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压力源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乡村旅游休闲参与的角度

居民幸福感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以往研究多是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探讨大尺度空间环境因素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合乡村旅游的角度探讨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目前还较少。运用SEM分析方法,探究处于多维压力之下的城市居民旅游者如何通过前往乡村进行旅游休闲活动提升幸福感,进行模型构建与分析,结果显示：① 压力源对调适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休闲参与不显著,但不同群体影响差异显著,压力调适对休闲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休闲参与对心流体验和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且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 心流体验对休闲效益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且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④ 心流体验在休闲参与对幸福感、休闲效益在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均具有显著中介效应;⑤ 旅游者不同背景变项在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及幸福感等分别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     

城市居民体育休闲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城市居民作为体育休闲市场的主体,对其行为意向展开研究,对于发现城市体育休闲市场一般特征、开拓相关体育休闲市场等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长沙市民抽样调查得到基础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分步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计划行为理论所阐述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等变量都与城市居民体育休闲行为意向显著正相关;且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等变量对体育休闲行为意向的影响效果较明显,但该理论提出的主观规范变量及个人特征变量会通过影响行为信念间接影响行为意向的结论并没有得到显著证实.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视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学术界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鲜见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尤其是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本文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构建了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分析了不同社会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度了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制度因素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拥有本地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外地户口居民;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增加都能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迁居能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然而频繁迁居和更换工作却会降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度量研究进展及其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智慧城市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日益受到关注,已有研究侧重于将信息技术用于城市建成环境和人的行为分析,但鲜有研究关注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为此,本文对现有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量表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不同形式量表的误差等问题进行了总结。目前的研究大多对生命满意度和情感幸福感分别加以度量。对生命满意度的度量主要采取单条或多条的反映性量表,以Cantril的自我标定梯形量表和Diener等的生命满意度量表为代表;对情感幸福感的度量也以反映性量表为主,包括单条的Gurin量表与多维度的核心情绪量表和PANAS量表。针对短期情感体验的调查,还发展了诸如经验取样法和日重建法等专门的方法。目前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仍以自陈量表居多,其中存在很多测量偏差。基于目前主观幸福感的量表体系和西方地理学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本文提出了值得未来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几个话题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和相关研究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启示。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研究

休闲满意度研究对于提升城市居民美好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采用Beard等编制的休闲满意度量表,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浙江省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宁波城市居民对休闲带来的放松体验最满意,教育功能和审美体验次之,身体和心理满意度相对较低,而社会满意度最低。②审美满意度、身体满意度和心理满意度对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总体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审美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心理满意度和身体满意度,而放松、社交以及教育满意度对休闲总体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的研究假设未获支持。③构建的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跨样本稳定性特征。研究结果可为提升宁波城市居民休闲满意度提供理论依据。     

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是衡量当前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在城市微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少有研究探讨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广州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关注社会支持、邻里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①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消极情感偏高;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③邻里社会环境(如邻里贫困、人口密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邻里建成环境(如整洁程度、交通可达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邻里流动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④广泛的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减少地区贫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拓展社会支持的来源等都将有助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邻里建成环境对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空差异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一直受到国内外地理学者的重视,邻里建成环境作为结构性制约因素,在休闲行为研究的交叉学科中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关注其对休闲行为影响的时间差异的研究严重不足;此外相关研究多从是否产生休闲行为或活动量的角度去验证,缺乏建成环境对休闲空间特征影响的衡量。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以广州市为案例地,结合居民的出行活动日志调查与人口普查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建筑POI普查数据,探讨居民休闲行为时空特征及居住地的邻里建成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呈现出高度集中特征,高度集中于12:00~14:00,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12:00~14:00、4 km内;休息日,居民外出型休闲活动时间集聚的集中性减弱,活动持续时间增长;活动集聚的时空区域是9:00~20:00、1 km内。邻里建成环境的不同维度指标对休闲活动距离的作用时段与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工作日上午并无影响显著的因素;中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商业中心可达性的负向影响;下午,休闲距离受到道路交叉口数量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休息日上午,休闲距离主要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的负向影响;中午,受开敞空间用地比例、公交站点数和到最近开敞空间距离的负向影响,土地利用混合度则是呈现先正向后负向的影响;下午,受道路交叉口数量和公交站点数的负向影响、休闲设施数量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休息日是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作用占主导,工作日是休闲环境作用占主导。     

城市居民公园游憩幸福感的因素构成与差异分析——以杭州市为例

以杭州市为例,对公园游憩者进行问卷调查,运用主成分回归和方差分析法揭示游憩幸福感的因素构成、空间分异与社会差异。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游憩幸福感主要由情感幸福感、认知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构成,是具有层次性的主观幸福感;公园游憩幸福感存在空间分异性,居民主要通过城市大公园游憩获取情感幸福感和认知幸福感、通过社区小公园游憩获取社会幸福感;公园游憩幸福感存在社会差异性,收入、年龄、文化程度、职业4个变量对游憩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为此,城市政府应以游憩幸福感为核心,根据居民游憩幸福感的感知现状及其空间、社会差异特征进行公园游憩空间的建构与游憩设施配置。     

邻里社会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以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为例

结合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邻里社会环境和幸福感的相关理论,采用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设计了邻里社会环境指标,分析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社区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邻里支持、社会参与和邻里认同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发现邻里社会环境对外地户籍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     

