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in China and its driving effects北大核心CSCD

生态福利绩效是提升人类福祉的生态效率,分析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与驱动效应有助于揭示中国人类福祉提升的生态效率地区差异及其原因。论文基于主客观综合福祉视角,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深入揭示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驱动效应以及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1) 2006—2018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主要依赖经济增长效应驱动,但由于环境福祉效应与社会福祉效应的掣肘,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上从3.052降至2.641。在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中,技术进步发挥着最主要的促进作用。(2)中国南方省份与北方省份生态福利绩效的平均值差距由2006年的0.762扩大至2018年的1.005,表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值远高于北方地区,是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南北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3)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整体显现为经济增长驱动模式,仅北京、天津、上海为“经济增长+环境福祉改善”驱动模式。南北区域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推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生态文明视域下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空间差异与演变趋势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基于多维视角提出人类发展指数来综合评判地区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但该指标体系并未涉及生态环境方面的考量,因而在衡量人类发展方面存在局限性。本文利用生态投入指数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维度修正人类发展指数,构建生态敏感的中国区域人类发展指数。结合Geoda和ArcGis软件,运用空间探索技术对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标准差椭圆探讨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空间演变趋势。研究表明,中国区域人类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区域人类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性;在方向上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整体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     

中国绿色化进程空间格局动态演变及其驱动机制

运用综合指数法、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中国绿色化进程空间格局动态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2000~2015年中国绿色化水平从0.352提升至0.859,其中绿色增长、绿色福利和绿色治理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绿色财富指数呈逐渐下降的态势;② 中国绿色化空间分异特征从“小差距低水平”向“大差距高水平”转变,呈东部高,中部低,西部较高的“凹”字形空间格局特征;③ 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创新投入、市场体制、全球化水平与绿色化呈显著性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与绿色化呈显著性负相关。     

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之间联系密切,研究根据二者内涵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耦合协调相对发展度模型、空间自相关、重心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中国31个省市（不含港澳台）2008—2018年两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得出以下结论：① 绿色发展和动能转换综合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空间异质性显著,东部沿海地区水平最高。② 各省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逐步形成东部沿海地区为轴带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川”字阶梯型发展格局。③ 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位于“低-低”类型区域的省份最多,高值和低值区域趋于两极集聚分布。④ 2008—2018年耦合协调度的重心主要向西南方向迁移,耦合协调度呈向西南方向分散的态势。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与动能转换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呈西南方向迁移的分散态势,中部地区呈西南方向迁移的集聚态势,西部地区呈东南方向迁移的集聚态势。     

区域多维贫困测量的理论与方法

贫困包括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两者均具有多维属性。区域多维贫困是贫困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深度贫困地区是区域多维贫困的集中表现,是当前和未来脱贫攻坚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坚中之坚。本文以空间贫困理论为基础,界定了贫困地域系统和区域多维贫困的概念,并探究了区域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据此,以中国334个深度贫困县为研究对象,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ESDA技术刻画了中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 区域多维贫困是贫困地域系统发展演化过程中“人”“地”“业”三个核心要素耦合失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特定地域在生态环境劣势、经济劣势、社会福利劣势上的综合表现,包括生态贫困、经济贫困和福利贫困3个维度。② 深度贫困地区最“深”的地方在青藏高原,最“深”的短板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从单一维度的贫困指数来看,深度贫困地区的福利贫困指数（WPI）>经济贫困指数（EPI）>生态贫困指数（NPI）,三者平均值分别为2.77、2.66、1.89,贫困人口社会福利供给不足和公共服务短缺是深度贫困地区最突出的问题;从多维贫困指数来看,青藏高原是区域多维贫困指数（RMP）的高集聚区或热点区,生态贫困、经济贫困和福利贫困程度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③ 区域多维贫困指数能较好地揭示特定区域的贫困状况。在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区域劣势突出的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在空间上高度重叠。     

乡镇尺度贫困地图绘制及空间贫困陷阱检验——以皖西地区为例

基于个体福利和区域综合发展指标,采用Arc GIS、Geo Da等分析工具,以乡镇为研究尺度绘制皖西地区贫困地图,分析贫困的空间演化并检验空间贫困陷阱的存在。结果显示:皖西地区存在贫困的空间集聚现象和一定的空间贫困陷阱。基于个体福利水平的空间贫困区相对分散,空间集聚程度有增强的趋势,但局部空间依赖性呈减弱趋势;基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的空间贫困区相对集中,整体空间集聚程度较低且逐渐减弱,局部空间依赖性呈增强趋势。这表明空间贫困和贫困陷阱的发生与发展不单受自然因素的制约,社会经济因素也可能造成空间贫困,整体发展较好地区的区域贫困问题值得关注。     

