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邻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科研合作强度的影响

跨国科研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而相互信任则是科研合作的重要基础。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规模和社会文化环境差异都较大,文化邻近对于增进国家间相互信任,进而推动跨国科研合作就具有重要价值。考虑到以往研究主要以合著科研论文数量来测度国家间的科研合作水平,可能放大了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发文总量等的影响,本研究基于2007—2020年间“一带一路”沿线66国间的合著科研论文数量,以改进的Salton指数表征的科研论文合作强度测度国家间科研合作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沿线各国在2007—2013年和2014—2020年两个时间段内科研合作强度的演变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着重考察文化邻近的可能影响。研究表明：① 综合分析论文合作规模和合作强度,能够识别出建立在语言、宗教等文化要素邻近之上的两国间真正的强合作关系,宗教邻近有助于增进互信,语言邻近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方便了科研合作过程中的交流和沟通。② 2007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科研合作空间格局已由“两核九中心”转变为“一核八中心”,中国成为网络中唯一的核心,与其他国家的加权度中心性差距不断扩大。③ 国家发文量、国家间经济发展差距、政治关系、地理距离、语言邻近和宗教邻近等均对科研合作强度有显著影响,其中文化（语言和宗教）邻近的影响最为显著,但也趋于减弱,语言邻近的影响要强于宗教邻近,并且只有语言相同或属于同一语支能够显著促进国家间的科研合作。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与沿线大多数国家并不具有天然的文化邻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研合作网络的建设。未来,有必要更加重视跨文化交流和沟通,以增进科研合作领域的信任关系,推动科研合作取得实效。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文地理学视域下中国边境地区研究进展与展望

边境地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空间影响下的特殊脆弱地带。科学总结边境研究发展历程有助于厘清边境研究脉络,为实现边境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人文地理学相关视域下的中国边境研究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边境研究历程、趋势及热点等基本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边境研究经历了“开放探索—社会建构—战略引领”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区域逐渐由东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边境贸易”“边境旅游”“边境口岸”“一带一路”是4个核心关键词聚类。边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边境贸易与开发开放、边境旅游资源开发、社会建构与和谐发展、边境口岸与城市功能,以及地缘环境与边境安全。当前,中国边境研究在规律探索、定量总结等方面仍然不足,论文在构建多要素—多主体—多尺度集成的边境地理研究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应加强边境风险与安全、跨境合作机制、边境效应理论、边境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为后续边境研究提供参考,支撑中国边境安全与现代化治理。     

消费升级视角下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菜市场为例

消费升级时代孕育了生活性服务新业态,改变了生活服务业的城市空间格局。论文以菜市场作为生活服务空间的代表,选取武汉市这一中国城市消费升级样本及城市疫后复苏“风向标”作为典型案例区,结合GIS空间计量和STATA统计分析,探讨菜市场综合体系的形成过程、类型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武汉市菜市场经历了传统农贸市场主导—零售新业态扩张—社区尺度回落的历程,形成以大卖场生鲜部、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及社区菜场为主的复合型生活服务空间,并在疫后展现出一定韧性;② 武汉市菜市场整体上由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且呈现出农贸市场“团簇状”、生鲜超市“条型”、大卖场“点状”、社区菜场“蝶形”的分类型差异化格局;③ 全业态菜市场布局受社会、经济、区位和发展基础影响显著,传统业态受市场和区位要素影响显著,零售新业态受经济要素和前期菜市场集聚程度的影响显著,且消费升级态势下新建菜市场选址更加偏好购物中心代表的体验式消费场所。研究结果对于丰富现代菜市场体系的类型研究,拓展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研究的学科视域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优化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结构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服务品质追求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国外乡村地理关系研究范式进展与启示

随着区域一体化政策和信息、交通等设施的推进,乡村地区被纳入更为广泛的要素流通与经济过程中,乡村地区被内、外经济社会多重联系重新定义。论文通过回顾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地理关系范式研究进展,重点探讨了乡村地区能否通过加强外向联系来削弱其地理区位边缘性这一核心问题,同时探讨了关系研究范式在中国乡村地理研究中的适用性,并试图构建起适应中国国情的乡村关系地理研究框架。西方乡村地理学者提出了关系的研究范式以适应乡村地区新的发展背景,在关系视角的研究语境中,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参与主体被当作真正的研究对象,关注参与主体间各类“流”要素及其关系;同时,距离的概念被重新定义,地理空间呈现虚、实交互的特征,关系距离是对基于位空间的乡村研究的补充;此外,关系资本、弱关系和嵌入性等“关系”概念重新定义了乡村社会经济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地理区位与地方性特征仍然是乡村产业发展及参与外部竞争最重要的资本,但以通信、交通等设施为代表的“硬”环境的改善对弥补乡村区位劣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因而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需要从制度空间、学习空间、“非正式”社交网络等“软”环境的建设着手,促进信息、技术和资本等“流”要素的移动,进而推动乡村产业和功能的发展。     

