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心城区海外游客兴趣点(POI)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上海中心城区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及众多的商业区、历史文化街区等,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游客造访。本文通过网络爬虫方式,从社交网络Panoramio获取海外游客相关兴趣点(POI)数据,在地理学第一定律的理论基础上,运用ArcGIS空间热点分析、空间趋势面建模等方法,探索上海中心城区海外游客兴趣点(POI)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上海中心城区各区POI的数量和密度分布极不均衡,高级别的旅游区、大型商业区、娱乐区、历史街区等区域POI集聚度较高,密集住宅区、城市公园、商业设施、娱乐设施的区域密集度很低。随着月份与每日时段变化,游客POI数量分布也发生很大变化。研究旨在探索海外游客偏好空间行为特征,以期为上海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中目的地营销、公共服务布局、大游客疏导提供借鉴。     

旅游安全事件与其空间分布结构特征——以中国公民赴马来西亚旅游安全感知事件为例

马来西亚是中国公民出游的主要目的地国家之一,有必要分析并揭示中国公民赴马来西亚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及其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搜集中国公民赴马来西亚旅游安全感知事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并刻画旅游安全事件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旅游安全事件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事故灾难事件和社会环境安全事件所占类型多,数量占比较大;（2）旅游安全事件主要分布于热门旅游地,不同类型旅游安全事件并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且旅游安全事件呈现网络化的同质性、异质性并存特征;（3）旅游流与安全事件网络耦合特征明显,数量分布符合日常行为理论的假设。旅游地政府应加强联系,相互交流经验,进行宏观管控,对热门旅游目的地开展专项整治,以期构建出境旅游安全防护网。     

挑战还是机遇：新冠疫情发生前后乡村旅游游客行为对比

为充分把握新冠疫情发生前后乡村旅游游客的行为变化,利用网络游记,基于旅游进展的时间逻辑构建乡村旅游行为模式,通过扎根理论对新冠疫情发生前、后浙江省乡村旅游者的行为变化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行为包括行为动机、体验行为、评价感悟行为3个阶段,其框架可从行为时间、行为环节、行为内容、行为层次4个方面组织;2）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乡村旅游造成危机的同时也带来发展机遇,疫情下催生出包括疫情压抑反弹、逃离疫情阴霾、门票特价诱惑、寻求安全区域、出行时间限制和出行空间限制在内的六大新兴乡村旅游动机;3）旅游实际体验中,疫情背景下乡村旅游游客体验行为呈现一系列新特征,体现在交通选择行为、拥挤感知程度、消费行为、管理体验行为上,景区游客数量、景区管理措施、景区消费场所的改变能相应地影响旅游者行为;4）疫情下出行需求与现实矛盾激烈影响旅游者的情感,游客的情感表达更为复杂。     

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研究

正确把握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错位关系,对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力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综合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均呈增长趋势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旅游竞争力重心呈集聚分布态势,旅游网络关注度重心则随时间波动变化,大致位于旅游竞争力重心的西南方向;(2)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格局由东至西呈现出正向错位向负向错位逐渐过渡的分布特征,正向高错位区由东部沿海省域向中部省域延伸,负向高错位区主要分布在西部特色旅游地与热门网红城市;(3)旅游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政策导向、网络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促成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格局。     

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安全感知事件空间特征研究

搜集2013年6月至2018年6月中国大陆游客赴欧洲旅游游记,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并刻画中国游客安全感知事件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安全感知事件数量分布差距明显,气候多变、被宰受骗和文化习俗差异为高频游客安全感知事件内容。(2)游客安全感知事件区域分布呈现空间集聚性特征,乌克兰、法国和希腊是游客安全感知事件高重灾区,匈牙利、比利时则为游客安全感知事件的相对沉寂区。(3)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知事件的发生频次和类型数量存在正相关趋势,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旅游安全感知事件趋同性与异质性并存,遭遇抢劫、被宰受骗为普遍性游客安全感知事件。建议政府加强事件的事前预警与事后管控;企业为游客提供安全保障;游客自身应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防范技能。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流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理研究

以中国大陆居民赴泰旅游路线为研究对象,通过旅游分享社区网站,采集2016年整年赴泰旅游线路,构建旅游流有向网络,运用社会网络方法分析旅游流网络的结构特征,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形成机理。研究表明:(1)中国赴泰旅游流网络呈现环形放射状,形成了以曼谷为核心,多基点向四周散射的环形旅游流空间结构,网络密度与中心势偏低,网络联结相对松散,冷热点明显,空间差异性突出;(2)赴泰旅游流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突出,网络核心区与边缘区数量差异大且互动较少;(3)曼谷、清迈、芭提雅、普吉岛、拜县处于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流网络的关键位置,是赴泰旅游集散中心;(4)中国游客赴泰旅游目的地分为五个等级,其中边缘旅游目的地数量过多;(5)从整体来看,旅游接待能力、旅游资源禀赋、旅游目的地知名度、社会治安对赴泰旅游流网络影响作用明显,是旅游流网络结构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形成机理。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GPS数据的海岛型目的地游客时空行为相似性研究————以山东长岛为例

