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市化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

根据城市化质量的内涵,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就业、居民生活、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用地质量、创新质量和城乡协调等10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除拉萨外的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城市之间城市化质量差距明显,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城市化质量和城市规模没有对应关系,城市不是越大越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能反映城市化质量,人口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最终目标;城市化质量较高的城市仍存在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依次降低的特点;城市化质量较高的城市呈"群"状分布,与城市群有较好的拟合。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依据2000—2017年中国33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计量模型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方面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样本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大于人口城镇化。②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在时间效应上,土地城镇化中的投资效应具有下降趋势,人口城镇中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具有增强趋势。③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且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最强劲;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且消费效应大于投资效应;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土地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最强,其次是投资效应和综合效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强的区域是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房地产业对新型城镇化通径分析——以海南省五指山市为例

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二五"时期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测度,采用通径分析法研究五指山市房地产各指标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作用程度。结果表明:2009—2014年五指山的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状态,始终处于中级与良好状态;2014年新型城镇化各指标发展程度由小到大依次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人口与土地始终是制约五指山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商品房销售均价、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经济适用房总计划投资额与新型城镇化呈正相关,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作用依次减小,新开工房屋面积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呈负相关,但影响作用程度较微弱。     

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

以县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县级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驱动力;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分区。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是反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两大子类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划分全国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和综合城镇化非滞后型四大城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的两大驱动因素;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人文地理领域进行分区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分区模式为北高南低,经济城镇化分区模式为东高西低。     

新疆县域城镇化的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对新疆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格局进行分析,能够更好地促进新疆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带动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依据城镇化的丰富内涵,选取复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结合GIS自然断裂点分类法,运用SPSS中的系统聚类对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了分类。结果表明：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北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高于南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综合城镇化水平的高值区呈现出“东北-西南”一线方位上,呈倒“U”型分布,而西北、东南方位则成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洼地”;从城镇化所包含的四个方面来看,北疆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地域景观城镇化均高于南疆同类城镇化水平,而在社会城镇化方面南疆则高于北疆。新疆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集聚的特征,随机分布明显。把新疆县域城镇化水平划分为五类,这五种类型分别是：高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高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等城镇化水平类型区、中低城镇化水平类型区和低城镇化水平类型区。最后对影响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东北地区城市可持续城市化潜力评估（英文）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urbanization,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this paper, we construct an index system to evaluate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potential with the entropy method. Results show that potential values of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most cities are not high. Cities with higher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potential valu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Northeast China. Environmental potential of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s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potential in Northeast China. There is no absolut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size and potential value, large city does not always mean greater poten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urbanization rate cannot reflect the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potential of a regi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s not the ultimate goal of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Unilateral pursue urbanization rate cannot improve the potential of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governments in Northeast China should revitalize local econom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ural areas and develop low-carbon economy or ecological economy. Finally,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hoosing more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r new models for measuring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potential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one method.     

市场共同体推动下的城镇化研究——浙江省案例

市场共同体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目前我国传统专业市场的业态和功能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推动城镇化的机制也开始转型。本研究通过浙江省典型区域的观察和实证,对专业市场的新形态及其推动城镇化的新机制做了系统分析。研究认为:(1)专业市场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2)专业市场推动下的城镇化具有空间结构的群落性、城镇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以中小型城镇为主体和快速城镇化四大特征;(3)市场共同体推动下的城镇化机制是人口与产业集聚的乘数效应,途径是市场共同体-生产共同体-区域城镇体系的空间复合体的形成;(4)市场共同体推动下的城镇化具有阶段性特征。由于传统专业市场推进城镇化具有时代性和局限性,因此,应当尽快使孤立的专业市场联合成为专业市场共同体,促进单一产品市场向以专业市场为主体的多元结构的综合性三产集团转变。同时尽快完善和实施工商业反哺城镇建设的政策。     

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速度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饱和值的初步推断

从城市化水平的Logistic方程出发,推导出如下关系式:城市化速度最快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2,最大城市化速度=城乡人口增长率差×城市化水平的饱和值÷4。对概念的定义和方法的应用给出了限定和说明。借助美国1790¹960年的城乡人口普查数据验证了上述推导结果。利用上述关系分析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数据,结论是:2005年前后城市化速度达到峰值,由此判断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饱和值为80%左右;2005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在理论上应该减缓,在实际工作中不宜继续推动加速过程。     

