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地图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认知地图作为人对人地关系复杂系统进行抽象化和秩序化的内在表征,是个体空间行为决策、空间认知与空间规划的理论基础,也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论文通过CiteSpace文献学分析方法并结合经典文献回顾,从多学科视角系统梳理认知地图1948—2020年共70余年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热点。研究认为,认知地图在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在认知空间与城市意象、空间扭曲与空间偏好、空间知识与决策行为等方面丰富了地理学内涵。近期与地理学有关的认知地图跨学科研究出现3大转向：大数据时代重新定义认知空间与城市意象的数字转向,以特定群体或事件的空间偏好为切入点的情感转向,以第一人称视角解译空间知识与决策行为的神经转向。最后指出认知地图空间分析的地理学在跨学科融合发展中的角色与应用前景。     

空间认知视角下运用GIS构建心理地图的机制及策略

心理地图是学生在头脑中形成的地理事物空间表征,是提升学生空间认知能力的重要媒介。随着教育信息化发展,运用GIS辅助学生构建心理地图的优势正逐渐显现。本文基于地理空间认知理论,从GIS角度深入分析了心理地图的建构机制,并提出了不同认知阶段相应的教学策略。     

地图与制图术：国际批判制图学/GIS研究进展

地图是地理学的基本语言,也是空间分析必不可少的工具。但长期以来,地图一直被视为一种客观中立的科学成果。受批判地理学的启发,批判制图学/GIS应运而生,其目标是阐明制图实践中所嵌入的话语、权力关系,挑战地图表征中未经检验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经历40余年的争论与磨合,这一研究领域初现轮廓,批判制图学/GIS大致形成2个研究方向：解构路径主要从制图主体身份和地图知识生产过程2个方面出发,分别剖析制图术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的联系及其内在的权力作用机制;建构路径主要借助协作制图和反制图手段以实现地图数据的再生产。国内批判制图学/GIS研究刚刚起步,需要继续吸收批判地理学成果,开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地图的解构研究,也需要加强建构路径与解构路径的深度弥合,并面向公众开展更加开放、公正的地图应用研究,将研究成果积极应用于社会实践。     

社会文化地理知识生产的表征与非表征维度

采用文献归纳和理论思辨法,对社会文化地理知识生产的表征和非表征表达、关系转换及权力政治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认为,表征的本质是作为替代品指代实物符号化的实践,非表征是动态性隐蔽对象显性化的实践。表征与非表征是社会文化地理知识生产的重要维度,两者具有同构性和互补性;出于差异化的逻辑抽象方式,两者又存在较大的表达区分。表征主要是对特殊意义“知识节点”的关注,具有共享性、社会性、说明性和稳定性;非表征主要是对非稳定性流动知识、活力性知识和关联性知识的关注,具有经验性和情境性、具身性和体验性、结构性和交互性;表征与非表征不仅具有内在关联性,也存在转换的必要性,这是人们积极应对社会文化地理知识认识论危机的一种可能方案,也是人们更加精确认识地理知识生产的前提和基础;随着后现代地理学语境的兴起,以及人们对话语、身份等要素的关注,社会文化地理知识生产的表征与非表征方式受到了权力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使表征和非表征实践具有了表达协商的意蕴,这一研究发现将创新并拓展对表征和非表征的传统理解。未来研究应多聚焦在表征和非表征的内涵解读、内容和方法呈现层面,这既有利于丰富社会文化地理知识生产的表达方式,也有利于人们科学指导地理实践。     

文化旅游吸引物表征符号理论体系的探讨

通过文献总结法,理论探讨文化旅游吸引物表征符号系统。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说,建立文化旅游吸引物表征符号结构与表征符号内容:历史文化表征符号、现代文化表征符号、民俗文化表征符号、伦理道德文化表征符号。认为制度文化表征系统与精神文化表征系统可视为"舞台"的"帷幕",引导游客由"前台"向"后台"探索,从而避免对目的地文化认识的肤浅化和片面化。对符号意义和价值的编码存在着一种社会选择机制,需根据主流价值观进行社会建构,以符合社会心理取向和游客兴趣。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

