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温室气体核算模型

城市的低碳发展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及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城市的低碳发展影响重大。为解决现有的城市温室气体核算中存在的问题,使总体规划促进城市低碳发展,构建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温室气体核算模型。该模型基于“空间布局—用地类型—部门划分—模型方法”的框架,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与国土空间规划要素紧密结合;建立了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并解决了中心城区的碳排放核算问题,可进行国际间比较;解决了总体规划能源预测不完善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核算方法供灵活选择,与完全基于用地类型的方法相比,降低了不确定性。最后基于模型提出了评估总体规划低碳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与参考指标。     

IPCC AR6报告解读：气候变化与水安全

保障水安全是应对和缓解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二工作组报告单独设立第四章“水”,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全球水循环的影响,评估了水循环变化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指出了当前与未来的水安全风险,分析了与水相关适应措施的收益与成效。报告显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速了全球水文循环,对水安全产生负面影响,面临水安全风险的人口与地区增多,并增加了由社会经济因素造成的水资源脆弱性。水安全风险随全球升温水平的升高而增加,在水安全脆弱地区表现更为显著。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可有效降低未来的水安全风险,有助于实现水安全、可持续发展和具有气候恢复力的发展三重目标。我国水安全问题突出,急需在“灰-绿”基础设施生态水文效应、三维水资源短缺、水-粮食-能源耦合、地球系统模拟器研发应用等方面重点开展研究工作。     

基于脱钩指数和LMDI的青海省绿色低碳发展策略研究

推动青海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既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有助于缓解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工作压力。采用Tapio脱钩指数和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在分析能源消费及碳排放变化与经济总量增长脱钩关系的基础上,对影响能源消费及碳排放的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提出了推动青海省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着力点。主要结论：能源消费及碳排放与经济总量增长实现脱钩,且“十三五”时期“喇叭口”现象日益明显;人口和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能源强度下降总体上减缓了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增长,与第二产业能源消费强度变化密切相关;能源结构调整有效抑制了碳排放增长,且抑制作用不断增强;产业结构调整缓解能源消费需求的作用全面显现,但还需进一步调整第二产业结构。建议：提高有色金属冶炼、化工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工业用煤效率和燃煤发电效率;减少对有色金属冶炼、化工等传统工业的过度依赖;推动风、光、水、火、储多能集约高效利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主贡献中水资源相关适应措施评估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气候灾害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其中水资源短缺和洪涝灾害频发等水资源问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气候风险之一。文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中提出的水资源相关适应措施进行了分析评估。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及水资源相关风险已经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遍关注,大部分国家都或多或少提出了针对性的适应措施,如优化水资源管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强化监测预警、增加基础建设等。然而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包括：以中东欧国家为主的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NDCs中缺乏适应相关的内容;西亚/中东和中亚地区对于风险关注的范围不够全面,缺乏对未来潜在洪水风险的评估和预案;在中亚、南亚和中东等水争端问题突出的地区缺乏合适的国际合作机制;大部分国家缺少对水环境的关注。为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气候适应能力,构建完善的气候适应体系,建议完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增加对气候变化研究的关注和投入,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可持续发展。     

SSP“双碳”路径下赣江流域径流变化趋势

根据共享社会经济情景（SSPs）分为“双碳”路径（SSP1-1.9、SSP1-2.6、SSP2-4.5、SSP4-3.4、SSP4-6.0）和“高碳”路径（SSP3-7.0、SSP5-8.5)。在碳达峰（2028—2032年）和碳中和（2058—2062年）两个时期,采用5个气候模式,7个情景驱动SWAT水文模型,分析赣江流域径流演变特征,主要结论如下：1961—2017年赣江流域观测到的年均气温以0.17℃/(10 a)的速率呈显著上升趋势（p<0.01),降水以17 mm/(10 a)的速率呈不显著上升。“双碳”和“高碳”路径下,2021—2100年赣江流域均呈现暖湿态,气温持续变暖,降水有所增加;碳达峰、碳中和时期,“双碳”路径下年径流呈现增加趋势;“双碳”路径下,月径流在汛期呈现增加趋势,枯水期在SSP1-1.9、SSP1-2.6、SSP2-4.5、SSP4-3.4下呈现增加趋势,在SSP4-6.0下呈现减少趋势。“双碳”路径下极端水文事件强度将可能小于“高碳”路径。     

