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双边关系演进过程及影响因子探析——基于事件数据分析

韩国是连接黄海和日本海重要的通道口,其地理位置有着特殊的地缘作用。中韩关系的发展对于保障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防安全、地缘战略政策的实施等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对2006—2017年中韩双边关系事件进行量化分析,进而归纳出两国双边关系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最后提出对中韩双边关系发展的建议与展望。结论表明:①2006—2017年,中韩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平稳发展阶段、波动调整阶段和波动下滑阶段;②中韩双边关系受国家综合实力和权力优势的改变、韩国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与对外政策、地缘作用、域外大国的干涉、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③中韩两国应积极加深中韩间的复合依赖关系、建立多渠道沟通机制、基于均势秩序建立多边合作机制等建议。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双边关系演进及形成机理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继续分化与重组,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南半岛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凸显,日渐成为域外大国争夺地缘利益的热点地区。中南半岛是中国倡导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战略支点,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亲疏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首先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衡量2001年~2015年6月间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进而归纳其规律与特征,发现: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呈现不同程度波动下降态势;双边关系最高峰值的出现均由同一类事件影响产生、中缅关系下滑与中越关系恶化基本同期、双边关系程度的地域空间格局分异较为明显。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演进是域外大国的干预、国家利益驱使下"大国平衡外交"的推行、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推进、边境安全与稳定等作用机理下的共同结果;最后基于前文研究提出:着力提升与各方政治互信水平、妥善处理中越南海领土争端、积极敦促缅甸各方维持国内安全与稳定、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愿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作用等中国与五国关系良性互动对策。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时空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分析

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是一种兼具对外援助、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复合型的对外商务活动。本文分析了长时间尺度下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过程,结合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与中国政策的演变揭示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与影响机制,并对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所在国家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在全球尺度上,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数量、建设形式、空间分布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② 国家在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中起到了核心主导的作用,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的时空演变格局经历了国家直接指派（1955-1981年）,维护推动（1982-2000年）,放权激发（2001-2009年）,规划合作（2010年至今）等4个阶段。③ 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建设水电站受到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与经济外交关系、东道国的贫困人口比例、电力基础设施条件、接受援助金额、工业增长水平和市场基础等因素影响。     

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

人地关系演变具有继承性,从历史视角认识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及机制有助于增加对人地关系的综合认知。从人地关系核心内涵出发,将资源环境要素视为人地作用的焦点,以人类的核心需求和主要活动、对“地”的作用强度及认知能力为主线,在梳理中国历史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归纳其演变特征,并进一步提炼其演变动力。发现：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人对“地”的认知先后经历了“混沌未知、天人合一、人地相称、人定胜天、人地和谐共生”的演变历程。与此相应,中国历史人地关系经历了从萌芽到以土地为核心的一元化关系再到以土地、水、能矿等资源为核心的无序多元化关系以及现如今重新探索有序多元化人地关系的总体历程。从历史视角看,中国人地关系演变的动力机制是：生产力是最核心的动力,促进了人对“地”作用能力的发展;人口是最活跃的动力,人口需求及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增强了人和“地”作用的紧密程度;生产关系主要通过影响人的生产积极性及资源所有权而间接影响人地关系演变;战争和自然灾害对中国历史人地关系演变均起到促进和阻碍的双面作用。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人地关系研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中国现代人地矛盾的形成有其必然性,以史为鉴,提升人对“地”的科学认识,实施因地制宜,加快技术研发和生产方式转型是破解中国当下人地矛盾的重要途径。     

中国市域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利用泰尔指数、σ系数、莫兰指数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对2012—2017年中国大陆346个市域单元收入房价比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分析,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2—2017年,中国市域单元收入房价比排名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其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均随时间呈现增大趋势,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稳步增强。2012—2017年,中国市域单元收入房价比的空间集聚性显著增强,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有逐渐增强的趋势。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房地产投资水平、城市规模是影响中国市域住房支付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经济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而房地产投资水平和城市规模为负向影响;2012—2017年我国东北和东中西部则不同程度上受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     