学区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及其社会空间重构研究——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

2014、2015年教育部接连发文要求落实“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由此公立初小的入学资格与住房紧密挂钩。在此背景下,初小教育资源如何影响住宅价格,并带来怎样的城市社会空间变化是有意义的科学问题。论文基于安居客、链家、百度开放平台及问卷访谈等数据,综合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以武汉市武昌区为实证区域,探索学区对住宅价格的真实影响,并尝试从“空间生产”入手,探究学区引发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研究发现：① 学区特征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已超过传统区位、建筑、邻里特征等的影响;② 学区房提供了资本由二级循环进入三级循环的便利路径,形成了学区空间生产与社会空间新分层的宏观基础;③ 微观层面,对优质学区的争夺产生了“学区人”和“学区空间”,进而出现学区飞地,对传统城市社会空间产生影响;④ 不同于“单位人”与“社区人”,“学区人”并不主要依靠职业或收入划分,而是因相似的家庭生命周期发生关联。     

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对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启示

建设“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是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导向。“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提出意味着“旅游长江”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而言,其价值为：①从空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从“区域旅游”向“流域旅游”的空间拓展;结合城市群崛起,联动未来以跨区域完整的地域自然山水和文化生态单元,将形成中国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主干骨架。②从时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了旅游业发展从区域“支柱产业”向“全局战略性产业”提升,使得区域旅游业发展向同时兼具“产业”和“事业”特征的旅游业本源属性回归。③从对外开发合作看,首次实现了“国内区域旅游发展”和“对外国际开发开放”的联动对接。以国内开发促进国际合作,以国际合作推进国内外统筹联动式开发模式开始形成。这种流域性区域旅游发展模式,也催生出一系列区域性的的研究命题,结合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家区域重点发展战略,这些命题主要包括“旅游业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融合发展”、“城市群旅游与生态功能区旅游对接协调”、“城市群旅游业一体化整合提升”、“生态功能区旅游主业化改革推进”、“沿海、沿边旅游业国际化开放对接”、“流域性旅游业综合治理”等。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自然灾害危险性与灾损空间格局研究

灾害危险性和灾害损失是区域灾害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以往研究大多基于国别尺度,无法表征国家内部和经济带沿线的灾害损失特征。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洪涝、干旱、风暴、地震4类主要自然灾害的历史数据,提出灾害数据空间尺度下推方法,构建了基于省级尺度的灾害数据库,从灾害发生频次与灾害损失的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主要灾害危险性和人口、经济损失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综合灾损高值区的主导灾害。研究表明2003—2018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灾害发生广泛,各类灾害危险性和损失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81.4%区域均有灾害发生,洪涝灾害发生范围最广,风暴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干旱灾害集中在中国北部和泰国等地,地震多分布于地震带沿线;全域人口损失以洪涝（53%）、干旱（26%）为主,经济损失以洪涝（49%）、地震（23%）为主,各地区人口和经济损失因区域内人口和经济基础不同存在空间差异;大部分区域损失由单一灾害主导,仅小部分地区损失受多种灾害共同影响。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应针对各灾害高危区、灾损高值区及各地区主导灾害制定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措施,为未来“一带一路”的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与综合减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支撑。     

拼装理论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

在法国“五月风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拼装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提出了以根茎思维为基础的动态生成哲学观,批判地揭露了现有研究以网络结构为主,忽视空间拓扑的局限,为人文地理学开辟了新的知识空间。一方面,拼装理论在“空间生产理论”“异托邦”和“第三空间”等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异质生成空间”,强调属性不同的元素互动的同时,更关注时空不断生成、变化的逻辑;另一方面,拼装理论重构了关系,强调“客体的能动性”和“外部联系”,生成“后关系本体论”,承认所有事物都是通过关系进行拼装的。随着拼装理论在人文地理领域的运用,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拼装与流动性、城市拼装与批判城市化、日常生活拼装与非人的能动性,以及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复杂性理论的比较研究。为了阐述拼装理论的内涵,增强理论的应用性,本文以案例的形式详细解析了边界拼装蕴含的拼装逻辑。此外,基于拼装理论为人文地理学注入的过程逻辑与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以及该理论特征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耦合性,期望国内地理学者能批判地运用拼装理论解释中国情境,以便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理论与哲学方法论的多元发展。     

