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功能视角的广州都市边缘区乡村发展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

基于村庄规划详细调查数据库,采用空间集中度和功能识别等方法,深度剖析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尺度乡村发展的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结果 表明:①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乡村功能的空间梯度差异特征明显.乡村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减弱的分异特征,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则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增强态势.以乡村主导功...     

论中国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与乡村振兴

伴随着消费文化的蔓延以及城市空间的拓展,乡村空间功能形态、组织关系和运行逻辑的都市消费化转型趋势日益显著。本文在厘清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搭建了中国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的分析框架及其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并以典型乡村为例剖析其空间转型过程及振兴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是在全球化、城镇化和消费化背景下,乡村空间从侧重物质生产功能转向侧重非物质生产和消费功能的过程,表现为城市元素注入与消费倾向加深,包括物质空间的消费化与商品化、空间主体的多元化与现代化、外部资本运作与文化介入、空间组织的制度化与市场化。(2)中国乡村空间的都市消费化转型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体现在物质空间再造与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外部群体介入与乡村发展主体强化、城市资本运作与乡村社会结构优化、空间组织转变与乡村治理现代化4个方面。(3)典型案例乡村的实证表明,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伴随着乡村产业转型和业态多元、发展主体强化、社会活力增强和治理效果提升。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组织关系和制度体系等方面的变革与重塑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城市资本和主体是推动乡村空间转型的关键。对乡村...     

发展转型视域下的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研究进展及展望

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乡村地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景观结构、用地结构、城乡关系、消费结构和治理格局等出现了多元分化,同时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面临着传统村落空间消亡、地域认同感消失、村民自主性缺失等问题。乡村复兴和振兴成为新时期区域发展和农村发展的核心目标,理清乡村空间分化的内外动力的交互作用机制,深化归纳总结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的地域规律,发掘乡村综合治理的科学途径,有助于深化乡村建设和治理的理论框架。文章围绕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国际乡村地理学界在研究视角切入上更加多元,研究方法以质性为主,大量应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重点关注乡村空间认知、分化与重构的行动者网络建构和转译的学理解释,乡村社区治理主体和治理框架分析较为深入。国内的研究主要从乡村物质空间的分化和重组入手,研究方法偏向定量化,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的地理学研究内容框架和方法体系仍显不足。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在宏观尺度上系统研究多元外部性环境下的中国乡村发展转型的空间分化类型与动力机制;在中微观尺度上重点从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变化与要素重组及空间治理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全面采用城乡连续谱空间梯度分析手法,剖析不同区位不同类型的乡村空间内部多维空间分化与重构治理的学理逻辑,综合集成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搭建独具特色的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理论框架。乡村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管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其空间治理主体和参与共同体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及村庄建设管理与空间治理的途径与模式亟待归纳总结。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探究其重构乡村空间的内在机制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的科学体系。本文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从“物质-关系-文化”三维视角剖析了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并结合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互动作用逻辑分析其重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后圩村物质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集中化和空间功能复合化为主要特征;关系空间重构呈现出空间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组织形式集中化,权属关系明晰化等特征;文化空间重构表现出空间内涵多样化和乡风文明规范化等特征。(2)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相互作用构成了驱动后圩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物质-关系-文化”空间的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多元力量作用程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力量主导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力量合作博弈推动空间价值提升,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阶段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落实空间有序重构。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可为优化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参考。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乡村空间治理机制与路径

城乡国土空间统-用途管制背景下,乡村空间治理成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乡村空间治理的理论内涵出发,构建了乡村空间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作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机制和可行路径.结论 如下:①乡村空间治理是以乡村空间为治理对象,通过规划和协商等方式,实现乡村空间用途有效管制,空间权利有序配置,凸显...     

浙江美丽乡村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系全国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地方经典模式。基于浙江2016年以来3个批次美丽乡村“示范村”数据,运用洛伦兹曲线、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识别美丽乡村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构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揭示具有强烈资源禀赋约束的各类乡村如何在政策与资本双重驱动下从示范走向全域。结果表明：①美丽乡村示范村空间上整体呈凝聚型分布,已形成“杭嘉湖”和“金衢”两大集聚区,且其时空演化特征稳中有变,后两批较第一批分布范围更广;②美丽乡村具有农业服务型、工业发展型、休闲旅游型、文化传承型和综合治理型等五大类型,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且与已有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关联密切;③区位条件、文化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形是影响示范村区位的重要因素;④美丽乡村建设从局部到全域推进过程遵循优先发展资源禀赋示范村、辐射引领周边村落的路径,并倡导政府引导、资本驱动、“农户+公司”和村民创业并存的多元主体发展模式。     

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空间特征与形成机制及对策

基于乡村脆弱性本质内涵,构建了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综合测度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水平进行综合测度;通过遴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5条样带,深化分析中国乡村脆弱性的区域差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结果 表明:①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整体上处于较低脆弱度和中脆弱度阈值区间,并具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沿"博台...     

