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及其 地域格局的演变态势

本文总结了我国不同尺度地域单元近40年不同阶段对外贸易总量增长、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基本特点及其地域格局演变的基本态势,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并初步探讨了我国对外贸易特点及其地域格局形成的基本成因。研究发现:(1)从时间尺度看,40年来,我国不同尺度的不同区域对外贸易总量和对外依存度均呈长期增长态势,外贸年均增长速度长期高于GDP年均增长速度;(2)从空间尺度看,东、中、西地带对外贸易的区域差异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相反中、西地带的相对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呈下降趋势。我国进/出口位居前四位的省市绝大部分位于东部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演变的趋势。在国际上,我国对亚洲的进/出口占绝对优势,但相对地位逐渐下降。     

1965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域差异及其格局演变

在研究近40 年(1965-2004) 全国及三大地带对外贸易总量、对外贸易密度、对外依存度变化及对外贸易区域格局演变的基础上, 进一步总结、分析我国七大经济区近40 年对外贸易总量、对外贸易密度、对外依存度变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区域格局演变的基本趋势, 并总结对外贸易区域格局形成的基本成因。研究发现, 与全国和三大地带的演变趋势相似, ① 从时 间尺度看, 近40 年, 七大经济区的对外贸易发展亦呈长期增长态势, 外贸年均增长速度长期高于GDP 年均增长速度; ②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战略、制度、政策的变革加剧推动了时间尺度上七大经济区的对外贸易发展; ③ 但从空间尺度看, 东南沿海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对外贸易的区域差异格局却没有根本改变; ④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他六大经济区的相对地位反呈较大下降趋势。     

多尺度人力资本空间测度：格局分析与尺度关联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知识、技能、健康水平的总和,在“以人为本”、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中对城市和区域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人力资本的测度面临着数据收集困难、指标内涵单一、研究空间尺度较粗等问题。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多空间尺度的人力资本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分析了2000年和2010年全国省、市、县（区）级行政单位人力资本水平的时空分异与变化。研究表明,全国人力资本水平呈“东北高,西南低,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呈点状或块状分布”的特征,且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人力资本水平具有尺度效应,县（区）级尺度的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程度和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研究期内全国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总量均上升,但约有11%的县（区）级单位人力资本水平呈现负增长态势。研究结果为在空间尺度上测算人力资本水平提供了新方法,为从空间视角开展人力资本研究、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供支撑。     

基于铁路客运网络的省际可达性及经济联系格局

基于铁路客运交通网络把各省会城市抽象为铁路网络中的节点,以2003和2008年省会城市间铁路客运网络的最短旅行时间为度量指标,对我国铁路客运网络的空间可达性及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测算各省区间的省际经济联系强度,进而探讨省际间经济联系的空间指向。研究表明:(1)经过第五、六次铁路客运提速,省际可达性获得了显著提升,尤其西部地区提升幅度更大,省际可达性表现出自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降低的圈层式空间格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范围在扩展,干线指向性越来越强;(2)各省区对外经济联系总量地域差异突出,东部地带省区的经济联系总量远高于中西部地带省区;(3)地区间经济联系依托京沪、京广以及京哈等主要铁路干线形成了省际联系的主导轴线,并且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铁路网络的大幅度提速,地区经济联系的空间网络格局逐步形成。     

2000-2015年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

农村能源贫困作为世界能源体系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标志。当前急需探明影响农村能源贫困的关键因素,并寻求有效策略减缓能源贫困。以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以能源接入与能源服务作为能源贫困的度量指标,利用Theil指数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刻画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其影响因素,旨在为中国制定有效的农村能源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结果表明：① 2000-2015年中国农村能源贫困呈先增后降的“倒U型”趋势,但一直保持着“中部高、东西部低”的马鞍型分布格局;② 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的区域差异波动较大,但整体呈缩小趋势,Theil指数降幅为13.71%,地带间差异趋于扩大,而地带内差异趋于缩小;③ 中国农村能源贫困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热点区和冷点区均在波动中呈扩张态势,其中稳定性热点区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而稳定性冷点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④ 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能源供给水平、能源投资水平、农村能源基础设施水平和农村能源管理水平的提高,农村能源贫困状况将得到有效缓解。     