新时代面向美好生活的日常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专栏解读

随着西方学界“日常生活”的兴起与转向,“回归生活世界”与生活本体论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催生地理学人地关系的转变,由静止的、同质的人地关系转变为动态的、异质的人地互动关系,“人”与“地”被赋予日常生活的内涵与外延,“闲暇处才是生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地理学需要回答日常生活地理以及休闲具有哪些地理特征,不同主体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及休闲展演人与地、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动态关系,从而建构不同空间尺度的生活实践与地方意义等问题。本专栏主要探讨日常生活及休闲中所展演的主体能动性、空间异质性以及人地互动的复杂性,涉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休闲与主观幸福感、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以及休闲方式、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情感与定居意愿等内容,以期尝试用中国本土的实证来回应西方日常生活地理学的研究。期待未来的相关研究能够更加关注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其休闲,能够弥补城乡休闲中“乡”尺度的不足,能够全面系统地阐述日常生活与休闲在时间演变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及其机制。专栏旨在推动中国情境的日常生活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在实践上以期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具体践行贡献地理智慧。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urban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ase study using urban health examination data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北大核心CSCD

城市体检是促进中国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和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创新举措,但却很少有研究正面关注城市体检社会评价对居民福祉的影响。论文基于2021年住建部在长三角地区8个样本城市开展的大规模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相结合方法,分别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居民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感知因子及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从以人为本视角提出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发现:(1)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评价指标共提取了7个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主成分因子,分别命名为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城市包容、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累计贡献率达到66.767%。(2)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均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的影响方向却存在差异性。其中,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和城市包容等因子显著正向影响幸福感,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等因子显著负向影响幸福感。(3)不同城市规模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主导因子有所不同,同时不同户口和年龄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影响因素也有差异。研究结果对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提升和指导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作用。     

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老龄化地理学的热点话题,仅从居住地视角探讨建成环境影响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偏差。为更精确揭示老年人日常活动所处场所建成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利用问卷调查等数据,基于老年人日常活动的时空模式及活动地建成环境特征,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对比不同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要素对广州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不同活动地建成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居住地与日常活动空间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模型伪R²最大,而维护性活动地与休闲性活动地能反映出仅考虑居住地视角下忽略的部分建成环境变量。由于老年人在不同活动地的停驻时长、频率和目的不同,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差异,主要通过影响不同活动地相应的活动机会和出行环境产生作用。结论从老年人群日常活动的角度补充了时空间行为研究,有助于为老年主动健康服务供给与老龄宜居城市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基于六省份CGSS 2017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和江西六省份数据,对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和地区富裕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居民主观幸福感越强,收入水平较高的江浙沪地区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鄂皖赣地区;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所在。     

三亚市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旅游消费移民的代表性群体——季节性旅游移民为对象,构建季节性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关假设;以典型的旅居城市三亚为案例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季节性旅游移民的文化融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仅对正面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均正向显著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和正面情绪2个维度,且对负面情绪有显著抑制作用。基于实证分析,从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心理融合等层面提出季节性旅游移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策略。     

信息技术影响下城市休闲空间生产机理及特征演变研究

信息技术的扩散与渗透对城市居民的休闲价值观、休闲方式及具体的休闲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以信息终端为工具的网络休闲活动的出现以及传统休闲活动的网络化组织是这种影响的主要表现。虚拟休闲空间的产生、传统实体空间的休闲化及城市休闲空间泛化则是这种影响的空间结果。主要从技术社会形态更替和行动者网络的理论视角分析了信息技术影响下城市休闲空间的生产机理:技术进步是物质动力,群体价值观念转变是思想动力,新价值观行动者网络是行为动力,技术社会形态更替是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分析认为,信息技术影响下城市休闲空间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虚拟化、移动化与破碎化、复合化。     

居民幸福感的城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多尺度模型的研究

居民幸福感是建设和谐社会与检验城镇化质量的重要内容。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围绕幸福感空间差异展开,解读背景环境特征与其关系。国内已有研究缺乏基于个体与城市尺度的联合分析,且缺少城市特征对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综合考虑。以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问卷,采用多尺度建模方法,分析居民幸福感的城际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感在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居民幸福感最低;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有负面影响,收入可以缓解城市规模负面影响的程度;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积极的环境评价对居民幸福感有正面影响;良好的社会治安与人文环境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为正。     

信息技术影响下休闲研究动态与展望

作为一种发生在可自由支配时间的任意性活动,休闲既包括人们在其居住地的日常游憩与娱乐活动,也包括人们离开其惯常居住地开展的相关旅游活动。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与价值观的转变,休闲的价值内涵正逐步由人们的身心健康扩展至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及城市的发展质量。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迅猛发展给包括休闲在内的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采用文献信息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就信息技术对休闲的影响,从休闲时空行为、休闲产业及休闲研究方法等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分析与总结,结果显示国内外关于信息技术对休闲影响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侧重点上均存在差异。在信息技术支撑的大数据时代,应更多地应用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研究人们的休闲行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休闲行为的空间效应及信息技术对不同休闲方式的影响。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大学生群体周末休闲行为特征分析——以广州市高校为例

以广州市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其周末休闲活动的休闲动机、休闲决策、休闲花费、休闲方式、休闲活动空间结构、休闲满意度等方面入手,对大学生群体周末休闲行为特征进行系统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周末休闲动机具有多样性,但是打发无聊时间依然是休闲的最重要的动机。（2）周末休闲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趋势明显;周末休闲消费支出较为合理。（3）周末休闲方式多样性特征明显;休闲活动集中在校园及其附近范围,户外休闲趋向增强。（4）周末休闲活动满意度不高,整体休闲活动质量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