4) The import trade has alleviated ecological deficit, as the selected products compensated for 1.03 times of the cropland deficit and 0.65 times of the grazing land deficit in China. This study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d use and trade deeply, and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reducing ecological deficits, optimizing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ing win-win cooperation amo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分析

选取UN Comtrade 2000年—2016年中国与南亚各国相关贸易数据,从中国与南亚的贸易现状入手,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贸易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HM指数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进行测算。研究表明：①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贸易总额呈增长态势,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②中国与南亚各国贸易显著不平衡;③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一直以印度为主,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辅;④中国出口南亚的主要商品类别的国家间差异在缩小,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⑤中国进口南亚的主要商品类别的国家间差异较大,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⑥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整体呈增长态势,而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多呈下降态势。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一直牵动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研究其贸易关系对推进双边关系、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态势,探讨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及敏感行业,评估中印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期为中印关系演变提供有利支撑。研究发现：（1）2001—2017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印度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提升较慢;（2）东部沿海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弱;（3）中、印双方均未能识别出明显的敏感行业,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商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逐渐转为技术密集型商品;（4）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业的出口拉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矿物的出口拉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5）出口印度对东部沿海贸易大省的经济拉动比较明显,对于印度毗邻的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拉动也相对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