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农业经济的时空演变及交互响应

利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协调发展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和P-VAR模型对中国326个地级以上行政单元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与农业经济的时空演化、协同发展、交互响应关系进行了综合测度。研究表明：① 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均具有整体上升态势,在空间上分别呈“大分散、小集聚”和“阶梯式下降”的分布特征。② 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等级由初级协调演化为高级协调,空间差异先增大后减小;二者间具有显著的、持续强化的关联性。③ 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农业经济均具有正向的自我强化与惯性增长特征,地理标志农产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小,而农业经济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影响程度较大,形成倒逼作用。     

关于加强河北省地理标志保护的思考

1地理标志的概念和特征世贸组织于1994年通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22条第1款规定：“本协议的地理标志系指下列标志：其标示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我国在2001年10月新修订的《商标法》中也增加了地理标志的有关内容,其中第16条第2款明确规定：“前款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根据上述定义,地理标志具有以下特征：1)是特定地区名称与特定产品的结合,用于指示该产品来源于该地区,该产品的质量特点和声誉等主要取决于该地理因素,如西湖龙井、烟台苹果、日照绿茶等。2)所标示产品的特定品质、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此地理来源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决定。如蠡县麻山药是目前保定市唯一一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其独特的品质与蠡县特有的自然条件(沙质土壤富含钾元素等成分、土质结构独特、光热条件适宜等)和高标准的管理密切相关。3)是经过长期发展、自然形成的。某地区某种产品的特定质量或其他特点,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被广大消费者所认识,且只有保持稳定和持久,才能声名远播。如河北省迁西县的迁西板栗,至今已有2 000多年的栽培历史。     

基于DPSIR模型的地理标志产品开发与保护研究

运用DPSIR模型对地理标志产品进行研究,以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5个部分简化地理标志产品开发与保护的研究过程,系统分析地理标志产品开发与保护过程中的关联因素,找出制约其开发与保护的相关因素,进行针对性调整。探讨适合地理标志产品开发的策略及保护对策,以实现产品经济效益的转化与资源的优化配置。     

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演变

综合运用样带、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1997—2010年江西省县域单元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理。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呈较明显的圈层分布;全省大部分县域为余粮区,过半数的县域人均粮食有所提高,主要集中于赣中平原和赣北鄱阳湖周边地区。江西省县域人均粮食的空间格局主要受199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与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仍对农业生产地理基础表现出较大的依赖,粮食政策、市场价格等对区域粮食生产亦有一定影响。样带趋势分析显示14年来全省县域人均粮食的东西向变化较南北向大;样带地理探测分析则有助于深入认识不同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等县域人均粮食驱动机制的差异。     

四个时期江西省湿地动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CD

采用面向对象方法,利用1989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江西省60景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数据,提取4个时期江西省土地利用信息;利用湿地景观动态变化指数、湿地动态强度指数、景观指数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得到了4个时期江西省各类型湿地分布、面积和景观指数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确定了影响湿地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4个时期江西省湿地总面积总体在减少,由1989年的743482.08 hm^(2)减小至2020年的732543.66 hm^(2);沼泽湿地的面积一直在减小,其面积从1989年的19793.26 hm^(2)减小至2020年的7194.31 hm^(2);与2010年相比,2020年江西省西部和南部的宜春市、吉安市和赣州市湿地面积明显萎缩;与1989年相比,2020年,江西省丧失的湿地主要被开发为耕地,江西省的河流湿地、淡水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的破碎化程度都有所改善;4个时期江西省淡水湖泊一直是江西省湿地的优势景观类型,河流湿地的形状最复杂;江西省湿地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渔业产值、第一产业产值、城市绿化覆盖面积、固定资产投资额、国内生产总值和年降水量。     

海南岛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

以海南岛为例,在区域层面上选择高度、地形坡度、土地覆被等影响工业用地的关键因子,构建工业用地的生态适宜程度评价模型,并在G IS技术支持下进行工业用地生态经济适宜性评价,为将来区域工业开发区及重点工业项目布局提供依据。结果表明:海南工业用地生态适宜性呈现出由中部山地向四周逐渐增强,限制利用区占25%,不适宜利用区占28%,基本适宜区占41%,优先利用区占5%。其中优先利用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沿海地带,海口、儋州和东方及其连线一带应成为海南省未来工业用地布局的重点区域。     

