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白鹅潭卡口河段地形演变及其影响

白鹅潭位于广州市区西部,是珠江广州段水最深、河面最阔之处,前、后航道及流溪河交汇的节点,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对广州市城市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首先探讨珠江白鹅潭段河段卡口的地质地貌特征,利用近代地图及遥感图等数据,分析白鹅潭的河道演变及冲淤变化。结果表明,白鹅潭卡口河段的控制性作用对珠江水位的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白鹅潭段河床演变总体特征为河道缩窄较为明显,而淤浅相对较缓,卡口河段束窄,势必影响上游洪水下泄和缩减下游纳潮量。因此为保护珠江和广州城市的安全,应遵从河道演变规律,保证珠江卡口段两岸有较开阔的空间,不应再束窄江面。     

土地利用方式对珠江河口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本文探讨了珠江三角洲近年来主要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其中城市化和植被覆盖的减少,以及农业施肥量 的增加,是造成陆源污染物增加的主要原因。分析了影响珠江河口生态环境的主要陆源污染物(泥沙、氮磷营养元 素、重金属和有机物)的产生和迁移过程,以及对河口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从分析中可以看到,土地利用的变化能 够影响陆源污染物质的产生和迁移,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是降低陆源污染物质,改善珠江河口生态环境的重要措 施。陆源物质的产生与水循环密切相关,利用流域分布式水循环模型量化研究不同土地利用下的陆源物质产生、迁 移以及对河口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未来主要发展方向。     

1949-2005兰州城区段黄河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兰州城区段1949、1975、1980、2000、2005年5个时期的黄河河道规模、河心滩规模、主河道河岸线长、平均河宽、河心滩密度以及城区人口规模、建设用地规模、河堤建设与滨河交通等信息资料,分析了1949年以来兰州城区段黄河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解放后,兰州城区段黄河表现出快速而强烈的萎缩性演变特征,河流变窄,河心滩密度大幅下降,其萎缩过程呈现高速-缓慢-快速的波动性与游荡型-分汉型-弯曲型的空间形态变化.(2)兰州城区段黄河演变是城区人口规模与建设用地规模增长、带状防洪堤与滨河交通建设、城市规划与体制政策以及"蓄枯同期"时的黄河上游径流减小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珠江河口磨刀门的整治与地貌演变

从排洪通道、航运通道、排水通道的形成以及浅滩围垦等方面阐述磨刀门10 a综合整治的效 果.口门延伸、平原扩展及地貌类型、沉积构造及冲淤变化反映了近20多年来磨刀门从浅海 湾演变为三角洲的过程.“磨刀门外水下三角洲”未来的发展趋势受沉积基础、水动力条件 、泥沙运动和沉积作用的影响.由于水动力从径流优势型转变为径流-潮流优势型,沿岸流 、风暴潮、波浪的作用增强,使得口外海域的滩槽向西南方向延伸.未来“磨刀门外水下三角洲”治导线的布设应为南偏西,并保持大喇叭口态势.     

佛山城区地名演变及影响因素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具有既可悟、又可视的特点,体现着自然、社会的双属性。自我国第一部具有地名学研究意义的著作——东汉班同的《汉书·地理志》问世以来,     

人类活动主导作用下的省域生态环境演变特征

本文分析福建省生态环境在几个不同时间尺度下,由于人类活动的主导作用而引起的演变过程与演变特征.指出大时间尺度的基本演变趋势是原生性生境不断萎缩与农业(农田)、森林、城镇等许多人工生态系统的不断扩张、变化,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强烈干扰.     

额济纳绿洲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及其受损因素分析

额济纳平原广大的戈壁滩植被极为稀少,绿洲主要分布在东、西两河的沿河地带以及古日乃湖盆地区,典型的干旱荒漠气候及地质地貌条件是额济纳平原绿洲生态环境退化的动力条件和物质基础。人为的破坏自然植被,减少河流来水量,是额济纳平原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由于黑河进入额济纳平原区水量的不断减少,导致西居延海、东居延海相继干涸,绿洲面积不断减少,植被退化严重,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产生和加剧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概括起来,额济纳平原绿洲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湿地减少、植被退化、土壤盐渍化以及土地沙化和荒漠化等。     

