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贫困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如何科学识别村落类型,分类推进典型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对于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剖析了村域空间结构格局演变和城乡要素结构功能优化重组;构建了西北干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从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4个子系统进行逐级分类判断,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合专家征询分析与村落特征,将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为集聚提升类、三产融合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结合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提出了相应地发展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基于等级合理性和居业协同度的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路径研究

村镇体系是乡村要素集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载体,通过判断村镇体系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不同类型农区村镇体系的空间优化路径,对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论文利用江苏省丰县356个村庄、14个镇的多源数据,从等级合理度与居业协同度2个维度构建村镇体系评价体系,探析了村镇人口、农业、非农业要素集聚能力、空间极化特征与居业协同格局,然后基于村庄类型的划分,进一步识别了乡村振兴的空间类型,最后提出了不同空间类型的乡村振兴路径与具体对策。主要研究结论为:① 丰县村镇体系呈现出结构相对稳定、空间极化程度不高、局部地区居业相对失衡、乡村振兴内在动力不足等主要特征;② 结合要素集聚与居业协同特征,将村庄划分为人口—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人口—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I)、人口—非农业要素相对滞后的低水平居业均衡型(III)、要素相对耦合的高水平居业协同型(IV)、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I)6种类型;③ 基于村庄类型识别结果,进一步甄别了丰县未来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区、外围区、潜力区,构建了分区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思路与具体路径。     

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多维发展格局与类型化振兴战略研究——以吉林通榆县为例

为揭示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类型的特殊性并服务于增强其发展动力和乡村振兴,论文以原国家级贫困县吉林通榆县为例,运用熵值法、Getis-Ord Gi*指数、地理探测器分析村域尺度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通过对乡村主要优势条件和短板的分析,以乡村现有发展特点和未来主导战略命名乡村类型,并提出主次结合、多维协同的类型化乡村振兴战略。结果表明：(1)通榆县乡村不同维度发展指数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集聚特征。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村落环境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地区;靠近县域经济中心或靠近乡镇政府与交通干线的村庄区位交通和经济基础较好,易形成热点区,边缘或偏远地区的村庄形成冷点区,呈现出以县域经济中心为圆心的圈层式结构;县域中部靠近镇政府驻地且有交通线经过的村庄,社会活力指数较高。(2)通榆县乡村综合发展受村落环境条件影响较大,交通、经济、社会维度对乡村发展具有交互增强作用。(3)综合发展型乡村要“聚合力”、勇争先;内外联动型、特色发展型、农牧结合型乡村要“扬优势”、显特色;交通虹吸型、巩固搬迁型乡村应“补短板”、强弱项;弱质型、防范返贫型乡村应“育新机”、辟新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供需匹配治理策略研究——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

乡村旅游是我国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力量。随着疫情后客源市场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对供给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乡村旅游目的地在快速开发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供需错配问题，制约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将江苏省昆山市作为案例地，以游客市场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IPA分析法和服务质量差距模型，探查乡村旅游地供需错配现象，着重从供给侧明确了昆山乡村旅游供需错配的主要表现及治理方向。文章将旅游地供需匹配治理逻辑与“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融合，构建了基于乡村振兴的乡村旅游供需匹配治理逻辑框架，并据此提出了昆山乡村旅游的治理思路。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发展效率——以山东省新泰市为例

以山东省新泰市789个村庄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DEA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效率特征,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究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政策文化因素对村庄发展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维度下村庄发展效率变化趋势相似,平均生产效率最大,生活效率次之,生态效率最小。(2)同一村庄不同维度发展效率不同,多数表现为生产、生活效率值相近,但与生态效率差值较大。(3)不同维度空间分布格局差异显著,生产、生活和生态效率高值区的重合度偏低,仅为43个,占5.45%。(4)随着乡村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对乡村制约作用逐步降低,社会经济和政策文化因素影响程度逐渐加深,且政策文化因素与村庄发展效率呈显著正相关。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通过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体系维度解构及动力机制分析,解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以湘西凤凰县作为研究案例地,分别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1—2017年面板数据,分别计算了其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协调发展度,依此将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三个阶段的特征。根据演化速度函数及反映了二者变化趋势的差异的剪刀差,解析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的演化过程。通过案例研究,解释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作用机制与演化规律,旨在为乡村振兴之乡村旅游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参考。     

干旱绿洲农业区村庄多功能特征与类型划分研究——以临泽县为例

村庄是最能直接体现乡村经济社会活动规律的单元,落实到村级层面的功能类型划分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采用熵权法、泰尔指数及优势功能模型,构建适用于村庄发展功能识别与类型划分的研究思路,并以西北干旱绿洲农业区临泽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干旱绿洲农业区总体形成以农产品生产和生态保育为主的国土空间格局,村庄形成农业种植、畜牧养殖、工业加工、商贸旅游、劳务输出、生活保障等多功能地域综合体,其中农产品生产和生活保障功能总体空间差异较小,而非农生产功能空间差异较大。村庄因资源禀赋、规划引导、政策驱动和社会需求差异形成不同的优势功能类型,空间上呈现“外围生态、沿河种植、中部农牧、临城劳务,文旅、商旅、生活保障以政府驻地及附近村庄为主”的分布规律,并形成非农生产功能镶嵌于农业生产功能之中、生产生活功能被生态保育功能包围的分布格局。通过自上而下主体功能统筹与自下而上经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村庄发展功能识别和类型划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实践指导价值,在巩固国家主体功能定位、保障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的同时,可以调整优化县域资源要素配置,实现村庄发展功能互补与功能协调。     

