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贸易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世界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的转换期,数字贸易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典型特征。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中2008—2019年的贸易数据,筛选出6类数字化程度高的行业,从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两方面探究了全球数字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1)全球数字贸易格局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的贸易节点和贸易联系都分布在西半球和北半球,“美日欧”作为全球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引领者,在全球数字贸易网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不同行业数字贸易网络的结构和紧密程度有一定差异,但除金融服务的贸易网络为多中心结构外,其他行业的贸易网络均呈现以美国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中国在6类行业的数字贸易网络中均处于外围位置。(3)信息通信技术、对外开放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相同收入水平、共同货币、共同语言及区域贸易协定均对促进双边贸易流量的提升有积极作用,接壤关系仅在早期有利于贸易流量的提升,宗教文化对数字贸易并无显著影响,而地理距离对开展数字贸易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打破了“距离已死”的说法。本研究旨在探讨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空间分布及演化,以期增强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网络的辐射能力,寻求竞争优势。     

世界油料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UN Comtrade公布的2011—2020年国际油料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研究世界油料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通过QAP模型探究油料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油料贸易网络具有良好的连通性和小世界属性,但整体网络密度及互惠系数相对较低,网络中各节点间的联系有待加强;国际油料出口市场高度集中,进口市场相对分散,贸易重心向以巴西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偏移;油料贸易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圈层结构,核心成员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南美地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是主要的核心国家,对其他国家存在较强的影响力。2）经济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人均耕地面积差异和陆地接壤对油料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距离和劳动力数量差异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地理距离在无权网络中与油料贸易负相关,而在加权网络中为正相关。中国虽是油料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但油料进口来源过度集中,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中国应调整油料进口国别结构,构建油料供应网络,深化贸易合作与利益融合,保障油料进口安全。     

多重贸易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货物、服务和增加值贸易的比较

基于复杂网络分析与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借助ArcGIS、Ucinet和MATLAB等工具,对全球64个主要经济体货物、服务和增加值多重贸易网络的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全球货物、服务和增加值贸易网络的紧密性和通达效率均呈现稳步提升趋势,服务贸易的网络化趋势更为显著;金融危机对网络的“互惠性”“异配性”产生较大影响;② 空间格局上均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等级性,区域层面上形成了亚太和欧盟地区两大“派系”,美、中、日、德为两大“派系”联系的枢纽节点;③ Top1网络表现出不同的演化特征,其中货物、服务和增加值贸易网络分别呈现“星型”“雪花型”和“星型+链式”空间组织结构。3类网络演化过程中中国的崛起态势令人瞩目;④ QAP（二次指派程序）分析显示,传统的GDP、地理距离、共同语言等因素对于3类网络的形成具有相似的较强解释力,要素禀赋差异和贸易制度是影响它们之间差异性的主要因素,但其显著性水平不高且趋于弱化。     

基于产业链的全球铜贸易网络结构研究

基于产业链视角研究铜贸易网络,构建了2017年铜矿石、粗铜、精炼铜、铜材和废杂铜5类含铜产品的全球贸易网络,对比产业链上各环节产品的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以全面刻画铜资源的全球流动以及国家(地区)之间的铜贸易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2001年以来,全球含铜产品贸易重量稳定增长,其中铜矿石贸易重量最大,精炼铜次之.②5类含铜...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清晰刻画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变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3个方面探讨了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产品结构上,以电信设备为主的电子通讯产品主导全球高科技贸易发展,但在国家尺度上,化学产品和武器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产品或出口优势产品;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联系紧密,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并发育出稳定的“核心—边缘”式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转变,贸易最大国也由美国转变为中国,网络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格局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多拱”格局转变,但美国依然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④ 影响因素上,贸易规模、经济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全球军事科技实力的变化将重构世界格局从而影响世界局势的走向,准确把握世界地缘军事科技格局演变对深刻认识和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IPRI武器贸易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从产品结构、网络格局和影响机制3个方面研究了全球军事科技贸易时空格局演化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全球军事科技贸易规模呈波动上升趋势,贸易产品结构以军用飞机为主导,海军舰艇与装备、导弹和装甲车为组成的一极三核特征,军用飞机是大部分国家或地区主要出口产品或进口依赖产品;(2)全球军事科技出口格局呈美国、俄罗斯和西欧的三极分布特征,亚洲国家影响力显著提升,地缘军事格局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特征明显,进口国和地区集中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南欧—北非一带,空间分布格局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位置相吻合;(3)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呈一超多强特征,欧亚大陆始终是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的主要舞台,亚洲国家成为重塑贸易格局的重要力量。(4)以美国和俄罗斯为核心的军贸竞争格局凸显,美国最大流网络的扁平化趋势揭示着美国主导能力的提升和西欧次主导国家的衰退;(5)军事科技贸易网络演化是进出口国家（地区）的属性与邻近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演化分析