“后巴黎”时代气候适应国际合作进展与展望

纵深并拓宽气候适应国际合作,是《巴黎协定》增强适应行动的主要内容,是“后巴黎”时代延续全面适应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系统地调研和梳理主要国家/集团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全球气候适应国际合作重点领域的基础上,分析中国近年来开展的政府间交流机制,双、多边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合作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南南合作等适应气候变化合作重点工作,总结出资金缺乏、合作渠道多元化不足、国际合作模式亟待深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的挑战是中国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后巴黎”时代,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深化气候适应国际合作将落脚于深度参与全球气候适应治理机制的建设、深化与全球适应中心的合作、探索气候适应国际合作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以及进一步开拓跨国对标城市间的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我国沿海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战略

我国沿海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并呈现“区域发展沿海化,沿海城市临海化”的趋势,但同时却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灾害频发等诸多严峻挑战。为在战略层面解决我国向海发展的战略与全球气候变化的矛盾与冲突,文中提出了我国沿海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战略：确定了总体目标是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沿海气候弹性城市,提出了“规划引领、陆海统筹、主动适应、积极减排、适度冗余、增加弹性”的应对原则,明确了强化城市规划管控、控制空间发展方向、严控围填海造地、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高规划设计标准、加强海岸防护设施、夯实城市基础设施和提升监测预警应急等8项重点任务。     

面向福祉和公平的需求侧减排路径、潜力与政策

需求侧减排是协同实现碳中和目标与民生福祉、社会公平改善的重要抓手,也是以“人”为中心连接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纽带。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首次独立成章（第五章）介绍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侧解决方案。报告将需求侧减排与福祉、公平等目标关联起来,依循“避免-转变-改进（ASI）”的战略框架,梳理了需求侧的减排措施和减排潜力;揭示了社会文化、心理活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需求侧减排的关键驱动作用,指出多种驱动因素之间相互依赖,呈现叠加效应;明确了激发需求侧减排的动力和能力需要科学的行为干预和政策设计以推动系统性变革。文中对该章主要结论做扼要解读,同时就该章节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启示展开讨论。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优先合作国家选择方法探讨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中国领导人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的庄严承诺,也是体现“十九大”会议精神“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具体实践。作为我国重要的对外援助方案,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实践中对外援助国的选择通常是根据领导人出访地和一些重要国际会议举办地等确定,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这也符合对外援助初级阶段的特征。为了更加高效、系统地推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持续开展,产生更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文中基于定量评估的方法学对南南合作优先合作国家的选择开展了讨论。通过专家集体打分与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及权重,采用阶段阈值法将不同国家在评估指标上的表现转化为定量分值,并进行国家综合得分计算和排名。计算结果显示,南非、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位于潜在受援国前五位,文中还列出了建议优先合作的20个国家及位序。总体来看,排名前20的受援国均属于联合国机制下77+中国集团,90%为“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70%是亚投行成员国,评估结论与中国发起的重大合作倡议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不仅可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开展,也能呼应和推动中国主导的其他国际议程发展。本文尝试在传统的定性描述和评估为主的领域,引入定量评估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学应用上进行拓展。论文研究结论可以为相关部门选择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优先合作国家提供参考。     

