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与能源竞合关系

详尽地探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国际贸易的竞合关系,可为中国能源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论文运用复杂网络方法,从整体格局出发研究了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重点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贸易集团演化与供需大国的能源竞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贸易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近年来,能源贸易主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当前占世界总数近80%的国家/地区均参与能源贸易;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同时具有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性;世界能源的进出口格局已发生重塑,能源的出口重心逐渐由东亚、中东、澳洲和欧洲转向了东欧、中东、北美、澳洲和西非等地区,进口重心由东亚、西欧和澳洲向北美、东亚和西欧转移;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存在四大集团,分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集团、欧洲-俄罗斯等国家贸易集团、东亚-东南亚贸易集团和澳大利亚-印度-非洲贸易集团等。地理距离、制度差异、历史文化及政治关系等是贸易集团演化的重要原因;贸易集团内,核心国家间的贸易依赖存在着非对称性,能源需求国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现象更为突出,东亚、东南亚市场是供给国共同争夺的对象。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在德国成立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日前在德国波恩成立,该机构旨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发展。     

世界油料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UN Comtrade公布的2011—2020年国际油料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研究世界油料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通过QAP模型探究油料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油料贸易网络具有良好的连通性和小世界属性,但整体网络密度及互惠系数相对较低,网络中各节点间的联系有待加强;国际油料出口市场高度集中,进口市场相对分散,贸易重心向以巴西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偏移;油料贸易网络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圈层结构,核心成员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南美地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是主要的核心国家,对其他国家存在较强的影响力。2）经济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人均耕地面积差异和陆地接壤对油料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距离和劳动力数量差异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地理距离在无权网络中与油料贸易负相关,而在加权网络中为正相关。中国虽是油料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但油料进口来源过度集中,进口潜在风险较大。中国应调整油料进口国别结构,构建油料供应网络,深化贸易合作与利益融合,保障油料进口安全。     

中国化石能源补贴区域分布及改革影响效应研究

从区域分布视角出发,采用价差法估算了中国2006~2015年化石能源补贴量。结果表明：能源补贴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格局,分别为2.72万亿元、1.80万亿元和1.53万亿元;能源补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显著的“俱乐部”现象;取消能源补贴对于中国实现“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可使全国能源强度下降幅度由19.10%提升为22.36%;取消能源补贴的东部地区节能减排效应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敏感程度相对较弱;同时,取消能源补贴会导致居民生活成本不同幅度上涨,其中中部地区居民面临最大的影响,尤其是农村居民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化石能源补贴改革进程中,政府需要加大对中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居民扶持力度,以抵消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的风险。     

多重贸易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货物、服务和增加值贸易的比较

基于复杂网络分析与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借助ArcGIS、Ucinet和MATLAB等工具,对全球64个主要经济体货物、服务和增加值多重贸易网络的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全球货物、服务和增加值贸易网络的紧密性和通达效率均呈现稳步提升趋势,服务贸易的网络化趋势更为显著;金融危机对网络的“互惠性”“异配性”产生较大影响;② 空间格局上均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等级性,区域层面上形成了亚太和欧盟地区两大“派系”,美、中、日、德为两大“派系”联系的枢纽节点;③ Top1网络表现出不同的演化特征,其中货物、服务和增加值贸易网络分别呈现“星型”“雪花型”和“星型+链式”空间组织结构。3类网络演化过程中中国的崛起态势令人瞩目;④ QAP（二次指派程序）分析显示,传统的GDP、地理距离、共同语言等因素对于3类网络的形成具有相似的较强解释力,要素禀赋差异和贸易制度是影响它们之间差异性的主要因素,但其显著性水平不高且趋于弱化。     

“组织-贸易”视角下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基本结构及其边界重构

全球能源治理是当前能源话语权塑造的重要形式,其本质是能源利益主体间围绕多元能源议题而构建的关系网络。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各能源组织的架构、功能、绩效以及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占据了主要内容,而对于全球能源治理的整体结构以及内部关系却未能有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认为,能源组织与实际贸易存在交互关系,将二者相结合来进一步呈现和解释全球能源治理架构是有必要的。基于此,本研究以2019年为时间节点,收集主要能源组织的属性数据与各国之间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数据,将国家间在能源治理组织的常态化合作关系与实际发生的能源贸易关系作为分析基础;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网络,探析其基本结构以及出现的“边界重构”现象。研究发现：(1)能源组织网络与能源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两种网络对比中,美国与俄罗斯均占据主导地位。(2)中国已经成为能源贸易大国,但在全球能源组织合作中不具优势,与传统能源利益集团之间缺乏正式的治理合作。(3)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主要被划分为欧盟以及亚太-北美“社区”,其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占据“核心”地位;而以单一能源输出为主导功能的出...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全球手机贸易网络演化特征研究

