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的特征及互动关系——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恼包村为例

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旅游“网红村”——恼包村为例,通过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探讨了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3种情感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在旅游效应作用下,3种情感之间内在的互动机理。研究显示,在非本地旅游景观融入地方旅游社区的情境下,居民依然非常认同当前的景观与建筑,并对旅游发展保持积极态度;怀旧、集体记忆如果失去了物质载体,会在文化载体上集中表现;旅游景观的嬗变没有隔断居民对从前村落的集体记忆,但旅游景观优化带来的旅游效应削弱了居民的怀旧情感;居民的怀旧与集体记忆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居民的集体记忆显著影响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效应对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文化景观对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影响——以徽州呈坎古村为例

以对黄山市徽州区呈坎古村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为基础,综合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文化景观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无论居民或游客,都对呈坎古村的宗族文化和风水文化形成了集体记忆,而罗东舒祠和水口园林等文化景观则在建构地方集体记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与景观接触的方式不同,居民比游客更重视景观的真实性,相对排斥重建和新建的景观,也较少受到导游词的影响;而游客则对景观的真实性不敏感,文化景观和导游解说都可能影响游客的地方记忆。因此,为更好引导对古村落的集体记忆的建构,不仅要重视保护传统文化景观,更要在景观重建或新建过程中尊重居民的建议,争取在居民的传统意识和游客的旅游想象中实现平衡。     

怀旧消费空间地方建构的比较研究——以广州怀旧餐厅为例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都市怀旧消费风潮已渗透至社会文化生活诸多领域。许多怀旧餐厅也应运而生,形成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全球与地方在消费文化转化中相互促进,地方文化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不同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择广州太平馆、巴打怀旧茶餐厅两个不同特点的怀旧餐厅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相关媒体报道和网上讨论作为研究的文本资料。从物质空间和情感空间两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怀旧餐厅的地方建构和认同。研究表明,透过记忆的呈现和展示,记忆凝视下的传统再造和怀旧消费导向下的再造传统都是适应全球文化潮流过程中不同的消费物质空间建构形式。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怀旧地方又是其情感空间的建构和地方记忆的再生产,表现在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等方面。由于怀旧地方建构中"真实地方"和"构想地方"交集的差异,其地方认同感也存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根植性、市场机制和后现代消费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理解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对指导怀旧消费空间生产和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自然灾害遗址型黑色旅游地参观者动机研究——以汶川地震北川遗址公园为例

黑色旅游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黑色旅游开发是自然灾害发生地灾后恢复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战争与事件型黑色旅游地,对自然灾害遗址型旅游地的研究较少。本文以汶川地震北川遗址公园为案例,构建了参观者动机测量量表;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了教育与纪念动机、社交与亲情动机、感受与见证动机、认同与求新动机和好奇心动机五大类参观者动机类型。为分析和比较不同来源地参观者动机的特征,探究事件关注度和认知欲望对不同类型动机的影响程度差异,分别以全体参观者和四川参观者为样本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全体参观者模型中,事件关注度对教育与纪念、社交与亲情等动机影响较大,而对好奇心动机影响较小;认知欲望对教育与纪念、感受与见证以及好奇心等动机影响较大,而对认同和求新动机影响较小。在四川参观者模型中,参观者对汶川事件的关注度不能激发感受与见证动机,认知欲望对社交与亲情动机的影响也不显著,而对于汶川地震地区的认同感和集体认同感较强。     

研学旅游的知识与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重构——以广东丹霞山自然保护地为例

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核心的研学旅游逐渐成为自然保护地创新发展生态旅游的替代性选择,但知识如何影响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以广东丹霞山自然保护地为案例地,探讨丹霞山从观光旅游向研学旅游转型发展过程中,知识类型的转变以及社区居民的知识学习、传播对他们的地方认同产生影响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1）研学旅游中的知识重新建立社区居民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并产生地方认同;2）知识对于地方差异的界定与学习、传播知识的行为互动过程共同影响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形成与变化,不同类型的知识界定地方差异并赋予相应的意义;3）地方认同产生于社区居民对于特定知识框架下的地方差异和地方意义的学习内化过程。知识传播过程中的身份展演实现地方认同的社会化,并产生集体层面的地方认同。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自然灾害对农产品市场价格影响研究——以汶川地震为例

