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

尽管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理论,但已有的大量研究却对加深理解FDI的区位选择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成功转型国家,在华FDI区位研究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区位理论和FDI理论两方面梳理FDI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回顾并评述了在华FDI区位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相关命题。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区尺度,识别出的区位因子主要包括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等。FDI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识别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基础上,已有文献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与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新兴经济体FDI区位模型的一般性讨论,强化“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并关注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     

金融危机下泛长三角FDI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在华FDI的区域差异及其区位选择的演化过程与机制,受企业属性、产业特性及来源国和承接国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虚拟与实体经济波动、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与国家宏观政策新导向等内外部因素不断重构在华FDI时空格局演变过程与机制.基于路径依赖、外部冲击等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从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FDI的时空演变过程;其次通过计量模型对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演变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后泛长三角FDI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转变遵循路径依赖动态演化模式,主要表现为原有演化路径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伴随市场环境、生产要素成本、创新环境、集聚经济和沉淀成本、制度环境等内外生因素影响,FDI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的演化趋势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化.     

边境区位:一个基于企业集聚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

本文整合了传统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有关边境区位的研究,构建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边境区企业集聚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包括要素成本、空间联系成本、交易成本、市场拓展、优惠政策等影响因素的集聚机理分析模型,运用该理论框架对美-墨边境区企业集聚进行了解释。     

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正>企业区位是理解区域经济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微观基础。本课程全面回顾了区位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发展,归纳总结了企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因素、基本假设以及相关的经济地理学议题。最后,从珠三角外资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中寻找微观证据,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与空间模型,探索企业异质性对于FDI区位的现实影响。主要观点如下:一、区位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发展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研     

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与南京城市空间重构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角度理解城市结构变动的重要视角,本文构造了一个制造业区位选择作用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首先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和重新集聚一系列影响要素,其次从要素空间分布及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的扩散和集聚的微观行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外围交通改善、政府"退二进三"的规划管理、城市开发区建设等因素的作用,南京制造业明显的郊区化扩散和集聚,对南京城市的郊区化和空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较其他制造业具有更加强烈的郊区化趋势,这对提升城市功能和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邻域设施的中国大城市网络店铺的区位取向——以上海、深圳、天津、北京四城市为例

采用一套基于邻域设施的模糊区位取向方法和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针对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天津4 城市淘宝网站6 大商品类别网络店铺的空间集聚情况,通过其所属的完全、重叠、过渡和不完全4 种区位类型,揭示区位取向的倾向性特征和信息时代区位影响因素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区位取向明显的数码类别商品的网络店铺的最优区位地选择。形成如下认识：①不同商品类别情况下区位取向有很大不同,分散与集聚共同存在。集聚只发生在贵重商品如数码类别商品的网络店铺上,其仍依赖于传统邻域设施;而绝大多数普通商品则相反,几乎不存在重叠区位的布局,已经表现出一种不再遵循传统区位地理论的新的区位取向规律。② 不同商业模式下区位取向不同,c2c 电子商务对其影响更趋向于不同于传统的区位选择,表明c2c 电子商务是网络店铺区位取向影响因素变化的基础。除了旧有的传输网络、货源供给、市场集聚因素外,技术劳动力因素、信任因素渐成主流。③ 利用三角模糊数能计算出基于邻域设施集聚的、区位取向明显的数码类别商品网络店铺的最优区位。选择最优区位是从重叠区位向完全区位过渡的。④ 在电子时代传统的区位理论将得到一定补充或纠正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电子服务网点的区位现象。     

港口体系转型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长江三角洲实证分析

采用“理论演绎-案例实证-机理阐释”的研究逻辑,从空间视角提出理论假设,分析港口体系在运量、航线与后勤3个维度的集散及转型规律,并以长三角集装箱港口体系为例进行假设验证。结果表明,运量和航线总体上表现为空间分散化态势,低端后勤要素亦由中心枢纽港城市向外围边缘港城市扩散,但高端后勤要素在空间上呈现出进一步向中心枢纽港城市集聚的趋势。通过数理模型研究发现,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等外部因素以及城市工业发展水平促使运量和航线趋于集聚分布,腹地经济实力、传统交通因素以及金融发展水平、服务化水平等推动运量和航线趋于离散分布;同时,腹地经济和交通等传统因素对港口后勤要素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而全球化、市场化、服务化等外部因素以及信息化、金融发展水平等新兴因素的影响程度明显上升,尤其对高端后勤要素的区位决策影响更显著。     

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区位形成悖论的理论阐释及其实践意义

产业区位问题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产业组织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产业区位的形成出现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过程,即在全球尺度上区位选择的分散性和区域尺度上区位选择的集聚性,并且本地产业也出现了许多不确定性集聚,形成了传统的区位理论无法解释的悖论.作者运用产业区位形成的要素变化理论、价值链和全球产业链理论以及全球化下的本地化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试图为现代产业区位的选择提供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几点启示.     