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研究有助于加强沿线国家在石油产品贸易上的合作。以石油产品为研究对象,运用复杂网络分析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化,并揭示其与原油贸易网络的异同。研究发现：（1）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是“核心-边缘”式的小世界网络,呈现规模扩大、紧密性提升、结构日趋复杂的特征,且这些特征比原油贸易网络更显著（;2）石油产品贸易空间不均衡性显著,呈现出新加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枢纽节点辐射,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等枢纽节点辐合为主的空间形态,枢纽节点地位日益强化（;3）石油产品贸易网络社团逐步聚拢,演化成以俄罗斯、新加坡和中东国家为核心的三大稳定社团,中国逐步“脱俄入新”。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启示。     

全球整车及其零部件贸易格局演化特征

以汽车产业为例,采用中心性、E-I指数和核心-边缘模型等网络分析方法,分析2003~2013年间,全球整车及零部件贸易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力量共同作用下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① 整车贸易和零部件贸易的全球化程度和区域化程度均有所提高,但贸易全球化特征相对更明显;② 整车贸易网络核心一直为德、日、美3国,零部件贸易网络核心则由美、日变为中、德;亚洲汽车零部件贸易网络以中国为核心迅速发展,欧洲汽车零部件贸易网络重心向东欧和南欧转移明显;③ 发动机系统组件贸易向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集中,电子电器组件贸易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集中,附加值低的轮胎和内胎组件贸易向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分散。     

“组织-贸易”视角下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基本结构及其边界重构

全球能源治理是当前能源话语权塑造的重要形式,其本质是能源利益主体间围绕多元能源议题而构建的关系网络。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各能源组织的架构、功能、绩效以及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占据了主要内容,而对于全球能源治理的整体结构以及内部关系却未能有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认为,能源组织与实际贸易存在交互关系,将二者相结合来进一步呈现和解释全球能源治理架构是有必要的。基于此,本研究以2019年为时间节点,收集主要能源组织的属性数据与各国之间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数据,将国家间在能源治理组织的常态化合作关系与实际发生的能源贸易关系作为分析基础;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网络,探析其基本结构以及出现的“边界重构”现象。研究发现：(1)能源组织网络与能源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两种网络对比中,美国与俄罗斯均占据主导地位。(2)中国已经成为能源贸易大国,但在全球能源组织合作中不具优势,与传统能源利益集团之间缺乏正式的治理合作。(3)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主要被划分为欧盟以及亚太-北美“社区”,其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占据“核心”地位;而以单一能源输出为主导功能的出...     

“全球—国家—地方”尺度下的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贸易与环境关系是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方面,是“人—地”相互作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集中体现。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研究旨在探究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互补或互斥关系,由此催生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性和竞争性的理论假说。本文结合全球化过程中全球联系强化、地方力量崛起和国家力量变革等特征,分别从全球联系、国家力量和地方发展3个层面梳理了现有贸易环境效应理论假说和实证研究,指出贸易环境效应是贸易过程(流量变化)与贸易影响(存量累积)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存量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地理区位,而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特征则揭示了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由此,本文发现既有研究更多地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探讨全球与国家层面的贸易环境效应,表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强调环境规制的作用。同时,也存在局限于南北国家关系、对地方化特征关注较少、对贸易政策与环境规制协调机制的理解有待深化等不足。据此,本文提出全球地方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分析将为贸易环境效应研究提供有益补充,其作用为：①实现对贸易引致的区域不均衡性的考量;②满足产业内与产业间贸易并存的分析需要;③为协调环境规制与贸易政策提供合宜的尺度。     

国际能源贸易依赖网络特征及替代关系研究：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随着可再生能源成为国际能源贸易重要增长点,国家和地区间的能源贸易依赖关系也随之变化。基于2011—2020年世界能源、经济及创新指数等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阐释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贸易情况,探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过程,使用 QAP回归方法定量分析化石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2011—2020年,化石能源贸易的稳定性较高,而可再生能源贸易发展迅速。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展现出更高的整体依赖程度,其对化石能源贸易的依赖关系产生了替代作用。中国既要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也要加强与能源大国的贸易合作,从而与世界建立更加稳固的双向能源贸易合作的网络关系。     

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与碳排放跨境转移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最终要落实到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尤其是通过国际商品贸易转移的碳排放是在国家间分配排放配额时必须考虑的指标。基于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的分析表明,中国在国际钢铁产品贸易中处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低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钢铁产品多为加工程度低、技术含量低、能源消耗强度大的初级产品。由于我国进出口钢铁产品在附加价值和能源消耗强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大量CO₂排放责任向中国净转移。我国学者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谈判、国际规则的制订中,从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层面合理界定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力争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确保中国的经济贸易利益。     

