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关联、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的研究

以腾讯公司根据手机位置得到的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数据为基础,考察人口流动网络下地级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模式及其演变,结合网络分析方法,测度地级市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结论有：① 符合现实的空间权重矩阵应该是非对称的,且随着互动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② 人口流动网络等反应地级市之间互动的因素在经济增长空间溢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基于网络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地级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为旅游发展提供支撑,其韧性水平对区域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在定量测算城市韧性的基础上,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揭示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地区城市韧性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但总体上韧性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城市韧性与旅游经济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ρ=0.444,P<0.01)。其中,城市经济韧性和城市生态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社会韧性和城市工程韧性对旅游经济具有负向溢出效应。未来城市旅游发展需要关注城市韧性水平,注重城市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避免虹吸效应,同时还需要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区域间交流合作,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高铁站的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异——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铁作为中国交通运输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空间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准确度量高铁站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异规律,对于布设高铁站点、规划高铁新城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解译了2017年前开通的527个高铁站点（对应180个城市）周围地区2004—2017连续14年的夜间灯光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测度了高铁站溢出效应,并解析其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发现：第一,在全国层面,中国高铁的投运使站点周围区域经济活动强度提升约4.7%,其中东部地区高铁站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第二,同城高铁站及机场的存在会削弱高铁站的溢出效应,其中机场和高铁站的竞争关系在发达城市更为显著。第三,城市规模与高铁站溢出效应呈非线性关系,特大城市的高铁站溢出效应最为显著;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提升高铁站溢出效应。此外,与北京、上海、广州（北上广）三大都市的距离是影响高铁站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随着距离的增加高铁站溢出效应变得不显著甚至为负。上述结论可为高铁站选址、高铁新城规划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例

不必地理邻接即可产生外部性关系,城市网络外部性对传统基于地理距离的集聚外部性理论形成挑战,也诱发多种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新思考。因此本文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研究案例,通过城市间地理距离、手机通话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构建距离权重矩阵来表征不同的邻近性,并基于外部性理论、空间计量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探究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经济溢出的各自影响和共同作用。研究发现：①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比二者之一对城市经济溢出影响更加显著;②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影响方向有所不同,地理与信息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抑制城市经济外溢,社会邻近视角下则促进城市经济外溢,地理邻近性仍然占据主要地位;③ 由于城市规模与控制能力差异较大,辽宁省城市网络难以实现正向的经济外溢,但社会邻近下的人口流动能够促进溢出。因此,处于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需积极参与和主动嵌入城市网络中,才有可能获得转变“外部不经济”为正向溢出的机会,应重视城市之间人口流动与社会联系对区域发展平衡的作用。     

基于产业结构关联视角的区域经济韧性作用机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探讨经济韧性的作用机理有助于增强经济体对冲击的抵抗能力,并提高冲击后的复苏成效。因此,论文从自身对比的纵向角度剖析了江苏省经济韧性水平,并通过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其多年投入产出表以明晰产业结构变化状况与经济韧性作用机理,得出以下结论：① 从自身对比的纵向角度而言,江苏省经济韧性在经济危机冲击中呈现出“高—低—中”的状态;② 核心行业及其关联占据了产业网络结构中的主要位置,通过刺激现有核心行业能够实现经济体的高韧性;③ 发掘并扩展新的经济增长点能有效提升经济系统的综合韧性,其内涵在于以更强的增长中和、弥补衰落;④ 经济韧性的作用机理可以理解为经济体在面对冲击时,通过放弃网络边缘行业以集中发展要素维系其核心行业架构的正常运转,传统核心行业的受损状态与新型行业成长速度共同决定了区域经济韧性发挥效果。     

城市网络联系对城市群空间体系集聚水平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中国12个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

本文分析了2003—2018年中国12个规模较大的城市群的空间体系特征及其变动趋势,并借助城际投资联系数据,分析了各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实证检验了城市网络联系度对城市群空间体系集聚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2003—2018年城市群空间体系总体呈均衡化发展趋势,且不同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差异明显,按发育程度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联系紧密-结构均衡-强中心带动型城市网络,联系紧密-弱中心带动-相对开放型城市网络,结构均衡但联系相对较弱型城市网络,以及联系相对较弱且结构极化型城市网络。实证结果证实了城市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和连通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城市群空间体系的极化水平,城市网络联系带来的外部性有助于避免城市群空间体系的过度极化及由此带来的集聚负外部性,实现更加均衡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但城市网络联系对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作用依赖于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城市网络结构的极化对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存在抑制作用。     