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差异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采用东南沿海地区市55 个地区市的1995-2005 年间的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数据, 对东南 沿海地区总体、局部的空间差异变化、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 表明: ① 1995-2005 年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时序分布和地区内部“极化”态势同 向, 表明东南沿海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② 东南沿海地区在1995-2003 年间地区经济 差异不断扩大, 这一时期, 三大地区内部经济差异水平分布层次不齐, 呈现南高北低的渐变 趋势, 表明这一阶段性的地区差异变动主要是由广东省、福建省内部差异构成; 2003 年以 来,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差异呈现收缩趋势, 同时期, 三大地区经济差异均有收缩态势, 与东 南沿海地区整体差异变化趋势同向, 主要是由于长三角地区均衡发展驱动地区整体差异的缩 小; ③ 地区经济空间演化特征与地区经济差异时序波动吻合, 相应地在空间上呈现出“极 化→扩散”现象。     

中国农林牧渔业人口规模与产值规模的地理集散比较

将信息熵指数分解为相对信息熵指数和绝对信息熵指数,以利于不同时空尺度横向差异与纵向差异的有效比较,并构造聚集度指数来直观反映中国农林牧渔业均匀分布状态所占的比例。20余年中,除个别年份外,全国、地带内和地带间农林牧渔业的绝对信息熵指数和相对信息熵指数起伏都不大,保持了较平稳的态势;全国、地带间及地带内的聚集度皆在70%以上,中国农林牧渔业呈现出小集中大分散的格局,而产值分布比从业人口分布更均衡。最后,通过劳动生产率区位商来描述从业人口与产值的对应关系。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论文数据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1~2014年中国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创新格局刻有明显的经济地带性差异的烙印,呈“东–中–西”逐渐衰减的态势,且随着时间推移,东部的压倒性地位进一步强化。② 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反映了整体由极化增长向优化均衡发展的空间过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能力差异却在不断缩小。③ 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创新城市分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广泛分布于发达城市,而中等水平以上的城市呈集聚分布态势,表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吻合。④ Moran’s I值均为正,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反映了城市间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中部和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创新极,对周围城市的创新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辐射作用有限。⑤ 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教育水平、FDI规模、制度因素、基础设施6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其中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教育水平和制度因素次之,而FDI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的创新能力影响相对较小,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     

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6）及其相关文献资料为依据,从三大经济地带和省际层面考察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并通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区域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即流动人口分布越多的地区,经济越发达,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越大,“三资”企业所占的比例越大,同时城市化的水平也越高。     

县域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均衡态势分析——以江苏通州为例

探索性提出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均衡概念,并构建相应的模型,以江苏通州为典型县域分析其1986—2011年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均衡态势。结果显示:1)以镇为研究单元的空间失调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建设用地扩张与资源环境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耦合态势总体上变差;2)区域人均综合发展状态的极差、极比、变异系数均呈波动提升趋势,表明人均综合发展状态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有所增大,综合看,PRD的空间均等化形势波动变差,两极分化现象难有好转;3)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建设用地扩张与PRD提高呈负相关,建设用地扩张空间失调指数与PRD变异系数的拟合结果显示,随着空间协调性减弱,PRD的空间均等化程度先提高后下降。从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协调性以及扩张对人均综合发展状态空间均等化的促进作用两方面看,通州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均衡态势不容乐观。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率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政策。历经30年多发展,国家级经开区已遍布全国,其个体间的发展差异也由于不同的动力机制而日趋显著。认识和探讨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分异及其核心影响因素,对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引导开发区高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变异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2010年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分异,并探测了其核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总体上,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在东中西三大区差异显著,呈现出高低高的U型格局;② 个体上,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在三大区内部存在不同分异特征,其中西部分异度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③ 探测因子决定力显示,主导三大地区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核心要素明显不同;在所选出的5大核心影响因素中,中西东三大区呈现出由开发区内在因子主导向城市和区域性外在因子主导的转变趋势;④ 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及核心影响因素在三大区间的分异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开发区生命周期阶段性的演变规律。由此建议：近期内,中西部国家级经开区仍应聚焦于改进其自身发展要素;而从长远看,城市性和区域性的外部因子对经开区的影响将变得日益重要,亦即是经开区的未来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与其所在城市和区域的有效融合。     

