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广州市三类社区居住满意度与迁居意愿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广州三种不同类型居住区即传统老城区、城中村、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情况,利用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对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和居民迁居意愿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不同,总体上受社区归属感、住房所有权、设施完善程度影响较大,且与在本居住区居住时间呈负相关关系;迁居意愿的产生受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居住区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传统老城区家庭总月收入越低,居民对现住房越满意,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高学历者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城中村居民迁居意愿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结果,其中社区归属感越强烈,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意愿受户主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较大。研究结果表明西方的迁居理论,如生命周期理论并未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这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复杂的住房构成和住房市场机制相关。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

基于问卷调查的非汇总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度了北京城市124 个街道的就业可达性,并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标度指标,讨论了职住空间错位与居民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可达性高于郊区,高就业可达性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及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东北一隅。② 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与住房状况等条件下,街道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业可达性平方与居民通勤时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③ 分收入组来看,中高收入组两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显著,表现为通勤时间与就业可达性为正向相关,与就业可达性平方为负向相关,说明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勤时间,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该结果与西方城市研究的研究结论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处于空间重构和转型期的独特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约,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消减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障碍。     

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住房改革的推进,城市居民通过居住迁移进行住房调整的行为日趋频繁。居住迁移作为城市空间分异和重构的微观机制在城市地理学、住房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考察居住迁移的发生概率和驱动因素,较少论及居住迁移中的区位选择。论文基于2018年“上海市居民住房和生活空间调查”问卷,采用生命历程和时间地理学视角,刻画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轨迹,并使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居住迁移前后居住区位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主要区位选择为跨环线向外迁移,但不同世代、不同户口、不同住房产权的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有较大差异。生命历程中的年龄、可达性中的工作单位区位以及住房属性中的产权性质都是影响居住迁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北京城市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错位

服务设施可达性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广泛重视,然而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却暴露出服务设施可达性下降的问题。从居民的视角出发,构建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错位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基于北京市2005 年居住环境调查主观数据对居民的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利用北京城市服务设施空间数据借助GIS评估居民的客观服务设施可达性,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讨论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的错位情况和相关因素并侧重验证城市空间结构和住房获取渠道的影响,这些因素与中国的城市发展和住房政策变化紧密相关并将基于此提出促进居民实现其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的城市规划和政策建议。     

社区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基于居民个体超重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超重和肥胖问题开始显现,严重影响到居民的身体健康。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全国抽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个体超重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社会经济属性后,提高社区人口密度或设施可达性、缩短居民到公交站距离,可以通过减少个体机动化出行倾向而间接降低超重的可能性,但对超重的直接效应及总效应为正。这一结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因此制定健康政策需要基于中国自身国情和规律,在建成环境方面应重点提高室外空间可步行性和休闲吸引力。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前后的社区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居住迁移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不过，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居住迁移的格局和影响因素，较少考察居住迁移的后果，尤其是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前后的社区环境变化。研究基于北京市一项居民居住迁移的追踪调查，采用统计检验及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居民个体微观层面在迁居前后的社区综合设施可达性、可步行性、区位、主观感知的社区环境特征的变化情况，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居住迁移前后居民社区环境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居民在居住迁移后社区环境有所改善，相关变化受到生命历程事件、住房调整、迁居原因及家庭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不同程度的影响。     

煤矿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以陕西省韩城矿区为例

选择陕西省韩城矿区的下峪口矿和燎原矿为研究区域,通过实地访谈和454份有效问卷,利用秩和检验等统计方法,探讨了居民对环境污染的感知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是:(1)矿区居民对环境普遍不满意,他们认为最严重的环境污染是大气污染,其次是噪音污染。矿区环境污染的最主要原因是煤炭加工(洗选、炼焦),采煤并不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原因。(2)在居民属性与环境污染感知方面发现:性别对环境污染的感知无明显的影响。年龄和居住时间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噪音污染的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对水污染、噪音污染和环境卫生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文化集团性有关。居住空间对水污染和噪音污染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水污染和噪音污染感知表现出空间层次性。研究结果可以为矿区的环境治理、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     

居住区位感知下的北京与非京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差异

户籍进入限制是中国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快速扩张的重要手段。在此影响下,当地户籍与非当地户籍居民形成了差异化的职住空间关系。本文基于居住区位感知的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分析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剖析了北京户籍与非北京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影响两大居民群体居住区位决策的空间要素存在差异。京籍居民主要关注的要素为住房的位置和价格、居住小区的邻里素养以及教育、医疗、休憩等配套设施的可达性;非京籍居民则更关注住房支出和面积等住房基本条件、居住小区的公共服务和治安状况、购物和娱乐设施以及地铁交通的便捷性。② 职住空间要素影响职住关系的传导路径存在差异。收入与支出能力更为显著地影响了京籍居民的居住区位决策;政策与制度对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要素状况的提升有更为明显的制约作用;情感与发展期望则更有利于提升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满意度水平。③ 职住空间关系生成的行为主体存在差异。市场驱动下的住房成本和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制度更为显著地降低了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要素的可达性和职住接近水平;代表居民主体的情感与发展期望则相对显著地提升了京籍居民的长距离职住通勤的耐受水平。京籍和非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及其生成路径的差异是中国大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户籍制度影响下的人口社会再分化的结果。     