黄河内蒙古河段冲淤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冲淤平衡的河流具有调整河床变形使之趋向不变形的特性,这种特性必然反映在河床横断面冲淤演变的趋势之中。据此,采用横断面冲淤指标跟踪计算法生成黄河上游巴彦高勒、三湖河口站1976-2006 年的横断面冲淤演变时间序列,对该长期序列的趋势变化和突变特点进行分析后发现：内蒙古河床演变明显存在3 个阶段,即演变相对稳定阶段、河床快速萎缩变形阶段和新的相对稳定阶段,以及孔兑来沙大的年份是横断面冲淤面积趋势改变的时间。大型水库修建后,孔兑来沙对河道横断面冲淤趋势变化的影响更加显著,表明近年来大洪水缺失和孔兑来沙的共同作用是导致河床萎缩的重要根源。90 年代中后期横断面冲淤演变再次发生突变之后,内蒙河段进入到一个新的相对稳定期,河床边界条件已经和来水来沙条件相适应,因此在新的稳定条件下,如何治理内蒙河道的淤积萎缩值得探讨。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黄河流域66个中心城市(市、地区、州、盟)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2008、2013、2018年为时间节点,对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析.结果表明:(1)2008年黄河流域95％的中心城市旅游经...     

七里海泻湖湿地演变过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以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七里海泻湖湿地为研究区,选取1919～2005年间的4幅地形图和1987年以来的10景landsat TM(ETM)遥感影像为数据源,运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研究了七里海泻湖湿地近百年的时空演变过程,分析了泻湖湿地演变的影响因素与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近百年来,七里海泻湖面积发生明显变化,由1919年的711.1 hm2缩减为2005年的279.1 hm2;1919年泻湖周边沼泽湿地面积为2 263.3 hm2,2005年泻湖周边的沼泽湿地已经基本消失;1956年以前,泻湖湿地以自然演变为主,主要受雨量充沛、入湖河流径流量丰富的影响,泻湖水面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1956以后,受流域开发治理工程、围垦和水产养殖等人类活动的影响,泻湖及周边湿地水动力条件发生改变,泻湖周边天然湿地逐渐为人工湿地所代替,泻湖水面面积减小,淤积加重,湿地生态系统受到极大干扰,呈现出生物多样性降低、景观单一化、湿地效应减弱等生态环境恶化的特征.     

珠江口滨海湿地生态环境退化分析

2007和2008年秋季对珠江口滨海湿地进行了2个航次的现状调查,并选择了6条代表性断面进行现场观测和样品采集.结果显示:珠江口滨海湿地的水质污染严重,主要受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的污染,沉积物主要受铜、锌、镉、砷的污染较为严重,特别是铜污染,而且磨刀门断面很有可能存在镉污染源;高等植物主要分布在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且以红树林为主;底栖生物多样性不高,均匀度一般.珠江口滨海湿地退化主要表现为天然湿地面积减少、湿地生产力不断下降和湿地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等.退化的主要原因是滩涂开发与围填海、污染物大量排放和过度捕捞与养殖等.     

珠三角港口体系演化模型研究

珠三角是我国港口布局的重要区域,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独特的政治环境,区域港口体系发展具有独特的模式和过程。在详细梳理不同阶段港口体系发展阶段和特征的基础上,从长时间序列构建了珠三角地区港口体系演化模型。该模型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殖民地国家的港口体系演化具有一定的差异。珠三角港口体系具有港口体系波动特征,不同于西方国家模型中只有单一集中化和分散化发展趋势的描述;其次,珠三角港口体系发展模型的起始阶段为单极化发展阶段,而非西方国家模型中的均衡化发展阶段;最后珠三角港口体系发展模型增加了对枢纽港口空间位置转移的描述。     

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产业升级和空间优化成为城镇群地区跨越发展门槛、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研究产业发展与城镇空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一项全新、紧迫的科学问题。文章从空间视角切入,提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定量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不同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时空特征,探讨了城镇空间响应强度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内在关系。根据第二、第三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将珠三角各县（区）划分为一致响应型、偏R2（第二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和偏R3（第三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人口集聚水平、区域政策和制度是影响珠三角城镇空间响应强度的主要因素,工业化进程越快,城镇空间响应强度越强。在不同工业化阶段,要采取差异化的调控措施,把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镇空间优化相结合,建立土地利用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30年代珠江三角洲平原河网结构重建及最大槽蓄容量

基于1954年美国陆军制图局编制的中国地形图、1930―1934年日军参谋本部所绘中国地形图、广东省水文志和研究区各县县志等历史文图资料,重建研究区20世纪30年代的河网模型,对传统农业末期平原河网水系进行高精度复原,计算其最大槽蓄容量并分析其区域特点。结果表明：1）20世纪30年代珠三角河网（除干流河道）的最大槽蓄容量为6.78亿~20.75亿m³,其极值为20.75亿m³,平均值为13.38万m³/km²。其中1级河道最大槽蓄容量占总量的33.5%~49.1%,对于整个河网的容蓄洪水能力及水资源调度能力影响更大。与现阶段不同,传统农业时代末期（20世纪30年代）珠三角河网的槽蓄容量与河网密度呈正相关,槽蓄容量的大小受河网密度的影响较为明显。2）20世纪30年代珠三角河网的形成与传统时期的农业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河网水系是自然发育与该时期围田业对其开发、围垦的共同结果,围田开发的兴修堤围、挑挖河道等活动对于河网的扩展及其最大槽蓄容量的增加具有客观上的促进作用。     