西方国家乡村空间转型研究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对乡村空间的认识经历物质、意象再到三元综合体的深化,后者作为西方学界理解乡村空间的系统性理论框架,为研究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转型过程提供全新视角。西方国家的乡村分化表明,乡村空间转型的功能与价值重塑,在全球乡村视角下有一般规律性,对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研究有重要启示。当前中国正处于城乡空间加速重构的关键时期,加强乡村空间及其转型在多维度认知、多功能趋势和多主体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地理学研究范式,响应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     

新时代中国乡村空间特征及其多尺度治理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1)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2)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3)“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4)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理论解析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传统乡村聚落空间面临剧烈分化和重组。在阐释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基础上,基于宏观和中微观层面、客体和主体系统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机理,并提出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过程中需关注的要点。结论如下:①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即为适应城乡发展要素的变化,行为主体采取经济、技术、政策等手段调整村镇空间等级体系及干预单体聚落内部土地资源配置,以协调乡村地域人地关系的过程,具有重构内容复合性、重构目标多元性和重构过程复杂性的特点。②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折射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演化、技术发展等宏观环境的变迁,并根植于所在乡村地域自然-经济-社会等客体系统的约束框架之内,凝聚着利益行为主体间的博弈、对抗、竞争与合作关系。③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应正确处理人口-土地-产业关系,充分重视聚落的文化和生态价值,有效发挥政策和制度的支撑作用,以促进新时期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     

Spac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ypical village in the suburbs of Guangzhou: A case study of Beicun

The reform of global production mode and social system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rural factors accelerate rural space diversification. Based on the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and gam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ac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and its influence on Beicun vill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1)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Beicu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to diver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ecentralization to rural community has been realized.(2) Accompanying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the land use type and structure of Beicun has diversifie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various types of land use was complicated and gave rise to new characteristics of mixed land for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use, a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use, gradually forming a circular spatial layout structure model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reas and modern residential areas, commercial areas,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areas.(3) Rural space diversification was mainly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new industr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ding industries. The endogenous land transferring mechanism and exogenous urban capital jointly promot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market power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into the service industry.(4)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promoted the functional replacement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by village organizations. It changed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village with the blood clan and geography oriented, and produced the occupational relation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low-income groups.(5) The multi-differentiation of suburban rural space followed the game logic of capital and land interests. The rural community played a key mediation in the competition for space and the game of interests among local villagers, farmers, economic cooperation, industrial operators, and service owners.     

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解析——以苏州市西巷村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经历着剧烈的转型与重构,乡村地区的建筑民居、生态景观、文化遗产等物质与非物质空间要素的潜在价值逐步显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态势逐渐显现。论文以苏州市吴中区西巷自然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非结构化访谈等方式,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空间本身逐渐成为商品被“销售”,进而获取一定利润的过程,该过程的空间内涵体现在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2个层面。从空间表征来看,西巷村空间商品化由乡村空间中农产品的商品化扩展到乡村空间本身的商品化,并且伴随着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向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多功能空间转变,更加注重营销空间品质与体验等非实体产品。从空间实践来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西巷村空间商品化是由村庄内外部多元异质主体的一系列实践推动,各行动者能获取共同利益是其得以联结形成网络的基础条件,网络中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需要得到充分重视。     

大都市区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及机理——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农村聚落的内容再次成为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大都市区作为快速城镇化和生产生活要素集聚的重点区域,其农村聚落的用地变化快速且复杂,成为了农村聚落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农村土地非农化指数,将2013年广州市农村聚落分为农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起步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发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主导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型农村聚落五种。结合GIS空间分析,对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从市域角度,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总体呈现出围绕大都市内核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由外向内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程度逐步升高。②从各区层面,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受副中心城镇化发展水平影响显著,近郊区域呈现面状圈层化分布,远郊则表现出沿道路的线状分布特点。③从局部尺度,重大基础设施对周边农村聚落的土地非农化发展有较大拉动作用,导致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点状出现。随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确定村内路网密度、与主城距离、流动人口、村集体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为影响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各因子对大都市区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对如何利用农村非农化进程促进城市发展、优化调控农村土地利用和规划村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乡村“产居一体”的演进机制与空间图谱解析——以浙江碧门村为例