基于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的江西省山洪灾害时空格局与驱动力研究

江西省是我国山洪灾害严重的省份之一,但目前缺乏对该省山洪灾害时空格局和驱动因子全面系统的研究.该文根据全国山洪灾害调查项目江西省1950-2015年山洪灾害数据集,对江西省山洪灾害时间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规律、主要影响因子分布趋势与灾害重心迁移格局进行挖掘;在此基础上,运用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对降雨和地形两种连续型因子生成最优离散化因子,分别探测江西省全域范围和流域范围山洪灾害的主要驱动因子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全域范围江西省降雨因子解释力明显强于地形因子,其中历时短、重现期长的10 min强降雨对山洪灾害的解释力最强,且在特定地形条件与降雨交互作用后呈非线性增强;流域范围降雨多为山洪灾害的主导因子,但各流域的降雨主导因子差异明显,地形因子解释力更强,多数流域最大交互作用的双因子为降雨与地形因子,表明流域内因降雨和地形产生明显的山洪灾害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可为山洪灾害区划、防治等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滨海湿地优先保护格局构建

根据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的2008年湿地遥感数据,对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现状进行综合评价。基于滨海湿地生态地理分类体系构建的湿地类型、保护状况和目标保护物种分布,综合考虑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密度等社会、经济因素,以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标,运用系统保护规划的理论和方法,以Marxan软件作为空间优化模型,构建中国滨海湿地保护优先格局,建立优先保护单元150个,面积共有49 109.24 km2。已有湿地保护体系中的滨海湿地面积仅占不到中国滨海湿地总面积的10%,许多重要滨海湿地生境在已有保护系统之外,需要依据优先保护格局,对已有滨海湿地保护体系进行调整,最终形成合理保护网络,这对中国滨海湿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认知乡村生活质量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形成原因,既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也是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以湖南省101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构建由6个维度组成的乡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研究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乡村生活质量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并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HH区和LL区在空间上集聚格局明显,显著HH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和周边临近县域,显著LL区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地区;影响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为人均GDP、城镇化水平、离省会城市距离、海拔,次重要因素为坡度、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农村非农劳动力占比、农业机械总动力。振兴乡村,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应在充分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把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振兴放在优先的位置,应积极改善广大乡村地区的互联互通条件,促进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信息地理学学科体系与发展战略要点

信息时代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地理科学的发展,地理科学的研究已从传统的自然地理空间、人文地理空间拓展到了信息地理空间,催生了信息地理学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地理遥感科学、地理信息科学和地理数据科学3个分支学科。在《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发展战略研究（2021—2035）》地理科学的学科规划背景下,本文梳理了信息地理学的形成、定义和学科体系,重点阐述了信息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战略布局、优先领域发展目标和重点方向。以期本文有助于促进遥感、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回归地理科学,进一步强化地理科学研究,使其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和现代化,促进地理科学的整体发展。     

The role of NTFPs in a shifting cultivation system in transition: A village case study from the uplands of North Central Vietnam

Geografisk Tidsskrift, Danish Journal of Geography 106(2): 103–114, 2006

Periods characterized by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ransitions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insecurity and vulnerability regarding food production and food supplies. Forests and forest products tend to play an important buffer ro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ange and uncertainty, where forest and fallows provide food products or income that people can temporarily fall back on. In the upland village of Que in North Central Vietnam, several different drivers are currently changing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The Forest Land Allocation policy, implemented in 1998, is one of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allocating farmers a reduced area of land for shifting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any further deforestation and land degradation. However, the reduction in agricultural land set aside for shifting cultivation has lead to a severe decrease in hill rice production. The land use system is in a transition phase—from a conventional shifting cultivation system to a composite swiddening system. The area under shifting cultivation has been reduced, and the system has been intensified via the introduction of paddy rice cultivation, increased livestock rearing and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NTFPs). Yet,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system has resulted in a drastic reduction in overall rice production. Thus, the collection and selling of NTFPs such as bamboo shoots, broom grass and pherynium leaves seem to prevent severe shortage of food since farmers are able to purchase food products with the money generated from the selling of NTFPs.     