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识别——以辽宁省78个区县为例

以具有国家粮食基地和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功能与特征的辽宁省为例,通过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居住生活和生态保障四类功能的空间格局特征,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定量分析功能间交互作用,识别各区县优势功能类型,并提出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从省域层面看,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集聚特征显著;② 根据乡村地域功能间的相关关系和功能间的互动实际,得出各功能间的交互作用类型,从而为功能调控提供指导;③ 基于功能状态和功能间的交互作用,将辽宁省78个区县划分为8种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并根据类型提出科学谋划辽宁乡村未来发展的初步建议,为促进乡村转型与城乡统筹提供参考。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以广西为例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基于体制转换的乡村转型时空格局及演变机理——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乡村转型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三农”转型的重要抓手。论文以黄土高原沟壑区甘肃省榆中县为例,从人口转型、土地转型和产业转型3个维度构建乡村转型指标体系,基于2002—2018年统计数据、农户调研数据、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乡村转型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县域和农户视角,量化与分析榆中县乡村转型及其时空演变格局,刻画农户生计转型路径;在此基础上,引入体制转换理论阐释乡村转型过程机理,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识别驱动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 2002—2018年榆中县乡村转型度、产业转型度和人口转型度明显上升,而土地转型度稳中有降,乡村转型度和产业转型差异明显且变化较大,在中部川区最为突出。(2)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均呈现“中部川区较高速和高速转型、北部山区低速转型、南部山区由低速转型向较高速过渡转型的空间格局”,并伴有逐级式和跨级式的变化特点,土地转型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和土地转型的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中部川区,冷点区主要集聚于北部山区。(3)农户生计表现出多路径转型特征,北部山区为综合型生计转型路径,中部川区和南部山区为兼农...     

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失效过程分析及影响机制研究——以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哈尼娃”为例

包括公共艺术在内的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以下简称“艺术乡建”),旨在通过乡村新文化景观的再造和空间重构,传达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理想愿望。然而在艺术乡建的热潮之下,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艺术乡建的失效案例,缺乏对消极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的探讨。论文以一个以雕塑视觉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的公共艺术项目“哈尼娃”,一个构建与外部公共空间相协调的公共艺术场景为例,通过对起始、运营及后运营3个阶段的历时性过程分析,总结了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失效机制。研究认为：艺术话语构建而成的“艺术世界”与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价值错位,依赖于艺术家的单向培育,难以短期内形成乡建的“共同体”和持久的社会效应。权力主体、参与的行为主体及受众群体的波动和变化,都将对艺术实践的价值目标转化造成负面影响。在不同发展程度的乡村中,艺术乡建在面临着可操作性问题之外,更在根本上遭遇社会结构性问题,单一的艺术实践缺乏解决乡村问题的能力。对失效影响因素和过程的讨论,是对艺术乡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启发未来的具体实践。     

中国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丘陵山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开展丘陵山区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对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刻画了于都县农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识别了丘陵山区驱动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特征,且聚集效应随减贫力度加大有所减弱;② 坡度、行政村到县城中心的可达度、路网密度和公共服务点数量是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子,且随时间推移,资源禀赋不足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区位条件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③ 不同时期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农村贫困化有其自然和人文根源,科学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深化贫困发生机制理论认知为基础,协同推进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减轻,从而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作用关系视域下的产业振兴路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实施乡村产业振兴的空间集合体,系统各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与强度直接关乎系统运行,稳定有序的系统是实现产业振兴的基础保障。论文在充分解析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各要素作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梳理寻求共性指标、政策文本分析寻求个性指标,共性和个性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系统各要素的空间表征,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和强度,同时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予以检验并因地施策提出其产业振兴路径。结果表明：从共性和个性2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践性;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与强度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的空间表征呈“圈层”分异;从夯实产业基础设施、构建产业振兴人才培育体系、产业升级增效3个层面提出了推动重庆市产业振兴的路径。     

贫困山区农户人力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人力资本是构建农户生计的关键要素,从人力资本视角探讨农户生计选择对于推动农户生计转型、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南贫困山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案例区,采用2018年508个农户样本数据,应用回归模型,估算了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山区农户生计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不同,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教育文化、健康状况对非农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健康状况对河谷区农户生计选择影响不显著;非农技能培训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农业技能培训对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且高山区<二半山区<河谷区,但其对高山区农户生计选择并不显著;青壮年劳动力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务农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高山区表现最为突出,二半山区次之,河谷区较不明显。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探讨了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与乡村发展之间辩证关系及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