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呈现在特定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上海作为在华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的城市,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及深度访谈,探讨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研究发现：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作为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代表,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给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中国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基于北上广的比较研究

在3个典型的外国人聚居区——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广州小北非洲人聚居区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探讨不同移民群体的城市选择偏好,以及移民群体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京韩国人以企业、商贸、教育指向型居多,在沪日本人以企业指向型为主,在穗非洲人以贸易指向型为主,这一特征说明北上广不同的城市职能差异;北上广的外国人聚居区均形成于相似的宏观制度环境,生产活动的全球性重组、国家间关系、国家制度和外国人管理政策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外国人聚居区在大城市的兴起,但由于不同的城市软硬件环境与在华外国人的身份属性互动影响,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国人聚居区,概括为耦合型（北京望京）、特区型（上海古北）和族裔型（广州小北）。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已进入引资（资本国际化）和引人（人口国际化）并进的新阶段,应当进一步重视对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治理及服务的引导、规范,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深度高质量发展。     

1990年代以来在华跨国移民动态特征

全球化影响下人口跨界迁移势不可挡,中国亦凭借高速经济发展吸引众多外国人跨界来华。本文在此背景下,通过描述统计、比较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刻画了1990年代以来在华跨国移民的增长动态,并以日本为参照比较了在华跨国移民的主要特征。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移民大多为低端移民、定居移民、以女性居多,而在华跨国移民以高端移民为主,以男性居多,大部分来源于发达国家,具有单身赴任、滞留时间短、受教育程度高、任职于外企或跨国机构、集聚于沿海发达省市等特征。这些移民聚居现象为我国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移民政策和国际化政策,探索研究新的移民理论提供了有益参考。     

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及其社会空间特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华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其中部分开始由短期滞在转向长期居留,日本人为典型之一。外国人居留模式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及空间景观带来前所未有的诸多影响,族裔经济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本文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实证了在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探讨了其规模、行业分布、形成过程及运作模式,通过案例剖析揭示了新时期在华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在广州日本族裔经济体系业已形成,并且其仍在发展壮大之中。广州的日本移民对族裔经济依赖度高,族裔经济不仅是其生活的支撑,同时也是保持族裔身份认同的工具。广州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征,同时族裔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带来族裔景观,如广州的天河北地区即是一例。这些变化给中国的国际化城市建设和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韩国的中国移民增长及其居住空间分布

随着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经济交流增多,移居韩国的中国移民快速增长并一跃成为韩国最大的外国人族裔群体。运用统计分析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首先分析韩国的中国移民的人口结构变化,进而以首尔为例探讨中国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布及其社会经济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移民主要由中国朝鲜族、中国大陆居民和中国台湾人构成。其中,中国朝鲜族被视为韩国人的在外同胞,较易获取韩国签证,人口数量一直高居首位。现阶段,基于民族和语言的差异,在首尔形成三大中国人聚居区——延南洞的台湾人聚居区、大林洞的中国朝鲜族聚居区以及紫阳洞的中国留学生聚居区,打破了以往中国人在韩国社会难以扎根的情况,其作为中韩两国今后更进一步交流发展的媒介,亟须给予重视和关注。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韩国人族裔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演变——以北京望京为例

随着近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韩国人移居地。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和访谈方法,以北京望京为例,分析在华韩国人居住区及其族裔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北京望京是迄今为止在华韩国人聚集规模最大的社区,其以1998 年、2003 年为节点,经历了从花家地北移到望京西园,进而以望京西园为中心向外扩张的发展扩散过程。伴随着韩国人居住范围的扩大,面向韩国人的族裔经济也应运而生。当地的韩国人族裔经济多为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共同经营,以自我服务为主,已形成覆盖生产生活各方面的经济体系。相比中国国内的其他族裔聚居区,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由于中国朝鲜族的参与,形成了主动融入、隐性隔离的特征,而这也为北京的移民管理和国际化城市建设带来了新挑战。     

跨国移民企业的形象建构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与地方愈加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不仅加速了非洲城市化进程,而且也深化了移民企业的本土化程度,使其成为日常社会实践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多元化的方式重塑非洲社会对于华人企业和中国国家形象的理解。目前国内学界有关中国移民企业及其在当地形象建构方式和影响的研究较少,尤其缺少基于微观视角探讨企业形象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以津巴布韦哈拉雷地区的华人移民企业作为案例,结合定性和定量混合的研究方法,通过问卷、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讨影响非洲员工企业形象建构以及对华人企业继续在当地建厂支持程度的因素,以反映中国移民企业在非洲当地的社会融入情况。研究表明：显著影响因素主要与工厂的工作环境、管理体制、社会网络以及对区域的影响有关,而与非洲员工个体因素关联性较弱。因此,研究进一步置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并为“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移民企业融入地方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研究综述与展望

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移民成为研究热点问题,而当前欧美学界针对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具有三方面特征：首先,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的维度呈现多样化;其次,移民社会融合的主动性及其对社区空间的塑造作用成为研究热点;最后,研究视角存在“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和“政治正确的价值倾向”。与之相对,国内学界对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能够准确地把握国家背景、政治制度、移民政策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移民在世界城市快速流动的旅居者特性,且充分注意到移民的多元性和融合的开放性。而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对于社会融合多尺度、多维度的探讨;缺乏对于不同族裔、不同类型的移民群体间社会融合路径、模式、机制的比较。新形势下,国内研究有必要超越西方学者的思考,探讨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的中国路径,为我国城市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移民融合问题提供新思路。     

