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分异视角下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影响——以合肥市为例

选取合肥市为案例地,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不同类型社区中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休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社区中,老年人的休闲活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休闲频率最高,公租房社区最低;大部分老年人休闲活动频率为每周≥3 d,且以散步、跳广场舞、打牌等低强度活动为主。2）在感知建成环境变量中,对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感知与单位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存在正相关;而对社区治安的评价仅对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表现出积极影响;居住在公租房社区中的老年人对社区交通便捷度的感知与其日常休闲行为间存在正相关。3）在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土地混合利用度与老年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的关系在单位房社区表现为正相关,但在公租房社区呈现负相关;离最近公交站距离越远,商品房和公租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频率越低;交叉路口的密度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负向影响仅表现在单位房社区。4）建成环境对不同休闲频率的老年人表现出差异化影响,单位房社区中,社区治安、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和土地混合利用度对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负向影响,对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正向影响,而交叉路口密度的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商品房社区中,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与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负向关联,与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正向关联,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与二者的关系恰好相反;公租房社区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与社区交通便捷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与土地混合利用度和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而中等休闲频率的老年人正好相反,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仅受到社区交通便捷度的积极影响。     

健康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步行活动的影响研究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促进身体活动是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的重要方式,也是当前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依托南京市居民身体活动调查数据,选择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且有益健康的步行活动作为研究主题,探究建成环境的影响,以期为相关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探索。研究表明：① 老年人日常步行空间范围可作为步行所涉及建成环境边界,不同类型的主要活动场所则可识别建成环境要素需求差异。② 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公共开放空间、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密集性,以及主观建成环境感知对老年人交通性/休闲性步行活动具有显著影响。③ 基于老年人日常步行活动习惯及建成环境对步行活动的影响,可从有效供给日常步行生活空间、积极引导健康生活方式方面提出相应规划策略。     

广州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邻里影响

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有益于居民的健康福祉.至今鲜有研究阐明绿化环境对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的心理—社会—行为机制.本文运用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百度街景数据,提取多种社区绿化指标,并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阐明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路径和机制,定量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     

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邻里交往是居民获得经济、情感支持的重要途径,对主观幸福感、身心健康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在城市转型、郊区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社区内稳定、密切的社会关系逐渐减少,居民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构成不再局限于社区内部。因此,有必要对社区内、外的社会交往水平及其联系开展研究,探讨社区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论文基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利用个体的常联系人数量及其在社区内、外的分布,将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分为消极社交型、社区内交往型、社区外交往型、积极社交型4类,并探讨社区环境对于居民形成不同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市郊区居民社会交往的总体规模较大,但社区内邻里交往水平较低;社区中的室外活动设施、小型商业网点等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对社区美观程度的良好感知有效地提高了居民在社区内的邻里交往水平;居住在远郊区及门禁社区中的居民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社区外交往水平。研究认为,应注重不同区位和人口结构的社区在规划和营造中的差异化策略,提高公共空间和设施的质量与使用率。研究结果可为以促进邻里交往、优化社会交往模式为导向的社区环境优化提供依据。     

城市轨道交通和建成环境对居民步行行为的影响

步行作为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和日常体力活动形式,其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公共健康研究的热点。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不足,且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对于自选择问题的控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2014年西安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匹配对照的准实验研究设计,通过自选择效应的控制,本文探究并区分了城市轨道交通及建成环境对交通和休闲步行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出行态度和偏好等自选择因素对个人步行频率具有重要影响。② 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自选择因素后,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步行频率。③ 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于步行频率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无论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模型中,均未发现密度的显著影响。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周边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但对休闲步行并不产生显著影响。④ 地铁对交通步行频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步行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为通过优化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和健康出行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居民时空行为与环境污染暴露对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

环境污染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严重危害居民的健康状况。已有关于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主要包括宏观区域层面的环境污染与健康指标的相关关系研究;基于居民日常交通出行的空气污染暴露与健康效应的研究;以及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重点探讨黑人、儿童、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所承受的环境负面影响,即环境公正和健康不平等研究。本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基于时空行为、环境公正等学科前沿议题,为研究环境污染与健康之间的复杂性提供多样化的理论视角以及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同时提出,需要将个体时空行为、环境污染与健康相关联,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基于居民时空行为轨迹的环境污染暴露与健康影响机理,挖掘不同社会、空间背景下的环境公正与健康不平等的内在关系,为发展更为公平、有效的城市与交通规划措施以及环境健康政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社区和学校邻里建成环境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以大连市初中学生为例北大核心CSCD