中国崛起与世界贸易网络演化：1980—2018年

随着网络分析方法的发展,利用社团检测和社交网络分析研究世界贸易网络成为当前重要的前沿问题。但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多为短期尺度,中长期尺度研究亟需更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要素增多,“一带一路”建设正进入深耕细作的阶段,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转变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更替的长尺度变化,有利于揭示世界贸易网络的中长期演变趋势,并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启示。论文主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贸易方向统计数据库(DOTS),首先总结了1980—2018年世界贸易发展3大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然后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贸易网络中组团及国家地位的演变。研究发现：①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和技术进步对世界贸易网络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新自由主义的推广、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全球贸易空间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贸易网络变化重要的力量。② 从Top1贸易网络上看,世界贸易格局呈现出“稳中有变”的演化趋势。世界贸易网络中,欧洲部分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组团相对稳定,而英国和意大利组团地位不断下降;美国主导了亚太部分,澳大利亚组团较为稳定,日本组团地位下降。③ 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导致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国家近年来成为了新兴的区域性贸易中心。④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了超过美国的世界贸易组团核心。最后,简要讨论了中长期尺度贸易网络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启示。     

The trade net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to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Unimpeded trade is one of the cooperation priorit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On 15 May 2017, the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Leaders Roundtable of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affirmed the participants’ shared commitment to build an open economy and ensure free and inclusive trad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is not only China's new action to drive its open and glob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 platform for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to explore free and inclusive trade and promote a universal, rule-based, open, non-discriminatory, and equitabl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I and global trade networks. More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rade networks using a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and then estimates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rade communit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research identified three trade communities and two sub-communities in the BRI trade network, in which China is the core, Russia is the sub-core of the biggest trade community, and India,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Saudi Arabia are cores of the second trade community (South Asia-West Asia). Second, it identified five trade communities i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centred on China, USA, Russia, India-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Germany- Netherlands-France-Britain and other Europea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rd, the topolog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most BRI countries are attracted by the core nodes of the BRI regions, such as the China, Russia and India-United Arab Emirates core nodes, and have strong trade contacts with BRI countries. Most Central-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re mainly attracted by Germany-Netherlands-France-Britain and other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with a low penetration of BRI trade. Although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sia-Australia-South Africa community with China as the core, they still need to strengthen trade linkages with BRI countries.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解析

论文基于全球238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1988—2018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变,并引入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构建粮食贸易的引力模型以解析其影响因素,以期揭示全球粮食贸易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贸易规模在波动中呈快速上升态势,贸易增速年际波动较大;贸易商品结构不断多元化,但仍以小麦、玉米和大麦为主。②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局部核心节点存在极化现象,但整体贸易网络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在国家尺度,粮食贸易网络结构由“东西轴线”转向“多点放射”,逐渐从极化转向多元;其中,粮食出口网络核心节点不断增加,但区域粮食出口网络仍受几个核心国家主导;进口网络的集中特征逐渐弱化且更加均衡。③ 土地资源禀赋、农业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的核心驱动因素,价格差异水平、语言邻近性、空间物理距离、社会治理水平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有一定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该研究能丰富贸易地理相关研究,提升对全球粮食贸易的科学认知,并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关系经济地理学与贸易网络研究进展

贸易网络研究起源于复杂网络科学,其研究问题属于经济地理学全球化关注范畴。然而,关系经济地理作为经济地理全球化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样借鉴社会网络和网络科学的思想,几乎没有参与到贸易网络的研究和对话中。论文针对这一现象,从介绍关系经济地理的网络范式入手,阐述关系经济的网络范式来源、过程与研究成果,并梳理现有贸易网络研究的进展,分析现阶段关系经济地理的网络思潮与贸易网络的区别,重新思考经济地理在关系视角下,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到贸易网络的讨论中。主要结论如下：(1)关系经济地理的网络范式仅仅借用社会网络研究小部分概念,重视在整体网络空间中行动者的嵌入性,几乎不关注网络的整体结构及其对集体行为的影响;(2)贸易网络研究主要探讨国家间贸易网络的结构与性质,而关系经济地理普遍从企业出发研究贸易流动背后的生产网络,其理论基础难以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3)关系经济地理的贸易网络研究应该重视全球集群网络理论的运用,重新思考网络概念的经济地理学基础和多维网络相互耦合关系研究等问题。论文有助于推动关系经济地理学学者如何借助学科理论基础参与到贸易网络国际化研究中,对探讨现阶段经济地理理论应用和新方法实践具有重要...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