基于复杂网络方法,运用Pajek、Ucinet、Gephi等软件,构建全球手机产业贸易网络,探究2001-2016年全球手机产业贸易网络结构及其演化过程。根据研究发现全球手机贸易网络呈现稠密化发展趋势,网络整体遵循“核心-边缘”的圈层结构,结构内部不断演化和重组;全球手机贸易网络呈现由双核主导向多核演变,空间格局上形成由欧美日发达国家向东亚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趋势;全球手机贸易网络的四大子群网络板块特征明显,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关系经济地理学与贸易网络研究进展

贸易网络研究起源于复杂网络科学,其研究问题属于经济地理学全球化关注范畴。然而,关系经济地理作为经济地理全球化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样借鉴社会网络和网络科学的思想,几乎没有参与到贸易网络的研究和对话中。论文针对这一现象,从介绍关系经济地理的网络范式入手,阐述关系经济的网络范式来源、过程与研究成果,并梳理现有贸易网络研究的进展,分析现阶段关系经济地理的网络思潮与贸易网络的区别,重新思考经济地理在关系视角下,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到贸易网络的讨论中。主要结论如下：(1)关系经济地理的网络范式仅仅借用社会网络研究小部分概念,重视在整体网络空间中行动者的嵌入性,几乎不关注网络的整体结构及其对集体行为的影响;(2)贸易网络研究主要探讨国家间贸易网络的结构与性质,而关系经济地理普遍从企业出发研究贸易流动背后的生产网络,其理论基础难以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3)关系经济地理的贸易网络研究应该重视全球集群网络理论的运用,重新思考网络概念的经济地理学基础和多维网络相互耦合关系研究等问题。论文有助于推动关系经济地理学学者如何借助学科理论基础参与到贸易网络国际化研究中,对探讨现阶段经济地理理论应用和新方法实践具有重要...     

中国城市网络的凝聚子群及影响因素研究

凝聚子群特征及形成机理的研究是理解城市网络发育规律及其动力机制的重要切入点。利用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研究了中国城市网络凝聚子群的多维度特征,定量测度了城市间链接关系的影响因素,探索性的分析了凝聚子群的形成机理。结果发现：派系、k-核、lambda集合、核心-边缘方法都表明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凝聚子群现象,揭示了城市网络链接强度的层级特征;经济规模、政治资源、知识资本是凝聚子群发育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邻近性、地理区位和历史基础也深刻的影响着凝聚子群的空间格局;择优链接和路径依赖是凝聚子群发育的动力机制,城市关键资源和区位优势将进一步转化为城市网络竞争优势。在网络发展环境下,中国政府需要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间合作,并积极应对城市间发展差距趋于扩大的问题。     

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贸易成本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地扩展和加深,生产分工进入产品内分工阶段,中间产品贸易所占比重逐渐增加。中间产品贸易是产品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论文选取了纺织业、运输业和电子产业分别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传统全球分工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代表,研究其贸易网络结构的特征与演化趋势。并以中国为中心的中间产品贸易网络为例,探究了影响贸易网络变化的因素。研究表明：① 3种产业的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有明显差异,电子产业网络联系紧密,而运输业和纺织业的结构则相对松散。② 1998—2017年,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明显提升。③ 从影响中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的因素来看：地理距离对中间产品出口偏好的影响显著,但是仅纺织业体现出了地理距离衰减效应,在电子和运输业中,地理距离越大,贸易偏好反而越高;沟通成本显著影响中国对目的地国家的出口偏好,中国文化在目的地国家推广能够提高贸易偏好;目的国制度质量对贸易偏好的影响显著,国家的话语权和可靠性能够提高中国对目的地国家的中间产品出口偏好,但同时,规制的质量越高,中国对其出口偏好则更低。④ 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在3种产业中均体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碳排放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经验分析(英文)