建成环境与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关系是健康地理学研究的热点。然而,多数研究仅关注社区视角,忽视了学校邻里建成环境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本文基于大连市第七次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数据以及2015年空间兴趣点数据(POI)、道路网、遥感影像等数据,以初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传统的两层模型和交叉分类多水平模型对比分析了社区和学校邻里建成环境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青少年体质健康整体上处于及格水平,男生和中学生随着年龄增长拥有更健康的体质。②社区和学校因素共同作用于青少年体质健康,并且学校因素强于社区因素。③社区可步行指数,社区与最近公园、海滩、体育馆、游乐园的距离,以及学校与最近公园和体育馆的距离与青少年体质健康显著相关;社区和学校附近的公交站以及绿地与青少年体质健康没有显著相关性。④男生对社区附近的体育馆和学校附近的公园更敏感,女生则对社区附近的海滩、游乐园以及学校附近的体育馆更敏感,社区与最近公园的距离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     

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研究——以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为例

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休闲功能卓有成效的开发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社会经济统筹的科学举措。在探索性构建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ESDA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的环境健康与适宜性状况。研究表明：①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在城市群间与城市群内均呈现较大差异,以产业经济环境为主导的环境健康指数“非均衡性”成为制约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的“瓶颈”;② 城市群间与城市群内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分布的空间结构、空间形态和空间趋势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③ 沿海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可被划分为健康积极开发、较健康适宜开发、亚健康适度开发、非健康整合开发等4种类型。最后,提出各类型发展方向及策略,以期为沿海及中国城郊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提供借鉴和指引。     

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生理健康的影响

伴随着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肥胖及其引致的慢性疾病已成为中国严峻的社会问题。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空间兴趣点POI、道路网等数据,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生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并通过倾向值匹配法控制自选择机制的干扰。研究发现：① 高密度的土地利用对居民总体的身体健康状况具有负向影响,而功能混合、支路网通达的城市肌理、以及充足的健康设施在降低身体质量指数BMI、抑制超重和减少慢性病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② 各类建成环境特征对中高社会阶层的影响集中在主观的健康感知,对中低阶层人群的影响则主要作用于客观的健康指标。③ 小尺度范围内的建成环境与中低阶层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但这一规律在中高社会阶层并不明显。本研究证明了主动式空间干预手段在促进居民生理健康过程中的有效性,进而就建成环境的优化策略提出了初步建议。     

老年人口健康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湖北省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103个县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的自评健康数据,以老年健康率为地区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测度指标,分析了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异显著,老年健康率的高值县区主要是地级市的市辖区,次高值县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域,低值县区则广布于省域边缘。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性,但随着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集聚程度呈下降态势。武汉城区及其周边为HH类型县区集聚区,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则是LL类型县区集聚区。总体上看,湖北省老年健康率的热点区域一直稳定地保持在武汉及其邻近县区,冷点区域也较为稳定地集中于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地区。除历史因素外,地区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因素以及老年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的县际差异是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空间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结果对于促进老年人口健康的区际公平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新旧城区休闲步行环境质量比较——以上海市鞍山新村和江湾新城为例

城市的旧城与新区由于街区尺度、居住密度和人群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居民的休闲步行行为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选择上海市杨浦区鞍山新村和江湾新城作为旧城和新区的典型代表,以307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应用叙述性偏好法,比较分析新旧城区居民休闲步行环境的关注要素和偏好程度,以此为基础构建休闲步行环境评价方法,并分别应用在案例地区。研究表明：旧城、新区居民对休闲步行环境的需求相似又相异,通过离散选择模型构建的休闲步行环境评价指标和权重也会有所不同,从侧面说明只调研一个地区就推论出广泛的评价指标和权重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应用该评价方法,鞍山新村和江湾新城休闲步行环境定量评价结果与日常生活经验相符。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居住迁移作为城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对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但鲜有从迁移所涉及的居住环境、迁移方向、距离等地理角度展开系统研究。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利用2016年入户调研问卷数据,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并结合深度访谈法,分析居住迁移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等因素对个体自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包括长期累积效应与短期效应。前者体现为个体18岁前频繁的居住迁移对生理和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后者为短时间内居住迁移对心理健康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在最近一次居住迁移中,主动迁居对生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离心性迁移方向对心理健康亦有显著正向影响;长距离迁移对心理健康则为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个体择居、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京城市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和居住安全感的影响