中国七大地区“气候变化—作物产量—经济影响”综合评价

农业作为响应气候变化最敏感的领域之一,未来作物产量可能受到深刻影响。量化气候变化冲击作物产量导致的最终经济影响,需要综合“气候变化—作物产量—经济影响”开展链式研究。文中采用系统回顾和Meta回归分析方法整合了55篇文献的667项研究结果,推导出我国七大地区主要作物（水稻、玉米、小麦）产量与地区内未来温度和降水变化的定量关系,并将其作为农业部门的损失量代入改进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量化七大地区内与地区间遭受的经济波及影响（ERE)。结果显示：(1)气候变化对我国作物产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温度升高上,每升温1℃减产2.6%~12.7%,东北和西北地区作物受升温影响最显著;(2) 气候变化导致的作物减产将对经济产生更严重的波及影响,GDP因作物减产每下降1%将额外产生17.8%的波及影响;(3) 21世纪末,若不考虑CO₂肥效作用,作物减产导致的ERE将占GDP的-0.1%~13.6%（负值表示收益),最悲观情况下ERE与当前我国农业总产值相当（2012年为基准年);(4)不同地区受ERE影响程度的差异较大,因各区之间产业结构、贸易联系及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差异,西南地区遭受本区及来自其他地区的ERE比华东地区高2.8~8.5倍。     

太阳能光伏发电量预报方法的发展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成为当今世界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在未来,我国大规模的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将持续快速发展,但目前我国对太阳能光伏发电量预报方法的研究还很薄弱,几乎没有可满足实际太阳能光伏发电量预报需求的方法和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量预报,主要是通过太阳总辐射的准确预报,结合光伏电站历史发电量数据分析,进而得到光伏发电量预报。通过对国内外太阳能光伏发电量预报方法的介绍和分类,以及对国际上太阳能光伏发电量预报系统建设的介绍,希望对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量预报系统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全球升温1.5℃和2.0℃情景下中国乡村振兴核心区极端降水的变化特征北大核心CSCD

中国乡村振兴核心区生态环境较脆弱,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频发,在此背景下,定量、科学地评估乡村振兴核心区全球升温情景下极端降水的变化特征,能够为乡村振兴核心区防止因灾返贫策略等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本研究基于CMIP6(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6)气候模式下不同SSPs-RCPs(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组合情景模拟数据,对全球升温1.5℃和2.0℃情景下中国乡村振兴核心区极端降水事件频次、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相对于基准期(1995~2014年),全球升温1.5℃情景下,乡村振兴核心区受极端降水影响明显增大,面积占比60.91%的区域极端降水频次增加,面积占比88.19%的区域极端降水强度增强,面积占比81.07%的区域极端降水持续时间增加;(2)全球升温2.0℃情景下,乡村振兴核心区三项极端降水指标变化与升温1.5℃情景下相似,相对于基准期有增加趋势,极端降水频次、强度和持续时间面积占比分别为55.78%、85.24%、79.33%;(3)从空间角度分析,全球升温1.5℃和2.0℃情景下,乡村振兴核心区中西部相较东部可能更易受极端降水的影响,西藏片区频次和持续时间增加显著,尤其值得关注;(4)当全球升温从1.5℃到2.0℃情景,乡村振兴核心区整体极端降水特征的变化未表现出明显增减趋势及空间特征。相比1.5℃较基准期的变化,2.0℃情景下极端降水频次、强度、持续时间的增加区域范围均缩小,但平均增幅均变大,对于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乡村振兴核心区区域而言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     

The Chinese Carbon-Neutral Goal: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n 22 September 2020, within the backdrop of the COVID-19 global pandemic, China announced its climate goal for peak carbon emissions before 2030 and to reach carbon neutrality before 2060. This carbon-neutral goal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cover all 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es. The planning effort is now in full swing in China, but the pathway to decarbonization is unclear. The needed transition towards non-fossil fuel energy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and the world may be more profound than it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but the challenges are enormous. Analysis of four representative scenarios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chieving the carbon-neutral goal, particularly the contribution of non-fossil fuel energy sources. The high target values for nuclear, wind, and bioenergy have approached their corresponding resource limitations, with solar energy being the exception, suggesting solar’s critical role. We also found that the near-term policies that allow for a gradual transition, followed by more drastic changes after 2030, can eventually reach the carbon-neutral goal and lead to less of a reduction in cumulative emissions, thus inconsistent with the IPCC 1.5°C scenario.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are discuss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a’s socio-economic reform,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development.     