高铁通车对中国城市创业投资网络的影响——基于跨城市创业投资事件的实证研究

为探究高铁通车对中国城市创业投资网络的影响,论文以2001—2017年间投资于中国大陆的41692件跨城市创业投资事件为样本,研究高铁通车对城市创业投资网络集聚力、辐射力和联系中介力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渐进DID模型)分析表明,高铁通车可以提高城市可达性,降低创业投资活动主体的综合交易成本,促进创新创业要素资源跨区流动,对创业投资网络集聚力、辐射力和联系中介力产生正向影响。中心城市的创业投资网络受高铁通车带来的正向影响更强。同时,高铁通车对创业投资网络最优作用范围依投资中心呈环形分布,投资中心辐射半径100~200 km的地区,创业投资网络集聚力、辐射力和联系中介力受高铁通车正向影响要明显强于100 km以内和200 km以外地区。此外,风险性低、回报稳定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扩张期和成熟期阶段的创业投资网络集聚力、辐射力和联系中介力受高铁通车影响较种子期和初创期阶段更为显著。     

从网络描述走向网络绩效——“城市网络外部性”专辑序言

近年来,网络分析被广泛应用至理解城市与区域组织模式及其空间效应中。单个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的规模经济而受益,一些城市或地区也因更便捷地连接其他城市从而导致资源或要素的流失。传统强调集聚经济的城市内生增长理论不再适宜用来单独解释“流动空间”塑造下的城市与区域组织,而城市网络的外部性成为影响城市增长、区域一体化的另一重要动因。目前,已有的研究（特别在国内）相对匮乏,多集中在网络的空间格局、过程等方面,针对网络联系的效应（外部性）较为忽视,比如城市网络外部性与集聚经济如何相互作用,哪些类型的城市将从城市网络外部性中获益或受损,城市网络外部性的产生条件如何等问题亟需探讨。为呼吁学术同行将更多对网络研究的关注移向探究城市网络对城市与区域发展有何作用、如何作用、怎样优化的科学探索,本专辑精心遴选了15篇相关论文,针对“城市网络外部性”开展系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勾勒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研究议程与中国经验,并以此为起点推动城市网络研究从格局描述走向网络绩效的研究深化。     

网络外部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中国汽车制造业集群网络为例

“全球集群网络”理论是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新兴主题,是在产业集群研究方向上对“网络外部性”进行探讨。本文构建了网络外部性和集聚外部性影响企业TFP（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企业层面的专利数据和供应链合作数据,描绘中国汽车制造业产业集群之间的创新合作网络和供应链合作网络,并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检验和对比网络外部性和集聚外部性对企业TFP的影响,结果显示：集群之间的供应链合作网络对企业TFP产生异质性的作用。对于具有稳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的企业,其所在的产业集群与其他集群的供应链合作有助于增加企业TFP;对于缺少稳定供应链合作关系的企业,其TFP的增加主要得益于集群内部密集的供应链合作引发的集聚外部性。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网络外部性对TFP的影响是源于“学习机制”和“匹配机制”,即集群间的供应链合作能够提升企业研发能力、提高对供应链合作企业的匹配效率,从而提高企业TFP。研究结论丰富了全球集群网络的理论框架,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中国民用运输机场的可达性溢出效应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利己利人”甚至“损己利人”现象使得空间溢出效应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我国民用运输机场经过属地化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在机场投资和运营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机场的空间溢出效应逐步受到地方政府和研究者的关注。针对机场所在地辖区和机场服务范围存在空间错位,本文定义某辖区的机场可达性溢出效应为该辖区范围内的机场对周边地区到机场可达性的改善程度,并基于潜力模型和网络分析方法设计了机场可达性溢出效应的计算方法;进而以我国民用运输机场为例,在机场属地化背景下确定了省级和市级两种研究尺度,采用县级数据分别定量计算了我国民用运输机场的可达性溢出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省级尺度的机场可达性溢出较小;市级尺度的可达性溢出差异较大,部分城市机场可达性溢出显著,但空间分布较为复杂。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计算结果对我国机场投资和运营成本空间分担制度设计的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空间效应及其变化——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FDI(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国内外研究的重要话题,但相关文献多为静态研究.本文认为FDI的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即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或挤出效应,随着FDI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而变化.利用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对城市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随着FDI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技术溢出效应的变化呈扁S曲线:初始,FDI对内资企业表现为明显的挤出效应;3～4年后,逐渐由挤出效应向溢出效应转变;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溢出效应减缓下降,最终表现为不明显的溢出或挤出效应.此外,对不同所有制的内资企业,FDI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不同.     

基于腾讯迁徙大数据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城市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要素的流动性和互赖性促进了城市网络的形成,并成为一种新的区域组织模式和空间结构.本文基于2018年腾讯人口迁徙数据,构建了372×372关系数据矩阵,并从不同交通方式出发,系统刻画了中国城市网络格局.研究表明:①网络关联度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区域,尤...     