收缩城市住房空置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基于居民用电量视角

以中国典型的资源型收缩城市——伊春市的伊春区为研究对象,从居民用电量视角对住房空置情况进行判定,同时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网络分析以及问卷访谈等方法,基于区域、居住区、格网3种尺度,对2013—2018年住房空置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① 伊春区空置住房总量和空置率总体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在国际通行标准下处于“供需基本平衡”状态;② 伊春区住房空置格局在区域尺度、居住区尺度、格网尺度等不同尺度下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但各尺度均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布特点;③ 人口流失、经济支撑、城市功能地位以及居民感知等因素影响伊春区住房空置时序演变,而城市空间开发扩展、住区建设演变、教育医疗设施布局、公共交通可达性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住房空置的空间分异。     

生命周期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居民迁居强度的影响——基于武汉市多源数据分析

随着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行,城市内迁居行为日趋频繁。洞悉不同年龄段居民迁居内在驱动力,能为城市居住环境规划与建设改善提供依据。论文利用2019年与2021年武汉市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以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视角,识别武汉市四环内不同年龄段居民交通小区迁居强度,并提出建成环境因子特性与迁居强度关系模型,探讨居民生活圈内各建成环境因子对多年龄段居民迁居影响的特性差异。研究发现：(1)不同年龄居民的迁入与迁出强度在不同城市区位上存在分异,19～39岁居民相较于40岁以上居民迁居更频繁;总体呈现内环线的交通小区迁入与迁出强度表征偏高,且均大于外环线的交通小区。(2)公共服务设施、交通便利度和居住环境维度内相关指标是影响居民迁居决策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年龄段居民居住需求不同,部分变量因子在不同年龄段下特性分异明显。考虑到各年龄段居民迁居强度及因子特性不一,相关规划决策需采取差异化的建成环境改善措施,科学引导不同年龄居民迁居,优化城市人口分布。     

社区主客观特征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机理——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城市研究与规划越来越关注城市生活空间的构建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满意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郊区快速发展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论文基于对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的一手数据,在Campbell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从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聚焦社区客观建成环境、社区主观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社区感知情况对社区满意度有直接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健康、便利、安全和美观情况的感知对社区满意度都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社区的密度、可达性、设施等客观建成环境通过影响社区感知特征而间接地影响社区满意度;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对社区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的影响甚微,影响郊区居民社区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社区特征。     

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碳排放的影响——以开封市248个居住区为例

居住区是居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其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核算居民各类出行碳排放,通过POI抓取、空间句法、网络分析等方法识别开封市主城区成规模的248个居住区的建成环境特征,借助核密度和GWR等方法剖析居住区尺度居民各类出行碳排放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城市内部居民出行碳排放空间差异显著,居住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问题突出,外圈层快速扩张区域应作为城市碳减排工作的关键区域;② 居住区尺度能较好地揭示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路网设计、建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等因素对各类出行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差异较大,作用强度亦存在不同方向上的空间渐进规律;③ 根据出行碳排放结构及其对应的建成环境指标可识别出外层高密度欠通达低混合型居住区碳排放水平较高,内层低密度高通达高混合型居住区碳排放水平较低。研究结果可为居住区空间重构和城市碳排放的分区规划与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河谷型城市居住环境剥夺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居住环境质量提升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其设施的不均衡性、可获取性与可选择性差异对居民的生活质量、情感需求具有显著的剥夺影响。本研究以兰州市主城区居住区为研究对象,以各类城市设施的POI为数据源,通过构建居住环境剥夺评价体系定量识别其剥夺程度并对影响因素作出分析,结果表明：① 居住环境的综合剥夺在东西狭长的河谷城区上呈现出重心偏东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高剥夺区集中在河谷边缘区以及西部城区,低剥夺区呈现于河谷中心区与东部城区。② 居住环境的正向维度基本呈现出河谷中心区剥夺程度低,河谷边缘区剥夺程度高的态势;负向维度在空间上则呈现出与正向维度反向的分布趋势。③ 河谷型城市居住环境剥夺格局是城市形态、居住区区位、城市的动态扩张次序、居住区密度以及政策规划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其中,城市形态下的空间可达性制约着城市空间的开发时序,进而影响设施的空间配置水平;居住区区位制约着居住区自身对设施的选择性与环境干扰性;城市的动态扩张导致了河谷城市开发周期的不同,进而导致新旧城区设施配置的不同;居住区密度对城市设施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政策规划对居住环境剥夺格局具有重构作用。     