边界是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实体接触和交流的场所,跨边界的日常生活流动是历久和普遍的社会事实。边民与边境管理者丰富的跨界流动性实践,包括了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双向互动,促进了边界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透过流动性的研究视角,基于Newman对边境的地理学问题研究论调,从边境管理者和边民两个方面的日常空间实践进行了展现,选取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典型边寨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跨界流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进一步为解读边界的空间意义提供中国案例,以期更全面地看待边界问题。研究发现：边境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跨界流动,促进边界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关系、文化意义以及政治权力形成和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和维度。跨界流动实用主义色彩之上,也作用于边境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对边民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权力机关在边境生存法则基础上的流动性实践深化了国家意志,边界即成为权力“物化”的工具,流动性形成治理的手段和方法之一,边境地区同时被不断地规划和塑造。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城市空间认知-偏好-行为的耦合与互馈研究

基于行为地理学“空间认知-空间偏好-空间行为”的经典研究范式,以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为调查对象,采用手绘意象地图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一年时间内分三轮开展跟踪调查,通过观察被访者在北京逗留期间的城市空间认知、偏好和行为过程与特征,分析空间认知-偏好-行为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空间认知、空间偏好与空间行为存在一定耦合性,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三者间不是单向因果而是相互影响的互馈关系;除认知主体的社会、文化等群体属性、经验和情感等个体差异以外,与客体的接触时间、空间距离和接触频率等时空制约因素均能影响主体的城市空间认知水平与发展过程。最后,根据空间认知、偏好、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影响制约因素,凝练出一般化的城市空间认知-偏好-行为互馈关联模型。     

论产业集群的知识协作机制

产业集群的知识协作机制包括：信任机制和知识共享机制。其信任机制表现为：集群信任的形成是企业个体(或私人)的内在利益诉求的必然结果,也是集群环境下市场选择与市场竞争监督的“社会实施”的产物;其知识共享机制表现为：集群的空间集聚与信任特征创造了“面对面交流”的有利条件,集群的社会文化特征促进集群整体默会性知识的扩散与共享,集群的网络特征加速知识外溢与创意流动,为群内企业工作人员的知识开发与创造构筑协作平台。     

基于报业话语的广州非裔社区的空间想象分析

使用文本分析和访谈的方法,本文检视了2007-2017年广州报业对广州非裔群体及非裔社区的话语表征。研究发现,受媒体自身对新闻素材的要求以及地方政治实践对媒体的影响,早期的广州报纸构建了指向性明确、有符号意味且被污名化的非裔空间地图。早先的话语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且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非裔群体和地方社会的矛盾。其后,随着宏观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非合作论坛等语境时,广州报业媒体对于非裔报道致力于塑造中非发展共同体的地理想象,构建积极的广州非裔和非裔社区的形象,以期重构非裔社区的意义。广州报业的非裔话语是族裔社区空间形象构建过程,进而成为地方政治、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持续投影、纠葛和变化的地理再现。研究从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角度丰富了对族裔社区划界、空间生产和地理想象的理解,试图建立报业舆论与地缘政治的地理视角联结。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来讲,本文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媒体话语对跨境文化交融带来的挑战和影响,对于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多元文化交融与协商、实现良性的国际关系互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地缘文化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构想

本文通过对地缘政治理论与国家安全的评述发现,国家安全的内容从军事、政治安全向经济、社会、环境等安全议题转移。研究尺度从国家尺度拓展为全球与个体高低尺度兼容。同时随着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流行地缘政治理论及反地缘政治理论日渐成熟,以及次文化区域冲突日益频繁、民族国家内部分裂和“虚拟国家”的诞生等地缘板块新动向出现,地缘政治理论正从地理实体空间出发主张的“领土扩张”,发展到注重“经济主导”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互动,再到当下强调“文化区域主权”转变。新时期基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理论将成为传统地缘理论的有力补充。我国需要重视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以“稳民心,争人心”为核心,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为导向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对提升中国在国际地缘格局中的地位和战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村落空间的表征与话语权力：基于文本话语的分析