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对比研究

准确把握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对于进一步理清城市相互关系、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广东省为例,采用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探析经济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对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①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稳步提升,研究区域经济格局也呈现差异化演变态势,但“核心-边缘”格局均未明显改变。② 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但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长江三角洲空间溢出效应更强。③ 进一步的分解、对比表明,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存在差异,空间溢出效应也表现为时间上的逐渐增强、空间上的核心区更强。基于距离变动的分析发现,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倒U”型趋势。本研究有助于揭示研究区域城市间相互关系,也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合理引导城市群扩容等提供前瞻性参考。     

外部性视角下中国城市网络演化及其环境效应研究

在全球化、快速城市化和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要素流与网络关系构成的“流空间”愈发重要,城市网络结构不断受到冲击与重塑,人地关系矛盾日益凸显,区域空间组织模式及其环境效应已成为环境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腾讯位置大数据,构建了2015—2018年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之间的人口迁徙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网络演化格局及其环境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① 中国城市网络联系强度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组成的菱形结构;城市网络密度和关联性逐渐增强,度数和中介中心性呈现多中心和分散化的发展趋势。②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有所好转,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88.89%的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下降,PM_2.5、PM₁₀、SO₂、CO和NO₂年均浓度有所下降,而O₃年均浓度有所上升。③ 中国城市网络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城市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网络中节点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的增强,提高了借用规模和借用技术,从而促进环境质量提升。④ 度数中心性提升了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质量,减少了PM_2.5、PM₁₀、SO₂和O₃的年均浓度,增加了CO的年均浓度;而中介中心性则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环境质量,降低了NO₂的年均浓度。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将修正的Conley-Ligon模型与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法相结合,探讨了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溢出效应空间格局及其对经济水平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研究发现：2000-2013年,京津冀地区的县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在空间上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紧密相关的具有梯次性特征的核心-外围结构,经济发达的地区发出正向溢出效应的同时也获取了正向溢出效应,但总体上县域溢出效应的类型以负向溢出为主;受溢出效应的空间格局和以负向溢出为主要类型的影响,京津冀县域经济水平类型发生转变的概率较小,经济水平较低的县域难以发生类型的转移,经济水平类型发生转移的县域多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的邻接地带;在邻接县域间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下,相邻县域的经济水平类型的转移具有显著的同向性特征。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on water pollutant e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Whether economic agglomeration can promote improvement in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not only to China’s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ns but also to its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D (Chemical Oxygen Demand) and NH3-N (Ammonia Nitrogen) emissions Database of 339 Cities at the city level in Chin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on water pollutant emissions,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s in magnitude of the impact in relation to city size using an econometric model.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by conducting univariate and bivariat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agglomera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water pollutant emissions, and a 1% increase in economic agglomeration could lead to a decrease in COD emissions by 0.117% and NH₃-N emissions by 0.102%. Compared with large and megacities, economic agglomeration has a more prominent effect on the emission reduction of water pollution i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pillov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water pollutant emissions shows four basic patterns: high agglomeration-high emissions, high agglomeration-low emissions, low agglomeration-high emissions, and low agglomeration-low emission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high agglomeration-high emissions region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handong Peninsula, and the Harbin-Changchun urban agglomeration; thus,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consider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in formulating appropriate water pollutant mitigation polici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tra-urban goods movement patterns using logistics big data

ABSTRACT

Movement patterns of intra-urban goods/things and the ways they differ from human mobility and traffic flow patterns have seldom been explored due to data access and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especially from systemic and long timescale perspectives. However, urban logistics big data are increasingly available, enabling unprecedented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s to this issue.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intra-urban goods movement patterns by integrating spatial analysis, network analysis and spatial interaction analysis. Using daily urban logistics big data (over 10 million orders) provided by the largest online logistics company in Hong Kong (GoGoVan) from 2014 to 2016, we analyzed two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displacement and direction) of urban goods move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goods displaceFower law or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of human mobility trends. The origin–destination flows of goods were used to build a spatially embedded network, revealing that Hong Kong became increasingly connected through intra-urban freight movement. Finally, spatial interac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revealed using a fitting gravity model. Distance lacked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interaction of goods movement. These findings have policy implications to intra-urban logistics and urban transport planning.     

金融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

金融网络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城市的资源获取能力并进一步影响着城市创业活力,金融网络外部性及其传导机制已成为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论文基于中国金融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和链锁网络模型构建中国城市金融网络,以新增企业数量表征城市创业活力,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在金融网络中的嵌入特征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多维度影响。研究发现：(1)金融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创业活力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更高的网络链接规模、可达性和权力地位意味着更高的城市创业水平;(2)金融网络充当起沟通不同节点城市的管道,节点城市可通过网络链接提升金融资本可得性和知识生产水平2条路径显著改善城市创业活力;(3)金融网络嵌入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具有多维度异质性特征,一方面,随着城市创业水平的提升,金融网络嵌入对城市创业活力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影响;另一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城市,金融网络嵌入更多地影响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的创业绩效。研究成果有助于加深流动空间环境下创业中心发育规律的理解,并为中国城市创业生态系统的优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