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机理分析

文化产业发展深刻影响城市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过程。国内对文化企业微观区位及政府作用的研究仍显薄弱,基于苏州老城区1 661家文化企业分布信息,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等方法,分析文化企业空间演化过程。结果表明,在文化产业发展利好政策干预下,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数量显著增长,行业结构由传统媒体娱乐行业独大转向均衡化发展;文化产业集聚特征明显但整体集聚程度下降,呈现由向古城集聚转为向古城外扩散的趋势;微区位上,文化企业向主要道路沿线和文化产业园区集聚,但不同行业的集聚模式存在差异。影响机理分析表明市场是影响微观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基础力量,政府干预降低企业选择特定地价圈层区位的成本并提高其隐形效益,改变了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区位选择的成本-效益权衡,从而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引致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     

FDI技术转化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

基于FDI技术转化的视角,结合264个城市17年连续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交叉项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热点探测法,分析FDI技术转化机制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路径,结论：① FDI技术转化是制造业集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② 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的分析发现集聚规模效应和FDI技术外溢的双向作用是FDI技术转化的作用机制;③ 区域、行业和区位3个视角的路径研究揭示FDI嵌入制造业集聚促进跨区域生产网络链接,推动FDI技术转化在生产网络中传导,进而促进创新生产网络形成,带动邻近空间TFP增长,缓解极化发展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该研究试图为中国构建新型开放和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集聚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佐证和政策启示。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是必要的。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介绍了小规模技术、技术地方化、技术创新升级、比较优势、国际生产折衷、国际区位进入和投资阶段等适用中国的对外投资理论,最后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对外投资提出了一些建议。     

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研究视角及其对发展中国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启示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会给全球稳定和地缘格局带来影响。到目前为止,地缘政治学发展了4个经典的地缘政治理论,即国家有机体论、海权论、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每一个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者根据自身所处国家现实、地缘格局和地理冲突而提出的。面对中国崛起、海外贸易激增、周边矛盾冲突不断,为了实现国家和平崛起,中国需要相应的地缘理论指导。通过对4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文本的解读,文章首先归纳了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2个视角,即空间视角和权力视角。其次结合英国、美国不同时间段地理冲突和国家实力的变化,从空间冲突和实力变迁2个方面对以上2个视角作历史佐证,并据此进一步以英国、美国和日本为例分析了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缺陷,即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不可行性。此外,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还存在现实和理论2个方面困境,现实困境是指任何理论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产物,不能满足现实发展需求;理论困境是指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过于强调物质因素,忽视非物质因素。最后指出对发展中国新地缘政治理论的3点启示,并结合西方政治地理学新发展讨论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方向问题。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创新人才集聚的理论探索——全球人才流动的城市选择视角

人文?经济地理学非常重视地理事物的区位规律研究,经典区位论已从产业区位转向城市区位,直至人类社会进步核心动力的创新活动区位。人是创新的主体,创新人才区位研究是地理学、区域科学与经济学研究热点与难点之一。为此,系统梳理创新人才的多尺度区位选择及其空间集聚文献,辨析创新人才流动、区位选择与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关联逻辑,构建城市群创新人才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分析框架,尝试解析创新人才区位选择及其空间集聚机理,进而提出分工深化与人才异质性背景下城市群创新人才集聚的研究展望。     

区域产业集聚研究进展

区域产业集聚研究是人文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重要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发展要响应全球化,促进区域产业集聚形成,培育区域发展优势,提高竞争力,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文章重点回顾了近10年来区域产业集聚的研究进展。区域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集中体现在新产业区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产业簇群理论、点-轴理论、公司地理论等方面。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对区域产业集聚机制进行了研究,注重集聚经济、贸易与市场拉动、企业联系、知识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区域产业集聚研究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响应,区域企业集群与推进企业的培育是区域产业集聚的关键。要不断调整区域产业集聚要素,以形成产业集聚的最佳状态和效果,要加强传统工业基地的产业集聚研究。既要培育合理的产业集聚,又要注重与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国际直接投资地域结构综合动因研究

本文以系统动力学思想为指导，在简要评述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东道国ESP系统、投资主体OIL特征对国际生产资本地域运动的影响；指出国际直接投资地域结构形成的动力是来源于东道国、投资主体、母国的合力，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地域结构形成的综合动因理论，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模型。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进展与展望

基于关系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进展,认为已有的传统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虽仍起作用,但难以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快速的国际化步伐和依赖社会关系网络等显著特征,因此必须用中国特有的变量加以补充解释;一方面,文章重点综述了基于合同和契约建立的正式关系网络,强调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基于情感和血缘建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认为华人华侨网络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变量,能帮助企业有效地了解当地制度与文化,实现地方嵌入。最后,提出针对中国特点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方向：1）建构基于中国特色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2）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进一步探讨;3）基于族裔网络关系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有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