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与区域协调

区域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的存在和变化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都产生着直接、间接的影响。本文选取14项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福建省区域经济综合差异，进行了分类和原因分析，寻求解决区域经济差异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     

经济与环境协调研究进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二者倒“U”关系基础的协调 ,对此问题研究的领域涉及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 ,影响经济与环境协调的因素包括市场与政策、技术和经济结构等因素 ,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建立指标体系 ,以承载力作为重要标准 ,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状况进行定量评价日益受到重视。     

河南省区域发展协调度评价

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等方面构建区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型协调度评价为基础,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对河南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县(市)协调度高,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的县(市)主要分布在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层和紧密层;中心城市协调度低,主要中心城市处于资源环境滞后型失调发展阶段;弱协调区域与经济社会滞后型区域面积广,后者主要分布在豫西南伏牛山区、桐柏大别山区和黄淮平原广大地区;区域协调度在空间上由高至低依次为中原城市群、豫北地区、豫西南地区和豫东地区。最后,根据不同协调性类型区提出了分区管制策略。     

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

利用中国各省1990～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取丹尼森要素分析法，对影响中国各省区工业GDP增长的各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资本投入是20世纪90年代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中国各省资本投入的增长差异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地区经济的差异。而由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所呈现的全要素生产率越来越成为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90年代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在现有的条件下，未来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将出现扩大化的趋势。     

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与区域协调

区域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的存在和变化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都产生着直接、间接的影响.本文选取14项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福建省区域经济综合差异,进行了分类和原因分析,寻求解决区域经济差异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     

基于县域单元的中国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及空间演化

以中国2853 个县(市、旗、区)为研究单元,利用1980、1990、2000 和2012 年的中国县级行政单元GDP数据和全国1 km格网土地利用数据,通过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和GDP的变化率,构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EEH)模型,分析了EEH的空间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空间统计Local Moran's I 和Getis-Ord G_i^* 指数评价EEH空间分布模式.结果表明:①自1980 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单元GDP持续快速增长,全国呈现东南沿海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的特征;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西部和北部地区较高,南部和中东部地区较低;③中国县域EEH 1980-2012 年间逐步得到改善,EEH空间关联度总体相对稳定,但空间格局分布不均衡.总体来看,确保生态经济系统的持续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的耦合度分析

在现代工业经济时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地区主导经济活动方式分异的出现。因此,分散与集聚的并存已成为信息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特点。产业集群正是无边界的信息经济中的"平滑空间上的黏滞点",这也是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关联的前提与基础。从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含义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的涵义。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科学的协同思想及复杂系统涌现性理论构建了二者之间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总结了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协调度与系统涌现性的关系。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

采用协整检验和耦合协调模型方法,分析不同尺度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的时空演化及差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长期稳定而短期跳跃性,区域创新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② 2005~2014年间,两者动态的耦合协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且在地级尺度上偏低,但正逐步改善,区域差异随尺度的缩小而增大。③ 耦合协调高值区在省级层面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省份,地级层面分布除沿海城市外,还有内陆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分布由分散逐渐集聚,宏观上已经形成“沿海-腹地”型大创新-经济合作区。     

广西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协调关系探讨

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关系本质上是基本民生与经济发展如何兼顾的问题,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沿研究内容。以广西为例,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此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在2004—2015年间,广西基本公共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时间变化稳定,具有经济滞后型特征;14个地级市的协调发展度及其时间趋势变化不一,并按北部湾经济区、西江经济带和桂西资源富集区的时序形成递减分布空间格局,区域差异极为明显。通过Theil指数分解,发现区域内差异是区域差异的最主要特征,并呈倒"V"型演变轨迹。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缩小区域差异、注重社会经济发展是应有政策含义。     

中国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协调问题

随着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增长,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基础的协调状态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基本目标。为此,本项研究选择了决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5大“公用性资源”并建立相应模型以评价区域发展与自然资源基础协调状态。结果表明,在全国7大区中,以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和华南5个区条件相对较优,而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状态相对较差。人地关系对应分析表明,华东、华南、华中和华北4个大区人地关系的紧张状态突出,其中华东区的情况最甚,目前当地实际人地关系压力系数接近6.8,高出全国均值水平33倍。尽管西北和西南的人地关系压力状态远低于其他地区,但是由于自身资源环境基础的脆弱性,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开发同样面临严重挑战。作为全国资源环境基础最佳的地区,目前东北区的人地关系依然保有较大演进空间,这也是全国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的最后希望所在。     

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时空演变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定量指标。本文构建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研究区域2000～2009年的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及时空演变分析。研究发现:在时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区域综合协调度呈“V”型发展趋势,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且各城市协调发展度所属类型层次较高,整体上达到中级协调发展类水平;在空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六大城市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且东部、南部城市较西部、北部城市发展更为协调,但各城市空间差异逐步缩小。本研究还分别从宏观政策调控、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布局优化及环保门槛提高等方面,分析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机理,指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在上述因素的驱动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和环境综合承载能力均有所提高,但由于产业同构、海岸带生态脆弱等现象的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仍然是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     