中美在南亚地缘影响力的时空演变及机制

南亚是中美两国重要的地缘战略区,无论是对中国海上运输的安全和西部边疆的稳定,还是对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何解析中美在南亚地缘影响力的变化及演变机制,是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结合地理学、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研究视角,采用数学建模方法,构建国家地缘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和模型,选取南亚为研究区域,探讨中美在南亚地缘影响力的时空演变,探寻地缘影响力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近10年,中美在南亚的地缘影响力在小幅波动中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增幅比率看,中国在南亚地缘影响力的增速要比美国快。2国家地缘影响力演变是一个缓慢过程。2003-2012年间,中美在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变化幅度不大。3硬实力、软实力、相互依赖力和摩擦力是地缘影响力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硬实力和软实力是主导因素,起拉力作用;相互依赖力是辅助因素,起推力作用;而摩擦力是弱化因素,起反向力作用。4中美在南亚地缘影响力演变的驱动力包括地缘区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地缘区位是国家地缘影响力演变的制约力,地缘政治是主导力,地缘经济是驱动力,地缘文化是辐射力。5国家硬实力不等于地缘影响力,国家硬实力强并不能代表其对外的地缘影响力就高,两者是非线性关系。硬实力虽起主导作用,但不能决定地缘影响力变化的强度和速度。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2年的0.58上升至2016年的0.80;②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心整体呈“西南—东北—西北”的变化格局,移动距离和速度逐渐缩小。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转角呈“缩小—增大—再缩小”的趋势,由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向正北—正南方向不断偏移,在偏东北—偏西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在偏东南—偏西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极化;③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逐渐减弱,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江苏、上海等华东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区;④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金融发展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对外开放、产业集聚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阻碍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的空间差异及影响机制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深刻分析复杂地缘环境下,中国内陆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现状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挖掘利用边境传统优势,促进中国边境、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意义重大。在综合分析边境地缘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搭建地缘经济分析框架,纳入本地经济、外向型经济、本地综合发展三大类指标后,系统刻画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及演化。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了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空间分异的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平稳增长,空间分异明显。东北地区地缘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渐下降。优势地区在空间上高度分散,呈现以东北地区的牡丹江市、内蒙古地区的包头市、新疆地区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云南广西地区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崇左市为增长极核的空间极化格局。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主要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以及邻国发展水平、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的合作意愿等。政策优惠指数、交通通达度、文化接近度等因素对边境地缘经济影响显著。其中,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以邻国影响为主;东北地区、新疆地区以中国政策影响为主;云南广西地区为综合因素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复杂地缘环境下,差异化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及启示。     

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对中国城市2006~2013年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研究,随后采用Kernel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6~2013年,中国城市生态效率均值介于0.807 6~0.838 2,资源投入和社会投入对生态效率具有正向作用,环境投入中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废气排放和固废排放对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② 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是一个波动起伏的动态变化过程,各等级城市生态效率均值都呈现增长趋势,其中超大城市的生态效率均值提升最快,城市生态效率规模等级递增效应逐渐显现,各等级城市生态效率趋同变化;③ 影响因素对各等级城市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各等级城市生态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稳定快速发展时期,国家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战略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对中国的城市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影响下,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区域空间格局也由北南差异转变为东中西差异,同时,中国省级城市化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影响中国城市化省际差异的因素方面,传统的农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的影响正逐渐减弱,乡镇企业及外商直接投资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老工业基地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增长与收缩并存的现象,而城市收缩又以老工业基地最为典型。以中国老工业基地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2009—2018年各城市人口和经济变化,分析城市收缩状况及类型,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从城市收缩类型来看,总体上老工业基地城市以经济收缩型为主,人口-经济收缩型次之,而人口收缩型占比较少,在空间分布上经济收缩型、人口-经济收缩型城市多呈现连片的空间分布特征,而人口收缩型城市呈“点”状分布特征;(2)从城市收缩路径来看,经济下滑先于人口流失现象是多数老工业基地城市出现收缩的一个首要表征,较少部分老工业基地城市为早期的人口流失进一步导致后期经济下滑,符合前一个转变路径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我国中部省区和东北部分地市,遵循后一个转变路径的城市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东北老工业基地;(3)分析老工业基地城市影响因素可见,出生率水平、工业就业、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科技投入多个因素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影响城市人口与经济的增长和收缩。     

中国碳强度关键影响因子的机器学习识别及其演进

碳强度影响因子数量众多,通过在众多因子中评估其重要性以识别出关键影响因子进而解析碳强度关键因子的变化规律,是中国2030年碳强度能否实现比2005年下降60%~65%目标的科学基础。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对于评估众多因子的重要性存在多重共线性等问题,而机器学习处理海量数据则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等优点。本文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居民消费等方面选取了56个中国碳强度影响因子指标,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基于信息熵评估了1980-2014年逐年各项因子的重要性,通过指标数量与信息熵的对应关系统一筛选出每年重要性最大的前22个指标作为相应年度关键影响因子,最终依据关键影响因子的变化趋势划分了3个阶段作了演进分析。结果发现：1980-1991年,碳强度的关键因子主要以高耗能产业规模及占比、化石能源占比和技术进步为主;1992-2007年,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增长时期,服务业占比和化石能源价格对碳强度的影响作用开始显现,居民传统消费的影响作用在增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进入经济结构深化调整时期,节能减排力度大大增强,新能源占比和居民新兴消费的影响作用迅速显现。为实现2030年碳强度下降60%~65%目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提倡绿色消费,强化政策调控是未来需要采取的主要措施。     