犯罪地理学领域存在“街道眼”理论、防卫空间理论、破窗理论、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等多种观点,但在开放与封闭谁更有益、设计与管理谁更重要、以及客观犯罪行为与主观安全感知的影响机制差异等问题上仍有争议。本文整合北京市的大样本调查、刑事案件及空间数据,系统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和居住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社区出入控制有助于提升居住安全感,并能抑制小尺度上的犯罪活动,但封闭式居住小区存在犯罪现象的“挤出效应”,无法有效削减较大空间尺度上的犯罪总量。② 人流活动密集、城市功能集中、可渗透性较好的开放性空间对增进居住安全感具有正面影响,但由于为罪犯提供了更多作案对象和逃逸机会,助长了犯罪活动的发生。③ 城市环境的管理维护比设计建设环节更能增进居住安全感,也是在较大尺度上阻遏犯罪行为的关键手段。     

社区网络的使用及其对社区参与的影响——以南京市为例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社区信息化建设中开展始了社区内部信息平台“社区网络(community network)”的大量实践和研究。近年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社区基于实体社区的虚拟网络平台也大量兴起,为改善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现状提供了契机。目前国内学者对社区网络的关注不足,相关定量研究更少。本文结合中国社区网络实践,以南京市为例,综合考虑区位、交通等因素,选取主城区35个社区进行问卷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对城市社区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情况及社区参与的线上线下特征进行分析,并从“媒介类型”和“用途类型”2个维度就社区网络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南京市城市居民社区网络使用总体呈现“高普及、低强度、新社区”的特征,社区网络的普及度较高,然而平均使用强度并不高;在社区网络类型的使用方面呈现“以移动互联为主”的特征,居民使用度最高的是社区QQ群/微信群,其次为社区公众号/APP,使用度最低的为社区网站/社区论坛;在社区“O2O”方面,城市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对线下社区参与也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社区网络的使用有助于社区参与深度的提升,促进非事务型社区参与向事务型社区参与的演进。未来智慧社区建设应弥补对社区网络及社区参与关注的不足,积极引导居民通过线上重新回到线下,通过社区活动的参与融入社区公共生活,从而激发社区活力。     

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以三亚回族为例

旅游作为一种族际交流的方式,它对族群认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关注。当前国内外学界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目的地,但是在这种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族群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会被格外强调,从而影响社区居民的族群认同。本文选择一个不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社区,即海南三亚回族社区来作为案例地,采用观察法、访谈法、文献法等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案例地社区旅游发展前后的对比研究,发现参与旅游商品销售、旅游运输业、旅游餐饮业等旅游相关行业使当地居民的族群认同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体现在宗教意识得以强化、传统习俗发生改变、旅游与传统产业的职业认同有所分化等三个方面。     

基于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广州社区恢复力评价及空间分异

公共健康危害形势日趋严峻,综合测度社区恢复力并探寻空间分异格局,有利于摸清城市公共健康水平及社区应对健康危害的能力,对推动社区健康治理、促进健康公平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向公共健康领域拓展及中国化探索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以广州市社区为基本单元,从自然环境、建成环境、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政府制度5个子维度选取23个指标、32个表征要素建立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社区恢复力评价模型,运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对其进行测度,将社区恢复力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和差5个等级,结果显示：恢复力中等水平社区居多,优秀级和差级社区均较少,整体呈“橄榄型”结构,且城市社区恢复力优于乡村社区;社区恢复力空间上由中部向四周,东北部向西部,南部向北部梯度递减,各子系统空间格局差异显著;不同等级恢复力的社区呈“集群化”空间分布,优秀级呈“双中心”格局、良好级呈“核心—边缘”格局、中等和较差级均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差级呈“边缘延伸”格局;中部、南部公共健康安全,西部相对较危险因而是城市公共健康安全重点防御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