清代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清代之前广州长期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港市、对外贸易、多元文化及“蕃坊”等对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很大; 清初广州确立“一口通商”, 对外贸易更趋繁荣, 西关及滨江 地带成为巨贾侨商集聚之地, 而城内的满族与汉族在社会地位、居住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分异。 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清代广州呈现“西商-东官” 的社会空间格局, 西关平原及“南关” 滨江地带“因港而商, 因商而富”, 城墙之内的老城区则一直作为官衙区及官僚贵族居住区, “因衙而尊, 因官而贵”, 这成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主线。就清末的广州西关而言, 已分化为纺织机房区、新兴高级住宅区及洋商区等社会区类型, 具备殖民性河港贸易城市的 社会空间特征。自然条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 “一口通商”的港市繁荣, 以及遵循封建 礼制的城建思想等成为影响清代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机制。     

收入分配差距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巨额贸易顺差和收入差距扩大是目前中国经济的两大突出问题。为明确两者的关系,在理论上分析收入分配差距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后,使用1999—2014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总体上会减少进口,加剧贸易失衡。对中小型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城市而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抑制其进口;而对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东部地区城市和发达地区城市而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促进其进口。相应地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与措施、刺激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将有助于中国扩大进口、改变对外贸易失衡的现状。     

中国区域间隐含污染转移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贸易中的隐含资源和隐含污染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对中国区域间隐含污染转移的研究较为欠缺。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对隐含污染转移现象进行剖析,从地理学角度探讨了污染转移的模式;然后,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构建区域间隐含污染转移的评估模型;选取SO₂、COD、固体废弃物及重金属四种典型工业污染物,评估2007 年中国各区域本地最终使用中的隐含污染,及区域间隐含污染转移量,揭示我国隐含污染转移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整体上是隐含污染的输出地区,国内隐含污染转移主要是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流向城市化率较高、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实际上是东部地区通过区域间贸易将自身的污染排放负担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最后基于隐含污染转移格局,对区域污染物减排政策的制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我国省域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评估

以 2010 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 30 个省区市的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分析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域出口增加值对全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划分出资源消耗型、技术引领型、服务业促进型和出口起步型 4 类区域,前 3 类区域通过出口增加值分别提升了全国 GDP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从出口增加值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欠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普遍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提升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地区 GDP 中的比例,但阻碍了服务业比例的提升,出口增加值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最后提出促进和改善出口增加值的政策建议。     

贸易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分析

贸易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全球123个国家（地区）2009-2015年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并结合中国相应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等相关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贸易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为进一步探析在贸易便利化不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便利化共同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依据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高低将样本分为便利化高、低的两组,分别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贸易的便利化、对外直接投资可显著的促进中国出口,其每增长1%,可分别带动出口0.212%、0.56%的增长;东道国贸易便利化较好区域,对外直接投资、贸易便利化两者交叉项系数达0.23,而较差区域仅为0.07。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贸易保护与知识产权影响下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参与全球分工的时空演化

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受国际贸易保护的冲击日趋严重。国际贸易保护与地方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影响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GPN）高技术附加值环节,而影响中国电子通信业在全球的分工。制度是衔接演化经济地理与GPN两个范式重要的共有要素,但已有文献对产业演化、制度变迁与GPN动态三者之间的融合缺乏关注,关于超国家制度与区域制度对区域产业嵌入GPN的复杂影响探讨不足。本研究基于2002—2016年间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相关制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嵌入GPN的分工情况对国际贸易保护与地方知识产权制度演变的时间响应;并进一步建立空间收敛模型,对不同区域间这一分工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电子通信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差异未随时间变化而缩小,贸易保护使得区域间电子通信业参与全球分工的差异逐渐扩大,而知识产权制度则有助于缩小区域间的这一差异。具体发现：① 在东部地区,各省份的国际分工差异随时间变化而扩大,而中部地区各省份的差异则在缩小。② 从长期来看,贸易保护制度有助于提升中国整体和东部、中部地区电子通信业在国际上的水平分工度;东部地区对贸易保护制度的响应更快;贸易保护对东部地区在国际分工中位置变动的影响更强。③ 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其产业嵌入GPN分工演化的影响不尽相同,且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对当前中国电子通信业遭遇贸易保护冲击以及“双循环”战略背景下制定相关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当下制定产业发展政策需要因地制宜,考虑各地区电子通信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实现出口额和产品附加值的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