西北“水三线”地区生态经济枢纽区基本理论与建设布局

中国西北地区长期面临资源组合不匹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空间区位又决定了其具备促进区域协调、沟通国际国内、调整经济结构、筑牢生态屏障的战略地位。建设具有引领作用的生态经济枢纽区,将有助于改善西北及全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全域生态安全水平,同时也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本文立足中国西北“水三线”空间格局,依据国家战略定位与生态经济功能,基于对研究区人地环境、城市群与城镇发展体系、人口布局与民族构成的全面解析,解读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基本内涵,其可归纳为生态功能区、经济枢纽区、文化融生区、深陆通道区四个方面。进一步,本文综合宏观布局、资源禀赋、生态环境、陆海统筹等视角,阐明了生态经济枢纽区建设的功能定位,构建了西北“水三线”地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总体空间布局。并提出河西、兰西、天山北坡、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四大生态经济枢纽区的建设格局与发展途径,探索了生态经济枢纽区与国家战略布局的互动关系。以期助力中国新时期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深陆”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Institutions,Location, and Network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 survey of 44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local formal institutions for intramunicipal location decision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and for network properties of their investments in Hangzhou, China. This study finds that local formal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municipal district governments and development zone authorities, are a significant force influencing the location decisions of MNEs within Hangzhou. These local entities shape the intramunicipal location decisions of MNEs through three primary vehicles including financial incentives,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s, and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 investors. The start-up fiscal capability of local formal institutions is therefore central to the foreig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efforts. Local formal institutions, however, are a less significant force influencing the network properties of FIEs in Hangzhou. District governments and zone authorities are largely confined to measures for co-locating allied foreign supplier investments to promote FIE local linkages.     

基于东道国因素的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并且实现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赶超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必须进行国际化研发。目前,以华为、中兴和长安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尝试构建国际化研发网络,先后在发达国家设立技术研发中心。然而,国际化研发作为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共担风险和知识独占有着双重需求,加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落差、文化兼容和政策激励差异等不确定性因素,导致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选址同时面临外来者劣势、来源国劣势和新兴者劣势。本研究运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东道国因素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制度质量和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形成的集聚效应对企业的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而研发投入积极影响企业研发网络节点选择,但是作用不显著。此外,集聚效应在其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集聚效应越高,市场规模与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的正向关系得到加强,而研发投入与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的正向关系得到减弱。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跨国R&D投资机制与研发资源的关系研究

本文从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战略出发，通过重新审视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对跨国R＆D投资的形成阶段、动因、模式和区位选择及与研发资源的关系作了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进一步吸引海外R＆D投资的几点启示，以期为利用外资外资提高我国综合技术创新能力服务。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进展与展望

基于关系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进展,认为已有的传统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虽仍起作用,但难以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快速的国际化步伐和依赖社会关系网络等显著特征,因此必须用中国特有的变量加以补充解释;一方面,文章重点综述了基于合同和契约建立的正式关系网络,强调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基于情感和血缘建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认为华人华侨网络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变量,能帮助企业有效地了解当地制度与文化,实现地方嵌入。最后,提出针对中国特点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方向：1）建构基于中国特色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2）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进一步探讨;3）基于族裔网络关系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有待探索。     

移民对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对美国各州的移民和直接投资数据,运用重心模型分析得出：美国华人移民的人口重心和集聚重心均向东北方向移动,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重心变化区域也位于美国东、中部地区,二者在空间上的重叠性和耦合性日益增强。进而运用灰色关联法实证华人移民对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处于中等水平,且影响长期稳定。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电子信息企业总部集中于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核心的三大沿海都市圈,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其研发机构与总部区位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生产基地分布相对分散。由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中国城市网络,可划分为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类型,均以东部及中西部特大城市为网络核心节点。地方化型城市网络的企业总部节点城市较为分散,网络密度和连接度较小;全球化型城市网络则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对外联系程度相对较高。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从中可以发现崛起中的专业化城市。     

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研究进展：经济地理学的探索

基于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相关文献,系统梳理并评述了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已有研究进展。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外经济地理学在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区位选择、空间组织、行为主体等作用机制及溢出效应等方面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区位主导因素因东道国特征和企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侧重,离岸研发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其知识流动路径因其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而呈现差异化特征,其中跨国人员在帮助企业及地区获取其知识溢出并实现技术追赶中发挥重要的“边界扳手”作用;但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理论针对性不强、分析手段缺乏、溢出效应重视不够等问题：建议针对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的特点,从关系、制度、演化的视角入手,建立新的企业离岸研发理论假说。并从创新活动“流的空间”的视角入手,揭示多尺度下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空间演化规律;从关系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入手,厘清不同尺度及多维邻近性视角下中资企业离岸研发区位因子;从中资企业特殊商业文化入手,分析华人华侨、海外人才等行为主体在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从创新溢出效应的视角入手,区分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对母国和东道国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