Lipschiz-type的高阶非线性多智能体系统分布式优化算法研究

主要研究了具有Lipschiz-type非线性多智能体系统的分布式优化问题.在多智能体网络中,每个个体都拥有一个代价函数,整个多智能体网络的好坏由这些代价函数的和来进行评判.在整个过程中,每个目标仅知道局部的交互信息和其自身代价函数的梯度.为了实现协同优化的目标,提出了一个新的分布式优化算法,运用李雅普诺夫稳定性分析的方法可以证明该算法能够保证所有智能体实现协同优化.最后进行数值仿真,成功地验证了该算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Public policy and financ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for wind energ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omparison of approaches and outcomes in China and India

We analyze and contrast how China and India mobilize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build domestic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wind energy. To that end, we identify distinct stages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period 1986–2012, and analyze the interplay between public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across the different stages. We show that the two countries’ distinc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wind energy – China developed wind energy largely through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le India opened up wind energy investment to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early 1990s – influenced system outcomes in terms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domestic industry structure, competitiveness, and ownership. By unravel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public policies, investment risks and returns, and actor characteristics, we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in system outcomes and identify important policy trade-offs between the two strategies. Our analysis provides novel insights about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system growth, and the policy trade-offs that must be reconciled by countries that aim to promote the diffusion of a particular technology.     

气候变化情景下中国乡村振兴核心区人口预估及在干旱灾害影响评估中的应用

根据IPCC提出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本文以中国14个乡村振兴核心区为研究区,结合中国当前人口特征设定不同SSPs路径下本地化人口预估参数,采用人口—发展—环境(PDE)模型,预估2020～2040年人口变化特征.结合SSPs-RCPs情景下多模式的干旱评估结果,探讨未来乡村振兴核心区干旱暴露人口较基准期(1...     

贵州气象服务体系在新能源功率预测的问题探讨

贵州能源资源丰富,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进,以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为主的新能源建设和发电占比近年来增长迅速,结合气象要素对新能源进行功率预测是气象服务切入以新能源为主导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发展的重要主题。贵州地理环境特殊,新能源设施建设布局和影响其运行的天气气候因素也较复杂。本文根据调查研究,结合我省新能源建设运营情况,首先针对国内和贵州省气象部门服务新能源功率预测的相关观测、预报、服务、管理的能力与不足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探究市场需求与现有支撑的衔接和困境。以及针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对气象业务能力和体系如何高效适配未来以新能源为主的电力市场的需求和发展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     

中国碳中和目标内涵与实现路径综述

碳中和已成为引领中国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目标.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与评述,从目标内涵和实现路径两个方面探讨了"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一重要命题.中国碳中和目标与全球温控2℃/1.5℃目标内涵一致,需要以阶段性减排成效为基础制定中期行动方案来逐步实现长期减排目标.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两个主...     

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纳入性别考虑的进展与启示

女性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应对气候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国际社会已逐渐认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纳入性别考虑的重要意义,性别议题在气候谈判中的主流化趋势明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层面纳入性别考虑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为代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已将性别政策纳入机构政策体系,并积极在项目层面推动性别政策的实施。虽然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性别主流化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女性参与气候变化决策的程度不足、减缓领域纳入性别考虑的程度不足等问题。目前中国气候变化领域对性别的关注不足,建议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性别问题研究,为履约工作提供支撑;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体系中纳入性别考虑,加强与性别领域的沟通协作;加强气候变化相关机构性别主流化能力建设,明确职责安排;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内项目、“一带一路”项目和“南南合作”项目的性别主流化;切实加强中国女性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提高女性对气候行动的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