通过爬取GPS轨迹记录平台的轨迹数据,采用季节强度指数、核密度分析、近邻分析等方法对山东长岛游客时空行为进行相似性探讨,研究表明：① 年内,在气候要素影响下,海岛型目的地季节强度指数更高;日内,轨迹数量的“双峰”结构和轨迹长度的“三峰”结构都表明游客出行时间和轨迹长度有强相似性和集中性,且行程结束时间相对更晚;② 空间上,交通的不可直达性和时间的限制性造成游客在岛屿选择上高度集中,空间轨迹相似度很高,呈现典型的“轴状”和“环状”集聚结构,“向海”和“亲海”特征突出;③ 游客在海岛上的流动形成典型的等级分层结构和节点分散分布特征,重要节点对旅游流网络的控制作用明显;④ 与其他类型目的地相比,景区的核心作用在海岛上不够突出,受景区进入率不高的影响,游客在旺季期间与本地居民在公共交通设施和公共休闲空间的使用上重叠率较高,是造成旅游旺季部分路段和休闲空间过度拥挤的核心原因。     

不同出游时间视角下游客流动网络结构及其分异特征——以西安市为例

以热门旅游城市西安市为研究区域,采集网络游记数据,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不同出游时间下的游客流动网络结构及其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 不同的出游时间约束下,游客旅游出行行为表现出显著的时间异质性。② 基于游客流动的西安市旅游吸引物的节点结构具有显著的等级规模分异特征,随着出游时间的增加,旅游节点等级结构体系呈现出以高等级景点为枢纽的“强强”关联特征,高等级景点的游客集聚功能提升显著。③ 随着出游时间增加,西安市区旅游节点核心?边缘结构越明显,核心区的节点联系强度越大,区位邻近、知名度接近与交通便利是形成景点组团的关键因子。     

基于小波分析的锦州市旅游流时空特征研究

社交媒体签到数据为旅游流时空特征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基于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锦州市旅游流微博签到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小波分析、自然间断点分类法、权重分析等方法,结合MATLAB、ArcGIS等软件,对锦州市一整年的旅游流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旅游流出游呈现"峰林结构"特征,4—5月是锦州市全年旅游高峰期;省内游客集中于4—5月,省外游客集中于10月;旅游流呈现多时间尺度波动特征,其中8～12 d和31～38 d两个时间尺度的周期表现较为显著;旅游流客源属性不同,其出游时间集聚性、时间分布特征、时间尺度特征存在差异;旅游流在客源地和目的地空间上呈现集聚的特征,但其集聚特征受客源属性影响。     

你还会去武汉吗？疫情下的共情与旅游意愿——目的地形象的中介作用

截取武汉解封前后共1个月的微博数据,探讨因疫情带来的共情、目的地形象变化对后疫情时期旅游意愿的影响。通过文本分析和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后疫情时期,人们对武汉的共情以积极情绪为主,占比85.09%,武汉的目的地形象要素除了“热干面”和“樱花”,还因为在疫情中体现出的顽强精神及巨大牺牲,被赋予新的“英雄”形象;总的来说,人们对武汉的旅游意愿较为强烈,疫情本身转化为一种特殊吸引物。假设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共情能直接影响旅游意愿,但在目的地形象加入模型后,共情对旅游意愿的作用被完全中介,其效应量为0.191。综合来看,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时,需要做好积极情绪引导,对旅游业而言,积极情绪意味着较高的旅游意愿,但是,在共情和旅游意愿之间,需要重视目的地形象的完全中介作用,其在联通情绪与行为意愿的过程中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2001-2015年中国出境旅游流位序规模演化特征

中国出境旅游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迅速扩大,并在不同目的地间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分布特征。通过构建2001-2015年中国出境游客与目的地入境游客规模数据库,验证中国出境旅游流服从位序规模理论的假设,并将目的地吸纳中国游客规模与目的地接待游客总量的关系划分为5种耦合类型。结果表明：中国出境旅游流位序规模关系符合幂函数规律,并且向高位序目的地聚集程度不断增强;从2001年到2015年,绝对领先与绝对落后型的目的地占比均超过45%,亚太地区接待中国游客普遍处于领先地位,而欧美和中东地区接待中国游客大多处于落后地位;对于游客总规模较大的目的地,绝对落后型数量大于绝对领先型,而对于游客总规模较小的目的地,绝对领先型数量大于绝对落后型。本研究为分析出境旅游流量流向提供新的分析视角,进而为国家旅游业发展中的市场政策制定与旅游产业国际化布局等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贵州省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气候环境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避暑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者夏季出行的重要选择。贵州省作为中国国内主要的避暑旅游目的地之一,针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开展。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避暑旅游现象长期的跟踪调查,获取2015—2019年间有效避暑旅游流线路数据2177条,运用复杂网络、GIS空间分析、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避暑旅游流网络规模大、密度低,集聚特征明显,网络发育不完善,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和景区分别呈“板块”和“点轴”状分布,旅游流线路具有“基营”和“环线”式结构特征。② 交通中心城市和核心景区是避暑旅游流的集散中心,贵阳在整体网络中具有突出优势和无法替代的地位,避暑旅游城市和景区在空间上相互交织,形成“贵（阳）安（顺）-荔波-凯（里）镇（远）”的“▽”空间结构。③ 避暑旅游流空间分布受气候舒适度、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禀赋、接待服务能力和交通便捷程度等因素共同影响。最后,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旅游统计数据改革、网络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对贵州省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对策建议。     