本文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自然灾害对区域农畜产品市场价格影响的自然灾害影响农业生产的分析模型,并基于多种统计与调查资料模拟了汶川特大地震对全国农畜产品市场价格的影响。模拟表明,汶川地震对全国水稻、小麦、玉米和猪肉主要农畜产品的市场价格的变化影响甚微,没有影响全国农业生产的基准面。不过,汶川地震毋容置疑地对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了...     

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依恋与传承关系 ——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以苏州金庭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及访谈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甄别场域认知、地方依恋和传承途径的维度差异,验证彼此的影响路径和作用关系.研究表明:1)居民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包括纪念性场地、村落型场地、自然型场地和软记忆场等维度,其中,前三者对软记忆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2)乡村文化记忆场域认知是居民地方依恋构建的...     

灾害链风险评估的概念模型——以汶川5·12特大地震为例

大量事实表明,每发生一种重大灾害总会诱发一系列次生灾害,形成破坏力远超单一灾种的灾害链现象.要有效防范灾害链风险,理清其形成过程、构建其评估模型是前提.在梳理国内外链式风险评估概念模型的基础上,结合“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链案例,初步提出灾害链风险评估的概念模型.①孕灾环境敏感性是致灾因子链发的重要影响因素,决定灾害链风险的链发概率,确定影响孕灾环境敏感性的因素及定量关系是评估关键;②灾害链中承灾体重复受灾导致脆弱性增大,脆弱性变化评估的引入将提高灾害链风险评估结果的精度.本文旨在为完善区域灾害系统理论,进一步推动灾害链风险防范提供依据.     

自然灾害遗址型黑色旅游地参观者动机研究——以汶川地震北川遗址公园为例

黑色旅游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黑色旅游开发是自然灾害发生地灾后恢复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战争与事件型黑色旅游地,对自然灾害遗址型旅游地的研究较少。本文以汶川地震北川遗址公园为案例,构建了参观者动机测量量表;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了教育与纪念动机、社交与亲情动机、感受与见证动机、认同与求新动机和好奇心动机五大类参观者动机类型。为分析和比较不同来源地参观者动机的特征,探究事件关注度和认知欲望对不同类型动机的影响程度差异,分别以全体参观者和四川参观者为样本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全体参观者模型中,事件关注度对教育与纪念、社交与亲情等动机影响较大,而对好奇心动机影响较小;认知欲望对教育与纪念、感受与见证以及好奇心等动机影响较大,而对认同和求新动机影响较小。在四川参观者模型中,参观者对汶川事件的关注度不能激发感受与见证动机,认知欲望对社交与亲情动机的影响也不显著,而对于汶川地震地区的认同感和集体认同感较强。     

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城郊居民地方认同的重构与机制研究——以广州番禺小龙村为例

快速城市化带来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及城市土地、空间和边界的改变,也重构了传统的地方与地方认同。以广州市番禺小龙村为例,分析城市扩张和地方重构下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机制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扩张过程中,居民户籍身份上的改变最为突出,农民对于其市民身份及新的行政地方的认同度不高,最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身份与区域的隔离;② 认同是多维度影响、深层次和动态变化的过程,地方认同需要从身份和地方双重维度进行分析,居民多元的自我身份感知与对地方的认知及其切实的个体需求共同影响其最终的身份归属和地方认同。因此,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需了解、重视区划调整变化后城郊居民的生产生活,同时注重社会基础福利的提升,以促进居民对于新的地方和身份的认同,进而促进城乡融合。     