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形成机制与调控措施

根据数据分析和实地调查，总结了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特征。即乡村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快，非农化具空间分散性，乡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以自来而上为主体的城市化；着重分析了乡村城市化的形成机制，认为地理环境是乡村城市化发生的最基本的前提，由农业生产的推动力和乡镇企业产生的吸引力构成的动力结构是乡村城市化发生的关键，而对外开放则是乡村城市化发生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讨论了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认为     

中国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耗的效应分解及机制探析

依据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空间杜宾模型为基础对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城镇化影响能耗强度的实际效应进行分析,利用求偏微分法将影响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解析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耗的内在机制。分析发现,当前城镇化对能耗强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不同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对能耗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全国范围内城镇化影响能源强度的总效应中间接效应显著为正,直接效应不明显,而东部、中部及西部三大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中国城镇化对能源消耗的影响是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阶段性效应及空间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吉林省城镇化时空差异及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吉林省各县市2005—2014年人口和经济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从整体及局部研究各县市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时空差异,同时采用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究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演化情况。结果表明:吉林省县市间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格局稳定,东西部与中部相比,空间格局稳定且空间差异较小;多数县市在研究前期和中期城镇化发展不协调,末期协调型县市较多,人口城镇化滞后是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不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县市的协调类型倾向于向更加协调的类型方向变化。     

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的区域城镇化水平评价——以陕西省10个省辖市为例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特征的考辩,建立由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诸因素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信息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AHP）,以陕西省10 个省辖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区分为5 个等级类别：最高（西安）、较高（宝鸡、延安、铜川、榆林）、中等（咸阳）、较低（安康、汉中、渭南）和最低（商洛）,区域差异呈现为陕北较高,陕南较低,关中（西安）突出的现象。不同城市新型城镇化评价因素之间、相同城市的各评价因素之间皆存在水平上的差异,发展不均衡。陕西省城镇化过程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经济发展,而人口集聚及素质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与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表现,城乡统筹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城镇化综合发展并不同步,需要统筹城乡、兼顾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中亚五国综合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其动力因素

丝绸之路经济带快速发展形势下,开展中亚国家城镇化的深入研究非常必要.本文通过建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亚五国独立以来1991-2017年间的城镇化时空格局和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从"内—外双向力"视角分析了综合城镇化的动力因素.研究认为:①中亚国家的城镇化过程受政治经济形势的影...     

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分析与评估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与工业化紧密联系、互相适应、互相促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也逐年提高,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基本协调.就不同时期而言,先后经历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协调、城镇化快于工业化3个阶段.近年来整体上出现了城镇化速度快于工业化进程的倾向.但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速度与工业发展水平是基本协调的;东北三省有类似过度城镇化的倾向;中西部一些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业人口向非农转化的速度均过低,显示出低度城镇化的倾向;一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高,但较工业化发展速度仍显得过快;而另一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低,但较工业化发展速度却显得稍慢.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测度与协调发展研究

统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推动二者之间的稳步协调发展,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在构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对2000年和2018年8个设区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及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测度和分析,利用弹性系数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200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不高,各子系统之间差别明显。2000年以后提升迅速,2018年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高于土地城镇化。② 2000—2018年,济南和潍坊的人地弹性系数接近于1,表明18 a间2个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相当,人地关系比较协调;烟台和淄博的弹性系数小于0.6,说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东营、威海、青岛、日照的人地质量弹性系数大于1,反映出18 a间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滞后于人口城镇化。③ 无论是2000年还是2018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都很高,但协调度较低,且时空差异非常明显。2000年多数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类型属于失调型。2018年所有城市均已发展为协调型。     

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物元可拓综合评判——以福建省为例

在建立区域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物元可拓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以福建省23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地域单元,建立了福建省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评判模型.模型的输出结果表明,福建省区域城市化水平总体偏低,各地区在发展水平上出现明显分层;模型的综合关联度将福建省区域城市化水平划分成4个等级,分项指标关联度则揭示了各地区城市化发展的薄弱环节.研究结果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福建省城市化的实际状况,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

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1981-2006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综合水平持续提高,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是人口城市化,最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而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中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趋势,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应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发展.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转型研究

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     

State-Sponsored and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 1980-1998

State-sponsored urbanization prevailed in the prereform China. A new track of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has emerged since 1978. However, state-sponsored urbanization has continued to be an important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reform period. The Chinese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since 1978 is distinguished by dual-track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dualtrack urbanization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reform period. Whether urbanization takes place in main cities or low-order settlements has been a lasting theme of the urbanization inquiry. This issue is assess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and deconcentr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among four groups of settlements: the primate city, cities with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county-level cities/counties. Contrary to previou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both state-sponsored and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are driving a dispersed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