后疫情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基于网络数字足迹的分析

为探究后疫情时期“城市―郊野”旅游流移动态势及旅游发展趋势,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网络为对象,搜集疫情发生前后各两年（2018年1月―2021年12月）的网络游记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疫情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的旅游流分布状况及游客选择偏好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疫情后大湾区整体旅游网络密度相对疫情前大幅度下降,特大城市尤其境外城市旅游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旅游网络联通性弱化严重,聚集效应变差,更趋向于分散和割裂。2）疫情后旅游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弱化,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淡化,部分郊区、乡野景区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成为新的核心区。3）疫情后港珠澳及广州等传统核心城市节点在网络的联通性、控制力弱化,景点凝聚子群从疫情前呈现广州与佛山、珠海和澳门等珠江口西侧旅游城市群的高凝聚性,转变为疫情后多点化发展的趋势,郊野凝聚子群强化,旅游呈现郊野化趋势。4）景点网络从疫情前的广州―香港―澳门3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疫情后的广州―澳门―深圳-佛山4核心的“四驱多动”关系,港珠澳大桥在网络中的联动性下降。流动性限制与旅游驱动力是后疫情期旅游结构变迁的双向动力,疫情后大湾区旅游...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国内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研究

以珠江三角洲（下称珠三角）都市圈国内主要客源地2009~2011年度中国100强旅行社官网旅游线路报价单为基础数据,研究了珠三角都市圈发展较为成熟阶段的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及目的地类型,发现：① 珠三角都市圈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总体上以营区基地式和完全环游式为主。不同客源地旅游者行为模式差异较大,广东省内旅游者以单目的地式和港澳小环游为主,其余客源地旅游者多采用营区基地式、往返式、区域环游式和完全环游式等旅行模式;② 珠三角都市圈各城市在旅游线路中出现的频次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现出3个等级层次关系,不同城市在大小珠三角都市圈以及不同客源地旅游线路中的角色与地位不同,据此得出珠三角都市圈各客源地的空间行为模式图;③ 比较大小珠三角都市圈在空间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发现港澳与珠三角地区在旅游发展上逐渐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但实现三地旅游一体化尚待时日。     

旅华美国游客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研究

色彩是旅游目的地意象的重要外显形式与构成,其虽被广泛应用于旅游目的地建设与发展,但其理论研究在国内外几近空白.本文以旅华美国游客为研究对象,以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为研究内容,通过10 批次全程客流跟踪的调研方式获取了研究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旅华美国游客的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维度模型,并通过二次定点调研方式对本研究的理论饱和度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 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城市色彩基调与建筑、旅游吸引物、人际影响、差异性文化感知、旅游经历、旅游目的地人文与自然环境;② 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由视觉色彩和理念色彩两部分构成;③ 游客的个人偏好和旅游情感会直接作用于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并直接导致游客产生行为意图;④ 游客的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会刺激并促使游客产生行为意图.本文讨论中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加工的发生机制与过程模型.     

入境旅游者对中国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负面感知研究

入境旅游是一个国家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提升经济效益、促进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及宣传国家形象等综合功能。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相对滞缓,本研究将试图从入境旅游者的角度出发,探寻阻碍和影响市场发展的因素。研究将基于外国游客的英文网络游记的内容进行分析,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方法分析游客对中国旅游目的地形象负面感知的来源,并研究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游客负面感知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文化差异的双面效应;第二,旅游服务和接待质量有待提高;第三,旅游产品和宣传信息的不对称。另外,游客的对中国旅游形象的负面感知主要来源于目的地社会、旅游企业和旅游吸引物,针对这三个层面,进一步提出改善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现状的对策和建议。     

不同游客吸引半径景区国内旅游交通碳排放特征比较

旅游交通是旅游业碳排放的最重要环节。选择具有不同游客吸引半径的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太姥山山岳景区、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游客交通的问卷调查,探讨不同景区国内旅游交通碳排放的基本规律。研究表明,随着游客吸引半径增加,人均碳排放量显著增加,表现为福州森林公园<太姥山<武夷山。虽然每人每公里碳排放量亦表现为福州森林公园<太姥山<武夷山,但人均旅行距离的增大则是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在350 km以内,每人每公里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随距离增加变化不明显或略微下降;而350 km以上,两者均随距离增加而急剧增长,这与距离对交通方式选择的影响有关。从旅游交通碳排放特征看,350 km大致可作为中途和长途旅行划分的界线。3个景区的年碳排放总量大小顺序为:武夷山>太姥山>福州森林公园,平均碳排放密度则表现为武夷山>福州森林公园>太姥山。各景区长途旅游者和乘坐飞机旅游者均占景区旅游交通碳排放的大部分,且其比例随景区游客吸引半径的增加而增多。因而减少长途旅行和乘坐飞机次数是降低景区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