民间祠神视角下的地方认同形成和结构——以宁波广德湖区为例

以国内外地方认同及其相关研究理论为依据, 通过宁波广德湖田区历史空间结构演变 中地方祠神为象征的地方认同分析, 探讨地方认同的形成和结构, 进而提出一个地方认同的 结构框架, 包括空间、象征和集体记忆三个要素, 它们互相依存, 共同组成地方认同整体。 其中, 空间是地方认同的指向和发生容器, 集体记忆是地方认同得以区别于他者的唯一性和 特征, 而象征标志则使得记忆凝缩、人群凝聚、记忆凭依, 并使地方概念得以升华和延续。     

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以广州“迎春花市”为例

节庆是地理学研究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广州“迎春花市”与广府人“年卅晚行 花街”的传统民俗密不可分。一年一度的地方民俗节庆“迎春花市”作为广府地区的特质文 化形式, 在塑造地方认同中具有独特意义。本文基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 采用问卷调查、参 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来搜集数据, 对问卷数据利用SPSS17.0进行频数统计、描述性统 计分析、数据质量分析、因子分析和单因子方差分析, 对访谈记录、网络资料等定性资料进 行文本分析。结果显示:(1)地方认同形成过程包含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心理过程, 迎春 花市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对地方认同的建构有积极作用。特别是, 政府尊重民意举办花市之举 措有利于促进地方认同的建构;(2)广州世居居民、父辈移居广州者、己辈定居者三类群体 对迎春花市的认同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尽管, 节庆能很好地将不同群体整合进更大的社区, 但是新来者要成为“本地人”,建立起地方认同仍需假以时日。这些发现将有助于理解广州不 同文化身份市民的文化融合及地方认同的形成原因     

旅游影响下的地方音乐及其对地方的建构——以丽江古城为例

在旅游业发展影响下,丽江古城传统纳西古乐的主体地位迅速地被现代民谣音乐所取代。音乐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音乐的变化折射出地方文化的整体变迁。本文利用观察法、文本分析法对丽江古城的地方音乐形式、表达内容及展演场所进行调查,采用访谈法对音乐表演者、经营者与游客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研究发现：在旅游影响下,原本作为本地居民精神伴侣、融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古乐转变为服务于游客的各类商业演艺活动,在场所和游客认同方面表现出“不得其所”的特征;而以现代民谣音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成为丽江古城的主流音乐形式,在丽江古城中“安适其位”。传统古乐建构了丽江古城的独特感,激发了游客的异乡感,现代民谣音乐更加渲染了丽江古城的“小资情调”,两种音乐均在游客的情感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旨在丰富旅游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视角,反思旅游与地方传统文化的关系,亦是对音乐与地方人地关系研究成果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格局及影响因素——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载体的研究对于乡村文化的展示、恢复与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框架,界定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映射空间的概念和空间类型划分,以苏州市金庭镇（原西山镇）为例,结合地方志文献和GIS空间分析法进行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时空格局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类型可依据文化记忆的形式和记忆场的构成,划分为生活生产类、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精神意识类等类型。② 在时间格局方面,生活生产类空间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其累计留存程度较好;功能象征类空间和社会表征类空间则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精神仪式类空间基本由始至终融会贯通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③ 在空间格局方面,乡村文化记忆空间自明清时期开始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主导分布方向呈西南—东北向且由南向北逐步拓展,分布密度呈现由南向北的变化趋势,密度核心区域多以生活生产类空间为主。④ 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地关系的变化是前提条件,民间信仰、民俗文风的兴盛是重要条件,官方支持、氏族及名人名仕的传承是保障条件,这些都影响着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格局变化。     

拉萨藏漂的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解读

藏漂是利用特殊地方对抗现代性负面影响的典型群体,其漂泊藏地的生命历程为研究自我与地方的互构机制提供了鲜活案例.基于半结构化访谈和实地观察收集的研究资料,本研究从历时性的微观角度入手,分析了不同时空条件下,藏漂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之间的关系演变.结果 显示:该关系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错配期——以寻求"诗意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