基于社会空间思想与话语权力理论,研究了传统村落空间的表征及其干预实践的逻辑。结果发现：全球现代化与中国城乡实践导致的村落存续危机,构成了传统村落空间话语形成的条件与基础;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乡村旅游等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关于传统村落空间的社会表征;作为专家、学者与政府合力建构的结果,“传统村落”蕴含着现代社会秩序与发展逻辑,规约着村落实践;政治与资本主体主导着传统村落空间实践观念与制度设计进而介入实践过程,以实现其空间治理与资本增值的目的。     

权力的空间意象——《癌症楼》的新文化地理解读

近年来,新文化地理学逐渐被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所关注,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受到关注,并产生跨学科效应。国内对此的研究多集中于现实空间层面,尚未重视文本的空间意象。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入手,运用文本解构法,从宏观和微观拆解经典文本《癌症楼》中的空间-权力互动机制。宏观尺度的不同空间有其权力象征,集中反映出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并形成时空交错的社会关系;微观尺度空间既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彰显强大的权力对社会空间的控制,也存在对应的反抗空间以及微渺的自由与希望空间。《癌症楼》透射出对以所谓崇高目的为外表的强权的批判,空间既是这种权力生发的工具,同时也驱动了规训与反抗的过程。     

社区增权视角下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优化

以湖南省龙山县惹巴拉村寨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基于社区增权视角,优化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结果发现：1）文化遗产地社区失权体现在经济失权、心理失权、社会失权及政治失权4个方面。2）文化遗产地通过权力合作、权力共有及权力激励等社区赋权方式再分配资源、权益及资本。3）权力共有路径下,强化政策透明度和社区话语权,有助于社区主体参与治理;权力合作路径下,扩充资源分配渠道、强化主体合作关系,有助于社区治理渠道扩展;权力激励路径下,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监管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政策细化。文章借助“社区增权”理论,将旅游引发的“社区失权”改进为“社区增权”,补充完善文化遗产地治理研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的治理提供参考。     

海洋本体论及其视角下的南海海洋国土治理研究

长期以来海洋位于社会边缘,海洋治理不可避免地陷入陆地中心主义。本文在批判海洋国土治理背后的陆地本体及其领土化逻辑的基础上,将海洋重新概念化为体积空间与动态时间邂逅的四维时空,指出海洋具有多维性、流动性、非线性和非客体的特点,并以此构建了以体积国土、流动国土、能动国土为特征的海洋国土分析框架,进而将其运用于南海海洋国土治理的理论和政策认知,重构了长期桎梏于陆地规范的“时间、空间和运动”观念,回应了文化和政治地理学的新唯物主义取向。研究认为：① 在南海的体积管控上,岛礁扩建是有效的策略。岛礁扩建使体积海洋折叠为二维领土,以偏平化控制三维空间,改变了南海的地理和空间性质;② 在南海的流动性管控上,因海洋的流体、尺度和深度特征,以及法律边界模糊性,加剧了维护南海海上安全的复杂性,需要考虑与之匹配的管控非法流动性的监管策略;③ 在南海的能动管控上,需要关注渔民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海洋保护需要考虑不同本体间的对话和信息转译,使保护行为更加紧密地融入到本土社会文化情境中。本文为海洋国土治理提供了来自政治地理学的批判性视角,同时对人文地理学的人海关系研究亦是积极的推动。     

THE POSSIBILITY OF LOCAL AUTONOMY

Prevailing theories of local autonomy have largely precluded the possibility for effective local autonomy. Recent alternatives, however, have focused on the law and legal discourse as significant means of sustaining local power. This paper builds on the latter theoretical strain by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power and place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law. In this paper “autonomy” is reconceptualized with a relational rat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corporeal theory of power, emphasizing the way in which social objects are reified with power through sets of truth claims. “Local” is reconsidered as one such reification, endowed with a plethora of not merely political, but also cultural and social significations. The result is a more subtle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in which power is exercised locally against state domination. This theory is constructed through evidence from a Massachusetts housing policy's drafting and implementation.     