西安市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

文章构建外部建成环境、内部建成环境、社区综合感知、社区凝聚力、个体特征5个维度15个概念变量的分析框架,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建成环境兴趣点（POI）数据与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定量探究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一般,李克特5分制量表下平均得分为3.54。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景类、医疗类、公共设施类等外部环境场所的可达性是老年居民幸福感的促进因子,老年居民对居住条件、社区绿化配置、内部道路和景观的主观感知以及对社区的综合感知正向影响幸福感;社区综合感知在设施POI类型的熵指数、公共设施类场所可达性对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风景绿地空间建设、医疗服务站点完善与公共设施场所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居住环境优化、住房条件改善与社区养老护理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改进建议。     

基于自然实验的城市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以武汉东湖绿道为例

随着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绿色空间对于居民健康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运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探讨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论文以中国最大的城中湖绿道——武汉东湖绿道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东湖绿道周边52个居住小区的1020份跟踪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与混合效应双重差分模型,探索城市绿色空间干预对周边小区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东湖绿道的建设显著促进了周边2 km范围小区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控制变量中,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与家庭收入水平则呈负相关关系;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小区的社会凝聚力、小区周边500 m范围的建筑密度、居住用地比例和地铁站密度呈正相关关系,与公交站密度则呈负相关关系。建议通过完善以绿道为核心的城市绿色空间网络,提高绿道可达性与邻里社会凝聚力,以此提升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识别与评价

基于北京数字城市要素平台的空间集成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将居住环境的客观指标和居民主观评价相结合,以北京为典型案例,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居住环境类型区,然后采用以居民个体感受作为依据的价值化评价方法,明确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问题,最后总结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北京城区可分为内城异质性居住区、内城同质性居住区、近郊职住混合区、近郊高密度居住区、远郊职住混合区和远郊低可达性居住区等六类居住环境类型区,其空间结构同时体现了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等特征。居民对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从内城到郊区满意度逐级降低。最后提出改善北京居住环境的建议。     

煤矿区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以陕西省彬长矿区为例

 居民环境感知是其环境行为为基础,研究居民属性对环境问题感知的影响,对煤矿区的环境保护社会措施的实施有重要参考意义。彬长矿区是国家重点产煤区,但其环境问题非常严重。通过实地访谈和407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利用秩和检验等方法,探讨了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和调适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是：（1）矿区居民对环境普遍不满,他们认为大气污染最严重,其次是环境卫生、噪音和水污染,最后是塌陷和地裂缝。环境问题的最主要原因由采煤和煤炭加工;（2）在居民属性与环境问题感知方面发现：性别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塌陷和地裂缝的感知有明显的影响。年龄属性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塌陷和地裂缝的感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属性对大气污染、塌陷和地裂缝的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职业属性对各类环境问题的感知均有显著影响。居住时间对噪音污染感知没有显著影响,对其他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居住空间在居民对矿区环境问题的感知上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矿区的环境治理、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     

基于模糊评价法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满意度研究——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

以南京市6个典型农民集中居住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评价法进行居民满意度调查分析,建立了就业状况、住房状况、居住环境、社区生活、经济情况、地理位置和配套设施7个方面27个因子的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结果发现: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居民对社区生活和地理位置较为满意,而对经济情况、配套设施的满意度较低;居民对就业情况、经济情况关注度较高,而对社区生活、住房状况关注度较低。进一步将27个因子分为高关注-低满意、低关注-低满意、高关注-高满意、低关注-高满意4种类型,在对各类型因子进行优先级排序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民集中居住区生活满意度的对策建议。     

基于潜在活动空间的个体时空可达性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可达性是人文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以人为本”理念的影响下,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基于人的研究范式的时空可达性测度方法受到学者关注,成为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等议题的重要切入点。论文通过刻画整日潜在活动空间对个体的时空可达性进行测度,并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基于2017年居民活动日志一手调查数据开展实证研究。首先利用路网分析、二次开发等方法,对个体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潜在活动空间进行测度;其次以弹性时间、整日潜在活动空间面积和可达设施密度为测度指标,利用GIS三维可视化、方差分析等方法分析时空可达性的特征及其在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分异;最后,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区位因素、时间因素和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时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郊区居民的时空可达性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分异,其中远郊居民面临着更强的时空制约和更大的空间困境;区位因素和时间因素是影响居民时空可达性的重要因素。该研究是时空可达性的测度方法在郊区中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时空可达性的动态特征和个体间差异,为设施的时空优化配置和郊区新城建设中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