珠江三角洲网河区水文与地貌特征变异及其成因

采用珠江三角洲网河区数十年来的人类活动和水文特征资料，通过分析人类活动的水文响应特征，发现该地区近10年多来水文情势发生了显著异变。主要表现在河道人工采砂以及大洪水冲刷导致河床下芬，部分断面水位－流量关系异变。部分河段冲淤特征倒转，汊河分水分沙比发生变化。围垦，臾，码头建设以及水闸的不合理调度使得水量集中，蓄滞洪能力减小，河道流量增加。三角洲上部河床剧烈下切，汇流速度加快；而口门多呈淤只状态，加之海平面上升，潮流顶托阻水，三角洲腹地水位抬升，洪涝威胁加剧。剧烈人类活动是珠江三角洲网河区水文与地貌特征变异的直接原因。     

珠江河网分形机理研究

以不同时期珠江网河历史地图及遥感影像为基础,进行了河网分形计算,并从河道发育、人为活动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珠江网河分形机理。在发育过程中,1883-2001年间河网分维值逐渐减小;在空间上,正干水道中潮道分维值大于分汊河道。分析认为,人为活动是导致珠江网河分形变化的主要因素:联围筑闸消灭横向支汊、口门整治及河道固化减小了河道冲决的几率、河道挖沙引起的水沙分流比变化改变了河道冲淤特性。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演化

旅游地发展演化的研究可以理清旅游地发展的脉络,寻求旅游地发展的内在规律。文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选取1980、1987、 1999、2008 年4 个时间断面,选取节点发展和交通连接两项指标加以体现城市群旅游空间发展演化过程,以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业绩反映城市节点的发展演化,以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公路交通连接反映城市之间连接的演化。通过构建旅游业发展业绩模型,反映城市旅游节点的发展状况,通过公路交通可达性、公路交通运量的演化反映珠三角区域的城际公路交通连接的演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主要体现在从以广州为中心的单极格局转化为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两级格局,珠三角各城市旅游业均取得了高速发展,城际公路交通连接效率和总体运行能力大大提高。但珠三角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布局存在不平衡性,珠江口东西两岸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港澳珠跨海大桥的修建及以广州为中心的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珠三角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区域空间网络体系将更加完善。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演化浅析

利用土地获取财富中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查不管人害认识与否,土地利用过程改变了生态环境演化的速度和方向。文章提出了土地利用是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动力,分析了土地利用所引起环境的正向与逆向变化和环境变化是土地利用结果在时间和窨上的累积;探讨了土地利用导致环境逆向演化的原因,以期人类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达到获取生态经济效益这一综合效益的目标。     

珠江广州河段微表层与次表层水环境质量比较(英文)

The water quality in the surface microlayer(SML) and subsurface water(SSW) in the Guangzhou segment of Pearl River, a eutrophic urban river section in China, were analyz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of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heavy metals and bacteria were examined from two sampling sites in monthly samples throughout 2010. The mean concentrations of total nitrogen, ammonia, nitrate and nitrite were higher than 7.0 mg/L, 3.1 mg/L, 1.1 mg/L and 0.3 mg/L, while total phosphorus and orthophosphate were 0.5 mg/L and 0.1 mg/L, 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water quality was rich in minerals and eutrophic. The mean concentrations of Mn and Fe were higher than 0.013 mg/L; and Ni, Cr and Pb were higher than 0.001 mg/L. The mean concentrations were in the order of Mn Fe Ni Pb Cr. The concentrations of heavy metals in the Guangzhou segment were lower than the limit of the surface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but higher than the median values in the world's freshwater. The density of bacteria ranged from 3.30×105 to 5.23×106 cells/mL, and the amount of cultivable heterotrophic bacteria ranged from 1.30×10 3 to 1.89×10 6 cfu/mL. Fecal coliform levels were beyond the V class of China water quality standard. The SML was enriched in nutrients, heavy metals and bacteria, with the maximum enrichment factor of 3.84 for nutrients, 8.00 for heavy metals, and 3.04 for bacteria, suggesting that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SML of the Guangzhou segment of the Pearl River was more serious than in the S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