基于集对分析的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决策研究

探索客观、科学的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决策方法,对于切实保护优质耕地及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该文从评价性指标与约束性指标两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方法,以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为例开展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决策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安源区耕地可划分为优先划入、择优调入、针对性调控以及全面治理四大类型:优先划入型和择优调入型耕地合计2553.66 hm2,主要分布于城区周边道路沿线,应优先划入红线进行保护;针对性调控型耕地应根据其短板开展针对性调控改造,将改造后的优质耕地划入红线;全面治理型以丘陵山区的旱作坡耕地为主,主城区周边有少量镶嵌于建设用地之中,该类型耕地可作为农业—建设—生态弹性空间,通过全面治理,服务优化建设布局、发展山区特色旱作农业、强化生态功能等多方向管理决策。研究结果客观反映了安源区城市周边耕地资源综合状况,可为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决策提供指导。     

城市体系多样性的分析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在对传统的城市职能分类方法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进行城市体系多样性测度的理论框架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市体系的研究领域,最后对2011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职工二三产业就业结构大致相当,其中制造业所占比例最高。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市平均职能的个数明显增多,验证了中心地理论的理论假设。② 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α多样性的空间差异较大。α多样性指数高的省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其大小主要受区域人口密度的影响;③ 多数2个相邻样带之间的β多样性指数与其它各组相比均相对较小,说明区域城市类型结构沿人口密度的变化大致呈现均匀渐变的特征,但人口密度在0.80~0.90 千人/km²和0.30~0.40 千人/km²的样带具有较为独特的城市类型结构;④ 从计算得到的γ多样性指数看,第二产业中的资源、制造、建筑职能较突出的城市空间分布的多样性较低,第三产业各职能较突出的城市在空间上分布比较均匀。     

2000年以来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的时空演变

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各县市城市人口数据,结合ArcGIS和SPSS等分析工具,采用城市首位指数、分形等计量分析方法,对2000年以来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随着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规模“金字塔”趋于合理;2）城市间人口规模的相对差距在扩大,绝对差距在缩小,城市等级规模趋于合理;3）城市首位度较高,属于典型的首位型城市分布;4）城市规模分维数较小且下降明显,大城市发展快于中小城市,城市发展总体处于集聚效益加速凸显阶段;5）城市规模空间体系演变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圈层集聚性以及轴线指向性等特征。最后指出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存在特大城市数量过少、城市规模偏小、城市人口发育南北差距过大等问题并提出相应优化对策。     

流溪河流域土地利用景观生态安全动态分析

在GIS技术支持下,基于景观干扰指数和景观脆弱度指数构建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流溪河流域2000年、2005年和2009年3相土地利用景观生态安全变化。景观生态安全指数定量化地表征了流域景观生态安全状况,结果表明：（1）流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受城市化及人类活动干扰显著增强,林草地和耕地面积减少,园地面积增加,10年间各景观类型的破碎度、分离度总体呈现增加趋势,且流域内优势景观类型发生改变,2000年和2005年以林草地和耕地为优势景观,而2009年优势景观转变为林草地和园地;（2）2000-2005年,流域过半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发生了变化;2005-2009年期间流域景观生态安全转移率约为60%,约有90%的流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在空间分布上发生了变化;（3）2000年整个流域景观生态安全指数都大于0.6,其中大于0.8的面积占99.99%;2005年,生态安全度大于0.6的面积比例为98.48%,景观生态安全指数大于0.8的面积较2000年降低55.93%;景观生态安全度大于0.6的区域2009年比2005年减少了72.93%,主要分布于流域上游;整个流域范围内没有生态安全指数大于0.8的区域分布,流域景观生态安全度呈现整体降低趋势。     