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与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稳定性、经济发展潜力、成果分配、资源环境、民生福利7个维度刻画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从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两个维度刻画经济增长数量以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协调水平上,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协调度较低,且呈下降趋势;② 协调度空间格局上,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增长速度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高西低”的趋势,且保持相对稳定,但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规模的协调度空间格局差异较大;③ 协调类型上,“数量滞后”型呈零星分布,“规模滞后”型向中西部集聚,“速度滞后”型向东北拓展,“质量滞后”型表现出多样性特征;④ 经济增长质量与规模、速度的协调关系表现出不一致的特征;⑤ 相互协调机理分析发现,民生福利、经济发展潜力、人均GDP对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协调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⑥ 针对不同协调类型的城市群应分别采取相应举措以助力中国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工业经济规模与污染排放异速关系及互动机制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问题。本文以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与工业污染指数为研究对象,构建工业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两者关系的时空变化规律,并借助增强回归树模型探究异速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规模与工业污染指数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高的相似性,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空间态势;随着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大,工业污染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② 在纵向异速上,长三角地区总体沿着经济环境基本协调—经济扩张弱型—经济环境基本协调变化;在横向异速上,多数城市工业污染指数相对增速低于工业经济规模增速,标度指数多呈下降趋势。③ 城市生态基础、能源利用效率、工业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财政投入水平是影响异速增长的主导因子,这些因素在前期对异速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后期转变为负向影响。④ 经济增长的市场主导与环境保护的政府主导间的错位关系产生经济环境异速增长,并促使区域一体化出现,区域一体化与经济环境异速增长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生态一体化建设,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演变

绿色生产效率评价是评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转型可行性的重要途径。基于“人地协调”理念和“过程+格局”思维,建立了衡量绿色生产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市、区)近10年的绿色生产效率进行测度,运用熵值法、基尼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结合ArcGIS、Geoda软件,对中国2005-2014绿色生产效率差异以及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2005-2014年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呈上升趋势,呈现从“大差距低水平”向“小差距高水平”转变的时序特征;②2005-2014年中国四大地区绿色生产效率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③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呈现东高西低的率三级阶梯空间格局特征;④中国各省(市、区)绿色生产效率值与相邻地区存在相似性,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⑤经济发展基础和差别化的资源环境区域政策是绿色生产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及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构建包含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结构优化、绿色发展、稳定开放、人口发展的五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中国及各省域1987~2017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利用ESDA法对其时空特征进行探索,研究表明：①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2012年后很多省域增速明显,但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② 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5个维度中,人口发展较好;经济结构优化稳步推进;绿色发展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但正成为主导转变的核心动力之一;经济稳定开放能力平稳上升;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较差,但在呈波动中略上升。③ 空间分异明显,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总体呈现出以东部地区为核心、逐步向内陆腹地区域梯度递减的趋势。④ 呈现出较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局部空间上主要形成高高和低低集聚类型,存在较明显的交互影响关系。据此提出几点促进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建议。     

2001-2010年洞庭湖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及其生态承载力响应

不同时空尺度下,生态承载力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会作出不同程度的响应。利用可持续发展指数测度模型和生态承载力响应模型,对洞庭湖区2001-2010 年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及其生态承载力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1 年以来洞庭湖区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一直呈上升趋势;生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向良性转变;环境可持续度则呈波动性下降态势。② 洞庭湖区17 个县域的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均呈上升态势,可持续性呈现差异性地向弱可持续转变;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的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高于其他14 个县域,环境可持续度则下降最明显。③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的响应状态分为强超载、超载、弱低载和低载4 类,不同时段县域生态承载力的响应状态差异明显;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其生态承载力响应状态则处于强超载,在区域发展水平上反映出湖区县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协调性较差。④ 环境可持续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高生态承载力的重要基础,现行的“掠夺式”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提高生态承载力的阻碍因子,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开发以及生态环境干扰,使得环境可持续度对于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相对较弱,其实质往往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中国省际水资源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研究