在青岛的韩国人的社会融合研究

中韩建交以来，青岛凭借优美的自然环境、快速的经济发展吸引大量的韩国人和韩国企业流入，韩国人已逐渐成为当地社会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资料，从社会经济、文化、心理三个方面构建了在青岛的韩国人的社会融合维度，分析了在青岛的韩国人的社会融合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青岛的韩国人社会整体融合的水平不高；其中，文化融合的程度最高，社会经济融合的程度次之，心理融合的程度最低。融合程度受年龄、文化程度、本地亲属数、来青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思想转变、搭建信息平台、政府管理三方面提出促进在青岛的韩国人社会融合的建议。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移民政策:评述与展望

全球化影响下中国凭借高速的经济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跨界来华,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要正视移民政策,重视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移民战略。本文在此背景下,分阶段梳理了建国以来中国的外国人管理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移民政策。研究表明,建国以来中国的移民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碎片化向系统化、规范化,从严密控制逐步向管理与服务并重发展。但总的来看,现行移民政策仍以"防管"为主要基调,在政策体系、准入标准、生活服务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与现实发展及高层次人才的引进需求已有较大出入。因此,本文主张尽快完善以吸引高端移民为主的移民政策,对相关法规政策体系及管理机构进行革新,以增强吸引全球人才的竞争力。     

Linking Home to Work: Ethnic 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the San Francisco Consolidated Metropolitan Area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ave been offered to explain ethnic labor market concentrations. In most studies, however, residential places are seldom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Using data from 5% Public Used Microdata Samples in 2000, this case study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reveals that the robust growth of the new economy is dramatically segmenting the geography of employment and thereby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each ethnic group. Living arrangements, such as central-city residence and living in coethnic-concentrated-PUMAs,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niche employment for most racial/ethnic groups,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human capital and certain local context factors. However, there is a "substitution" effect between person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location factor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living arrangements can provide a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networking, and ethnic recourses interact with macroeconomic trends, and thus carve out local labor market experiences across the urban space.     

广州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与生活空间

改革开放后广州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吸引了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日本移民的增长尤为显著。本文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空间进行研究。从宏观上探讨其聚居形态,从微观上把握其居住、购物、饮食、教育、交友等生活活动的空间行为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研究表明,在广州的日本移民主要为受企业派遣的旅居移民及其家属,其生活活动空间相对孤立和封闭。促成其封闭性或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由于多语言环境、针对移民的政策法规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制度环境的影响,二是由移民的生活习惯及民族性格所造成的文化特性使然。日本移民的生活空间具有主动集聚和被动隔离的特征,而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有助于增加其选择机会,减少封闭性的形成。     

农村人口流动中的“人地关系”与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人地关系”视角下的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江苏省的实证研究,从“环境”和“个体”两个方面解读其对农村流动人口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采用2010年江苏省城镇暂住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发现,农村流动人口的个人经济社会特征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城市环境均对其创业行为产生影响。特别是城市环境方面,城市总人口规模和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具有反向影响;控制规模之后,在户口含金量越高的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越低,这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中国中产阶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述评

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空间的重构,社会空间异质性增加。以中产阶层为主流大军的中产阶层化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社会空间现象。文章在地理学、规划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基于对1980年以来中国中产阶层空间分异相关研究成果的数据统计,将其划分为3个时期：1）1980―1989年,以西方社会阶层理论引入及国内社会阶层定性讨论的萌芽期;2）1990―2004年,为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理论引进及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探索期;3）2005年至今,为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实证研究及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发展期。文章总结了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空间分异研究的重点应集中于：转型期中产阶层研究的理论构建、全球化与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以及中产阶层聚居区研究等方面。     

新时期大都市周边地区城市定位研究--以苏州与上海关系为例

以大都市圈理论、区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共生理论为基础，从区域分工与协作的角度，探讨了在经济全球不化和市场一体化前景下，大都市上海周边的大城市苏州未来发展的区域空间定位、产业定位和城市特色定位以及实现定位的途径，为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诸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劳动市场中介对上海外来女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女性如男性一样大量地流向经济发达城市寻求就业。在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中,劳动中介已广泛地存在于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影响着劳动者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因此,考察和明确城市劳动中介机构对外来女性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无论对提高其劳动市场产出还是对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政策都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描述上海劳动市场中介机构现状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对外来人口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上海外来女性劳动者的劳动中介使用特征以及中介使用对其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等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外来女性对本地中介机构的使用频率比较低,而且本地中介机构的使用会降低她们的劳动市场产出;原因可能在于正规就业服务的不足和大量不良劳动中介机构的存在。     

Strong growth in weakly-developed networks: Producer-user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brokers in the Greater Shanghai chemical indust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ing spatial and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reater Shanghai chemical industry. This industry experienced strong growth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en policy support was extended beyond “new economy” industries to includ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sectors. Based on a conceptualization that emphasizes the role of producer-user networks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as a basis for ongoing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success, an explorative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supplier and customer linkage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he Greater Shanghai reg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ter-firm networks are not extensive and often involve limited producer-user interaction. Important chemical firms in the region concentrate on business with thei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customer basis, use state-controlled distribution channels or rely on intermediaries that act as knowledge brokers. Neither of these practices of market interaction includes intensive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feedback on products, customer experience and demand changes. As such, these practices do not provide a sound basis for self-sustained growth or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regional policy needs to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bined “bonding” and “bridging” relations between chemical producers and their user indus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