基于民本动力的生产模式驱动,产业集聚与人居增长在乡村地理空间上高度复合,“产居一体”成为乡村区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浙江碧门村为实证,阐释乡村“产居一体”的现象特征、演进机制及影响因素,并“自下而上”地建构空间图谱,整合与评价其范式组织及空间绩效。结果表明：① 碧门村的“产居一体”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生产调整、精英引领、配套支持、政府干预构成了主要驱动机制;② 碧门村“产居一体”微观单元范式多样,具有下产上居、前产后居、庭院工坊、产居独立四种模式,在空间上的效仿、协同与竞争,形成宏观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格局;③ 青山村、中心村与黄浒沿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特征差异显著,分别呈现核域式聚集、轴线式延展、散点式分布的增长与分布规律。由此,提出“产居一体”驱动下的组团协作、精明指标、级差布局的导控机制,以期为规划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     

东部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分化及其驱动力——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

乡村旅游被认为是山区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但即使在旅游山区,仍存在大量传统农村。论文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选取典型旅游村水口村和农业村法洪村,从农户生计变迁、乡村土地利用转型、宅基地功能演变3个方面分析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及其分化。结果表明:① 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1977年),法洪村和水口村高度依赖农业;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两村由单一农业生计向农业和外出务工组合转变;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法洪村以外出务工为主,水口村以旅游经营和外出经商并重。② 1978年前,两村地类变更主要是林地转为耕地;1978—2014年,主要是林地转为建设用地;2014年后,法洪村耕地转为林地、住宅用地,水口村林地、耕地转为旅游相关用地。③ 1978年前,两村宅基地均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1978—2014年,两村宅基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开始衰退;2014年后,法洪村以生活居住功能为主,水口村以旅游接待功能为主。④ 两村发展分化是自然环境、人文景观、能人带动、市场变化等综合影响的结果。研究认为,即使是在旅游特色山区,也只有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有能人带动、顺应市场变化的乡村,才能较好地发展乡村旅游,大部分资源禀赋一般的乡村仍将以传统农业为主,因此,山区乡村振兴要顺势而为、择优助推。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资本循环视角下农地流转的空间格局与机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

土地等资源的确权流转开启了资本在乡村地域的循环,资本类型与农地用途之间按市场原则重新匹配.本文建构了资本循环作用于农地流转的理论框架,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村级多源数据,实证了中国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微观空间格局及机理.在理论层面,研究揭示出不同类型资本流向不同农地用途,形成不同的资本循环模式,并通过“资金实力”或...     

城郊土地利用功能演变——以贵州省惠水县乡村旅游度假区好花红村为例

论文以贵州省惠水县乡村旅游度假区好花红村为典型案例,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访问数据,分析了2006—2019年好花红村土地利用功能演变规律,探讨了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好花红村土地利用功能受土地利用转型的影响,由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转变为复合型观光休闲功能和经济发展功能,增加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保证了生态效益,土地利用功能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② 研究区不同演变阶段的演变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经历了单一农业生产功能阶段、多元功能转型过渡阶段、多功能复合转型阶段,土地利用功能演变有以农为主、乡村旅游为辅,农旅结合、农业逐步退缩,以乡村旅游为主、整体转型3种模式;③ 自然条件是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的基础动力,经营主体变化是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内在动力,区域发展政策是驱动土地利用功能多元化的根本动力,旅游市场“规模化”需求是驱动乡村功能和土地利用功能转化的重要推动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土地利用功能演变。     

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群体,其不断增长的居住空间需求对社会空间结构具有较大影响。本文研究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为政府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城市更新等政策提供参考依据。首先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聚类分析法、集中度指数分析了广州市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及特征,并将中产阶层聚居区划分为教育、职业、收入和混合4个亚类聚居区。其次,将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与2000年的聚居区比较,发现2000-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与地域类型演变呈现以下特征：① 中产阶层聚居区区域范围有所扩大,呈现郊区化与向中心性并存现象;② 老城区外围、珠江两岸及经济开发区是中产阶层集中分布的区域;③ 中心城区内城中村外来人口的集聚带来中产阶层的逐渐消失;④ 4个亚类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街道数目改变和类型转换的变化;⑤ 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强稳定型、弱稳定型、衰减型和增长型4种不同地域类型的变化。最后,本文从社会阶层分化、房地产市场、全球化、传统社会空间历史延续以及个体力量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对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形成机制进行探讨。     

句法视角下广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认知研究

本研究在句法视角下,选择广州小洲村为案例地,以轴线图结合意象图的分析方法,探讨村落空间形态与不同使用者空间认知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① 空间组构中具有高数值的某些变量,可被认为是地标性的显著空间元素,在使用者认知图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连续性极大地影响了空间认知;② 不同使用者的空间认知模式存在差异,本地居民能够更加容易认知村落深层次的空间格局;③ 城市化改变了传统村落具有的防御性及内聚性的原本形态特征,空间集聚中心由内部转向边缘,这是导致本地居民与其他使用者认知差异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发展与规划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是一种以新方法研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空间认知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