本文从群组前沿的角度出发,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东中西三大群组,在不同的技术前沿面下利用SBM模型对各省（市、自治区）的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VAR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将水资源绿色效率“属性数据”转化为“关系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对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区域差异显著,总体表现为中部>东部>西部的特征。② 没有一个地区独立于水资源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之外,网络整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个体特征表明,东部地区以溢出效应为主,处于“引领者”地位,而西部地区以接收其他地区的溢出关系为主,在网络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③ 块模型分析表明,北京、天津等10个地区为“净溢出”板块;青海、新疆等8个地区为“净受益”板块;河北、重庆等6个地区为“双向溢出”板块;河南、陕西等7个地区为“经纪人”板块。研究结果为中国各地区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高及协调发展提供了建议。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绿色发展作为化解自然环境约束、破解经济转型难题、支撑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关键。正逐渐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和全球经济转型与重构的重要指导理念。在梳理绿色发展概念与内涵基础上,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泰尔指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测度与刻画,并进一步耦合自然与人文因素定量探讨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由0.475增加到0.523,总体提高了10%,时序上呈现“W”型波动增加的阶段性演变特征。②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区域差异规律,不同类型城市群具有“国家级>区域性>地方性”倒金字塔式集群增长特征,形成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稳定等级规模结构。③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高效率城市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低效率城市则负向溢出影响,“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较为凸显,不同类型城市演化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时空惯性。④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下,人文社会因素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程度大于自然本底要素,其中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和城市气温呈现积极促进作用。     

发展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区域均衡发展

Larg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are fundamental challenges for China.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geography. This study reviews the course of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summarizes its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peri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undergone successive periods of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Each period has enhance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d to a mor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nvok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to argue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endowments among regions, and solves the imbalance among the economy, humans, and nature to promote the spatial 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r better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ecology. The balanced promotion of the well-being of people in each region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We then use concepts from development geography to examine China’s path of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the economy, and ecology.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vided for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well-being.     

中国旅游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针对旅游经济绿色产业外部性及其空间溢出的科学认识缺乏,论证中国旅游经济能否促进绿色发展并揭示其空间溢出特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选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作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融合多源数据并利用EBM-GML模型测算并分解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2005—2016年GTFP;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地市尺度下GTFP时空格局及聚类情况;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旅游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城市GTFP年度均值呈现总体上升态势,但“中部塌陷”特征明显;地市尺度中国GTFP格局与经济版图存在空间错位。② 旅游经济具有良好的绿色发展效应,能够同时促进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驱动目的地本地GTFP增长。③ 旅游经济对GTFP存在不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但对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④ 政策上应加强区域内旅游经济联动发展,构建旅游目的地创新溢出机制,推动旅游目的地与邻地产业分工协同发展,打造旅游业深度参与的区域产业生态圈和综合体等,以期强化中国旅游经济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     

东北地区生态环境保育与绿色社区建设

20世纪以来，东北地区资源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全球范围内具有有短时限人地关系高强度作用特征的典型地区之一。区域资源过量消耗、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可持续发展面临威胁，保育生态环境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建设“绿色社区”，是生态保育的有效措施和重要内容，也是生态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建立绿色社区的目标的营造绿色文化、保育绿色生态和发展绿色经济，建立绿色社区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态经济，保育生态环境，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退化，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绿色社区建设的实施方案。     

中国省际资源环境成本及生态负荷强度的时空演变分析

为了科学地评价区域生态系统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服务支撑能力,引入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等构建资源环境成本及绿色GDP核算、生态负荷强度模型,计算出中国31个省区2001~2012年的资源环境成本、生态负荷强度,在此基础上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年以来中国省区的生态负荷强度随时间演变的趋势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和探讨（港澳台除外）。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中国省区的资源环境成本由16.83×10¹²元攀升到25.24×10¹²元（2001年可比价）,生态负荷强度由1.55下降到0.45;中国生态负荷强度呈西北、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西北为高-高、东部沿海为低-低集聚区;这种西、东集聚现象的显著性在研究时段内逐渐减弱,空间负相关区域增加到11个、具有持续扩张的趋势,区域生态效益或经济效益持续向周边溢出。     

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的脱钩效应

实现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的有效脱钩是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人口等要素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构建资源环境压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脱钩理论、结构分解模型分析2000—2017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脱钩关系及驱动效应,以期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整体尚未完全摆脱“自然消耗增加型”模式,且区域内部城市差异较大,大部分发达城市人均资源环境压力持续降低,其它城市资源环境压力仍随经济增长而加剧;②随着时间的延续,整体上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资源环境压力增速,全区以弱脱钩类型占绝对优势,强脱钩区域范围先扩大后缩小,中心地区的城市实现了良好的脱钩状态,仅少数边缘地市资源环境压力依然呈现较快增长趋势,未实现有效脱钩;③结构分解模型表明经济增长效应是资源环境压力增加的直接效应,且边缘欠发达城市的经济驱动效应强于核心发达城市,而经济发达城市的人口驱动效应高于欠发达城市,技术效应驱动了资源环境压力的明显下降,总体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     

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时空演变及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刻画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演变格局,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时序发展上,研究期内城市绿色创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次减弱的态势,总体上表现为“双M”型波动上升趋势,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2)空间演化上,城市绿色创新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主导发展的特征;(3)城市绿色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