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与发展战略要点

本文属于《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发展战略研究（2021—2035）》地理科学学科规划的系列成果之一,写作组在对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判研的基础上,在本文中侧重介绍未来15年的中国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与发展战略要点。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活动地理分布格局形成和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随着人类发展临近和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人类活动的经济社会过程对人文地理分布规律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社会科学研究思维和方法已成为探讨和理解变化的人文地理过程和格局的重要途径,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也呈现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综合集成的特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成果产出,揭示了人类活动地理分布格局和演变的科学规律,成为调控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科学基础,在国土空间规划、区域战略和区域政策制定、空间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人文地理学的科学研究与决策应用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根据学科发展现状、趋势及主要产出结果,中国人文地理学可按照5个分支学科群进行学科战略布局,包括综合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在新时期地理科学学科体系下,具有其优先发展领域与重点方向,相互协调,不断创新。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格局演化研究——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分析

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逻辑发生了变化,不对称相互依存替代军事实力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在此背景下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在以经济实力改写世界政治版图。本文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利用双边贸易数据分析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以此构建中国经济权力评价模型,研究中国崛起过程中经济权力的空间演变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分布明显呈现由过度集中于东亚、西欧和北美的三极格局向更加均衡格局转变,但全球对华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依然集中在低纬度的亚非拉地区;② 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高敏感区呈现出由亚太向非洲、拉美地区推进的趋势,而高脆弱区域则呈现出由点状散布向连片生长转变的趋势;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已由周边扩展至全球,并向发达世界渗透,而同时期美国经济权力空间却呈现收缩趋势。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缘由、内涵及意义

近年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中国地理学界受到“热捧”,但也有学者对此存有分歧、质疑、困惑和焦虑,认为新范式“缺少地理味”“跑偏了”。在梳理西方人文地理学派思想及其范式演变的基础上,对新范式的出场背景、基本议题和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①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倡导的“人之主观意念”“理论转向”“空间间性关联”“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既是对以计量革命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和空间科学,以及伯克利学派“文化超有机体”的反思,也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凸显的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引致的复杂社会空间和文化认知的新阐释。② 在研究视角和对象上,新范式倡导“人之主观意念”,并确立“人”在地理学中的位置和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通过社会文化等“理论转向”滤镜,预见社会空间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空间间性关联”滤镜,引导人们对多种空间,尤其是空间关系的关注;通过“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滤镜,强化社会文化地理的道德实践和人性提升,重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③ 新范式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阐释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空间进程和交织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生动因,是人类对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实践认知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代表一种新的地理学哲学观和思维观。④ 中国学术界对新范式之所以存在不同声音,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对新旧人文地理学范式的哲学认知缺乏深度对话,另一原因是学术界针对新范式的理论阐释不足。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中国学派,需要主动拥抱并吸收西方前沿理论的合理内容,在此基础上参与建构新的学科范式,积极回应反映时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     

建设海洋强国的政治学解释——基于注意力配置的分析

基于注意力政治学的领导人注意力分析框架,对自2012年以来建设海洋强国这一国家级海洋战略的启动和实施进行分析,探讨建设海洋强国的作用机制。文章提出：1）领导人与政府有限的注意力是国际体系结构变化与国家行为产生之间的中介变量。2）国际局势变化、地方政府竞争、突发事件刺激和以往的从政经历是建设海洋强国的触发因素,驱使领导人和政府的注意力发生转移。3）领导人通过讲话、批示、视察等活动推动政策实施,这是测量领导人及政府对于建设海洋强国的注意力依据。注意力对建设海洋强国的作用机制体现在：1）国家海洋战略重置后,领导人与政府的注意力继续作用于新海洋战略的实施过程;2）领导人通过自身一系列的活动,如视察、批示,加快海洋战略的运行;3）通过设立高级别机构,高位推动建设海洋强国;4）通过国家媒体对海洋事务的持续议程设置,固定公众和社会注意力。上述作用机制有效地引导并锁定了中国对海洋事务的关注方向与重点,改变了传统中国“重陆轻海”的战略文化与社会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