江西省人口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研究

以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主线,以江西省91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灰色关联法（GRA）,选取人口系统6个指标和经济系统5个指标,构建江西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关联模型,定量评判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交互作用的关联耦合程度,并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及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与耦合度相联系,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江西省各县（市、区）可以划分为低水平耦合区、拮抗型耦合区、磨合型耦合区和协调型耦合区等4种类型。全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度空间分布以低水平耦合类型为主,拮抗类型为辅。耦合度分布基本上符合南、北空间分异的规律,空间分布呈现“+”字型,以浙赣线为横轴,昌九线为纵轴,交汇于南昌市。在时间序列上,江西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阶段性,逐渐由低水平时期向拮抗阶段过渡。     

辽中南城市群农业多功能演变特征与地域模式

以辽中南城市群为例,构建农业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时空差异诊断模型、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群农业地域多功能演变特征和地域模式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2006—2016年辽中南城市群农业多种功能演变具有不同特征,农产品供给功能增强,增幅较大县域集中在康平、辽中和宽甸的"L型"连接线上;经济发展功能增强,增幅明显县域分布在本溪的市辖区;社会保障功能增强,增强明显县域包括大连、本溪的部分县域;生态服务功能减弱,减幅明显县域主要是金州、双台子、兴隆台、昌图等区县;休闲与文化功能增强,增幅较大县域集中在辽中南城市群南部沿海区县。②农业多功能演变受到稳定性因素和驱动性因素共同影响,不同因素的作用方向与强度不同。③辽中南城市群农业多功能演变可划分为5种地域模式,应有针对性的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基于生态压力指数的江西省生态安全评价

在生态足迹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压力指数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同时制定了相应的指标等级划分标准.利用该方法对江西省1990-2004年的生态足迹与生态安全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江西省人均生态足迹从1990年的1.7340hm2增加到2004年的1.9304hm2,而同期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则由0.8934hm2下降到0.7077hm2,人均生态赤字由0.8406hm2增长到1.2227hm2,生态压力指数从0.78增加到0.98,其等级由不安全变为很不安全.说明江西省现有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处于很不安全状态.     

基于气象干旱综合监测指数(MCI)的陕西省干旱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北大核心CSCD

利用陕西省94个国家气象站1961—2018年逐日气象资料,根据干旱灾害气候背景和社会经济环境,结合灾害风险评估相关理论方法,选取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脆弱性、承灾体暴露度、防灾减灾能力4个方面指标,建立干旱灾害风险评估指数,基于GIS平台,对陕西省不同季节进行干旱灾害风险区划。结果表明:(1)陕西各区域干旱致灾因子危险性季节差异明显,陕北北部除夏季外各季节干旱危险性较高,关中地区易发生伏旱。陕南的汉中各季节干旱危险性均较大,安康东部和商洛各季节干旱危险性则较小。(2)春季、夏季和秋季,陕南的汉中平原及安康的汉江河谷地带,关中的西安和渭南地区,陕北北部榆林地区为干旱孕灾环境高脆弱性区或较高区;冬季陕南大部、秦岭地区的高脆弱性区较其他三季范围有所减小;海拔较高的秦岭山地,关中平原和陕北北部各季节皆为低脆弱性或较低脆弱性地区。(3)承灾体暴露度的高风险区主要分布于关中地区。(4)全省抵御干旱风险能力最高地区为陕北黄河沿线、关中各地的城镇地区。(5)干旱灾害综合风险的高风险区主要在陕南巴山地区、秦岭南北两侧、陕北南部,陕南汉江平原、关中平原及陕北延安、榆林等地为干旱较低、低风险区。     

河西走廊张掖绿洲LUCC的驱动力分析

利用1995和2000年Landsat 5、4、3、2(RGB)波段合成影像解译结果,采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库中的中国1:10万土地资源利用分类系统,对河西走廊中段的张掖绿洲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进行了研究。并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张掖绿洲LUCC及其影响因子进行了统计分析,诊断出各影响因子对该区LUCC的贡献作用大小,同时运用典型相关系数和冗余度分析,检验了分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