中国博物馆时空演变特征及成因分析

选取1990—2018年博物馆名录,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1990—2018年中国博物馆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1990—2018年博物馆数量呈整体加速发展态势,东西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博物馆数量密集,且发展速度较快,中西部地区数量稀疏,且发展较为缓慢。2）中国博物馆空间上不断集聚,并呈现出“单核”向“多核”模式演化的分布格局。3）中国博物馆重心居于东部,重心移动轨迹呈“Z”形移动。4）中国博物馆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过程,形成“东热西冷”格局,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博物馆的热点地区,新疆和西藏始终处于冷点区域。5）博物馆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受经济、社会、政策和文化教育的影响。其中,政策和文化教育因素是博物馆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因素次之,经济因素是一般因素。     

2000—2017年中国城市绿化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绿化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城市生态文明、生态宜居的重要途径。选取中国29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基于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了2000—2017年中国城市绿化水平的时空演变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7年中国城市绿化水平呈阶段性波动增长态势,全国城市绿化水平增幅为6.73%,其中西部地区绿化水平增加最为显著,改变了2000—2014年保持的"东—中—西"逐渐递减的绿化格局,形成了由沿海向内陆跃升的绿化格局。(2)2000—2017年中国城市绿化水平的总体差异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差异均呈降低趋势。从泰尔指数变化趋势来看,总体差异主要由区域内差异引起,且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在逐渐缩小。(3)东部形成一定规模的稳定性热点区,西部形成局部性热点区与一定规模的稳定性冷点,从而使得我国由"东—中—西"逐渐递减的绿化格局转变为由沿海向内陆跃升的绿化格局更为显著。(4)自然因素是城市绿化水平的基础性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管理为阶段性关键因子,是促使各时段城市绿化格局演变的动力因子。     

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天眼查”网络大数据,采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经历了孕育、成长、兴起、繁荣四个阶段。2000—2020年,家政服务业发展区域差异不断缩小,区域内差异始终大于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内差异最大。2）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空间分异明显,较低、中等、较高水平区变化较大,但东-中-西阶梯式递减态势始终未变,高水平区位于广东、江苏、山东等地,低水平区包括西藏、青海、宁夏、海南等地,家政服务业发展空间分布日趋集聚。3）影响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因素由经济、空间因素为主,人口因素为辅转变为经济、人口、信息因素为主,空间、企业自身因素为辅。影响不同地区家政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     

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全球军事科技实力的变化将重构世界格局从而影响世界局势的走向,准确把握世界地缘军事科技格局演变对深刻认识和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IPRI武器贸易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从产品结构、网络格局和影响机制3个方面研究了全球军事科技贸易时空格局演化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全球军事科技贸易规模呈波动上升趋势,贸易产品结构以军用飞机为主导,海军舰艇与装备、导弹和装甲车为组成的一极三核特征,军用飞机是大部分国家或地区主要出口产品或进口依赖产品;(2)全球军事科技出口格局呈美国、俄罗斯和西欧的三极分布特征,亚洲国家影响力显著提升,地缘军事格局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特征明显,进口国和地区集中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南欧—北非一带,空间分布格局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位置相吻合;(3)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呈一超多强特征,欧亚大陆始终是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的主要舞台,亚洲国家成为重塑贸易格局的重要力量。(4)以美国和俄罗斯为核心的军贸竞争格局凸显,美国最大流网络的扁平化趋势揭示着美国主导能力的提升和西欧次主导国家的衰退;(5)军事科技贸易网络演化是进出口国家（地区）的属性与邻近性...     

中国地质灾害伤亡事件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对中国2000-2012年造成人员伤亡的地质灾害事件进行分析,其空间分布格局受地形等自然环境要素的影响,南多北少,主要位于川西山区和云贵高原地区,东南丘陵地区,北方黄土丘陵,以及祁连山脉和天山山脉等地区,但局部地区的分布格局表明其还受到人为因素影响。构建基于二元Logistic回归的中国地质灾害伤亡事件发生概率模型（CELC）,定量分析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GDP增长率是仅次于地形起伏度的第二大影响因素,GDP增长率每增加2.72%,地质灾害伤亡事件发生的概率变为原来的2.706倍。此外还有多年平均降水、植被覆盖度、岩性、土壤类型、断裂带、产业类型和人口密度等因素。将CELC模型应用于中国县域,计算各个县的地质灾害伤亡事件概率,发现尚未发生但概率较高的县有27个,或为贫困县、或为矿产工业县域,或为房产过度开发县,它们是未来中国需要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的县域。     

基于事件数据分析法的两岸关系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从政治互动、经贸往来和文旅交流3个维度构建两岸关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和熵值法,对2000—2018年的两岸关系进行定量测度、演化阶段划分及影响因素分析,进而对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21世纪以来,两岸关系经历了低谷波动期（2000年1月—2008年5月）、全面发展期（2008年6月—2016年5月）和冷却回落期（2016年6月—2018年12月）,呈现整体周期性、局部突变性的演化特征;②两岸关系主要受区域地缘环境、大陆综合实力、台湾政党轮替以及非传统安全因素等4个方面的影响;③大陆应当持续优化两岸关系地缘环境、继续提升综合实力、推进两岸社会融合以及建立防范非传统安全风险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