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2006—2016年中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运用Tobit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增长,珠三角协调度最高,长三角协调度增速最快;② 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波动减小,珠三角城市群的减小幅度最小;③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等级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但随时间推移有向高一级状态转移趋势;④ 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及部分沿海沿江发达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处于较高水平;⑤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空间特征由分散走向集聚;⑥ 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与环境趋向于“同步发展”;⑦ 能源消耗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外资依存度和所有制结构对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影响的显著程度有差异。     

城市化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本文详细分析了西北地区城市化与人均GDP、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的关系符合国际一般规律,呈对数关系;(2)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地区资金投入量、消费和收入的关系密切;(3)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相关关系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4)不同的时段造成西北地区省际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因子不同;(5)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西北五省区的城市化速度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     

阿克苏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协调度评析

以新疆阿克苏市为研究区域,利用1997～2008年的调查资料和统计数据,构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在对城市化综合水平与生态环境综合质量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结果显示:1997年以来,阿克苏市城市化综合水平逐步提高,而生态环境综合质量呈现出波动性的变化特征,即1...     

Spatial coupling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Given the great number of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temporal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ubsystems, it is useful to perform a quantitative spatial assessment of these subsystems. I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ubsystems are constructed. The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environment system is calculated for 350 prefectural unit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most prefectural units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values, the Chinese terri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harmonious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gearing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rivaling area and low coupling degree of economy-environment area. Based on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four types of areas, there is a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ector structure and 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level. I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harmonious area, the sectors of manufacturing of high-technology and high value-added products, such as communications, computer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value of local industrial output. The industrial value of the economy-environment gearing area is concentrated on the manufacturing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and contains a few polluting sectors such as ferrous and non-ferrous metallurgy, chemical manufacturing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rivaling area is the type of area where polluting sectors concentrate, such as iron and steel, petrifaction, coal mining, building materials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the low coupling degree of economy-environment area, its industry is concentrat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primary products.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

以黄河流域3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测度两系统综合指数,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法对2009—2018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空间集聚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综合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具有趋同性,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绿色化水平高于产业绿色化水平,中下游地区相反;（2）时空维度上,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上中下游地区呈现“凹”字型发展特征且稳定程度不同;（3）空间集聚上,黄河流域产业绿色化与生态环境绿色化耦合协调度呈显著正相关性,存在明显聚集性,高-高聚集主要集中于上游地区,低-低聚集由中游地区向中下游地区扩展。     

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与水环境质量协调度

解决好新疆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与水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对"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及新疆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2004-2017年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与水环境变化状况,构建城市发展与水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模型及二者的协调度模型,以探讨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水环境质量变化及二者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04-2017年,（1）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呈现出逐年稳定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城镇空间规模扩大是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的主要形式;（2）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的水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水环境质量形势严峻;（3）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市发展-水环境质量系统的协调度呈现倒U型的稳定发展趋势,但总体上两者的协调度较低,城市发展和水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山区人地矛盾突出,其人口、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存在矛盾,解决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是山区生态文明建设和资源环境建设中的重点。文章选取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相关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度、协调度等方法测度人口、经济与农业生态环境发展趋势,并进一步探究其耦合度与协调度发展特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2005—2015年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发展总体向好,农业生态环境发展较为滞后,期间I_pop、I_eco分别提升0.259、0.487,I_agr下降0.398。②2005—2015年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关系日益密切,协调性总体不断增强,但系统协调度明显低于耦合度,系统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趋势。③2005—2015年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协调性具有空间差异,大致呈东高西低,七星关、赤水和习水等县区协调度较高。④2005—2015年贵州乌蒙山区县域耦合度提升到高级耦合阶段,但多数县区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研究

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有序的经济发展既是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推动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该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文中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州、盟）为研究单元,构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及相对发展度模型对2005—2018年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序分析层面看,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整体呈小幅波动下降态势,耦合水平较低,长期处于中度耦合的颉颃阶段;协调度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主要从濒临失调阶段向轻度失调阶段过渡,协调度水平有待提升;相对发展度整体呈大幅波动上升态势,具体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呈现生态环境逐渐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态;（2）从空间分析层面看,耦合度呈现由上游向中下游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协调度呈现以省会城市以及沿海城市为高值中心连片分布的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相对发展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呈现由分散向集中、由个别到整体的空间形态。     

长江三角洲碳排放与植被覆盖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利用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2005―2017年长江三角洲（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并模拟政府决策优先级对耦合协调度趋势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碳排放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基本形成了以长江沿线和长三角东南沿海区域为核心的沿江沿海高排放带;长三角碳排放与植被固碳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南京-上海沿线一般失调区域为核心的圈层结构特征;植被覆盖综合评价值高于碳排放综合评价值的地区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人口的集聚和变化、城市建设和能源消耗对耦合协调度影响最大;同时,政府决策的优先级会显著影响耦合协调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