International trade is an important impact factor to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a country.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reign trade since its entry into the WTO in 2002,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carbon emissions of China are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Using the recent available input-output tables of China and energy consumption data,this study estimated the effects of Chinese foreign trade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changes of the effects by analyzing the emissions embodied in trade between 2002 and 2007.The re-sults showed a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exporting behavior of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trade.From 2002 to 2007,the proportion of net exported emissions and domestic exported emissions in domestic emissions increased from 18.32% to 29.79% and from 23.97% to 34.76%,respectively.In addition,about 22.10% and 32.29% of the total imported emissions were generated in processing trade in 2002 and 2007,respectively,which were imported and later exported emissions.Although,most of the sectors showed a growth trend in imported and exported emissions,sectors of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equipment,chemical industry,and textile were still the biggest emission exporters,the net exported emissions of which were also the largest.For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technology improvement may be the most favorable and acceptable way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t present stage.In the future negotiations on emissions reduction,it would be more fair and reasonable to include the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hen accounting the total emissions of an economy.     

中美商品贸易格局及网络特征演变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中美贸易格局及其发展演化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然而,中美贸易格局特征以及贸易产品网络地位与演变当前还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因此,论文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1—2017年中美两国的贸易发展历程、产品结构、产品贸易网络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① 在贸易联系方面,2001—2017年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贸易联系不断增强。② 出口产品结构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类型主要是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产品,产品结构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类型主是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植物产品和化工产品,近年来机电产品占比有所下降,运输设备产品比例上升。③ 主要产品贸易网络方面,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例,一方面度中心性指标反映出中国在网络中影响力迅速增强,是电子信息产品全球贸易网络的核心成员国;另一方面在中介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2个指标上中国与美国仍存在差距,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待加强,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应投入更多物质与精力用于产业链高端技术的研发与开拓。     

论国际贸易中的危机转嫁

本文以危机转嫁发起国国内经济的供求严重失衡为背景，分析了经济危机转嫁的基本原理，提出危机转嫁通道建设。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危机转嫁这样一种国际化手段在解决国内危机时的决策思路，并探讨了危机转嫁对中国外贸的启示。     

经贸视角下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分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周边对一国地区稳定、经济发展等影响重大,中国也一直奉行“邻国是首要”的外交战略,推行“睦邻、富邻、安邻”的邻国政策.主要分析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贸易网络,在经济依赖度分析等基础上,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进行程度中心性分析、结构同型分析等一系列分析,从而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贸易网络进行多方面解剖.结果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不平等的经济依赖度;贸易网络存在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在周边贸易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研究表明,地缘政治研究中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实现空间关系的网络化和网络关系的空间化,深化对地缘环境的认识.     

环南海地区与域外国家军品贸易格局特征及地缘战略启示

环南海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战略枢轴,其和平稳定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发展繁荣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环南海地区与域外国家军品贸易格局进行分析,探讨域内外军品贸易网络结构与格局特征。结果显示：①环南海地区军品贸易规模演化特征受到地区局势的影响显著,军品种类的进口与地缘战略和地理结构密切相关;②俄罗斯和美国作为环南海地区最大的两个军品输入国其军品分布与流向体现了遏制与突围的战略态势,军品贸易网络在多国主导下的收缩和去中心化的特点体现了地区局势趋向于缓和与稳定的态势;③中国对俄罗斯、法国和乌克兰等国的军品进口依赖程度呈下降趋势,并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军品出口国;④未来中国宜持续推进南海命运共同体建设,以战略智慧处理中美关系,充分利用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加强与环南海地区域内外国家的国际合作,积极谋求主动与和平发展,携手各国共同将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乌兹别克斯坦可再生能源现状及中乌合作建议

乌兹别克斯坦是位于中亚腹地的“双内陆国”,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之一。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框架内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的需要,利用文献、数据等分析法,从太阳能、水能、风能、地热能、沼气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国家发展规划、优惠激励措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新投资项目等角度,对乌兹别克斯坦可再生能源发展总体情况和需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乌兹别克斯坦拥有良好的可再生资源条件,未来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也将逐渐提高。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接连出台有关政策,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以期实现能源多样化。中乌可再生能源利用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在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方面合作空间巨大,在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发展绿色经济和开展低碳能源合作领域将大有作为。     

Overseas market development: a strategy for 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ies

In this paper, we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s for 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It is argued that encouraging the promotion of 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in overseas markets could be a practical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the 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Also, it is reasoned, Australian foreign aid and trade organisations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ssisting the 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via overseas market research,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human resource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We suggest that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etween 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compan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would be beneficial, especially in exploring potential overseas markets. We also recommend that joint ventures between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partners in Australi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e used to promote growth in 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exports and, ultimately, in developing Australia's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