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与空间分析

基于城市经济能级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进行等级划分,借助引力模型分析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变化,并利用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京津冀城市群和群内城市发展质量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发展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城市群内一级中心城市北京、天津的辐射影响突出,集聚效应明显,城市间联系的网络化趋势在增强;城市群内各城市发展质量分为发展良好、发展中等、发展一般3个层次,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发展质量指数高于河北11个城市,北京城市发展质量指数高于三大城市群内其他中心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化的发展促使城市群内城市发展质量和城市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呈"带状"结构发展。     

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京津冀地区城市空间扩展与空间关联测度

对城市群空间关联的研究可以为城市群体系结构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但如何破除行政单元的统计约束一直是关联定量化的难点。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亮度表征城市综合实力,通过引力模型测算1993-2013年京津冀城市空间关联强度,分析城市社会经济区位度的时空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极不平衡,北京与天津关联强度值是排序第三位廊坊市的3~5倍;保定市关联强度排序第4,且社会经济区位度呈上升趋势;除廊坊、保定与承德市外,河北省其余各市社会经济区位度呈下降趋势,京津冀地区的极化现象有所加剧。基于夜间灯光亮度的城市空间关联测度聚焦主城区范围,可为京津冀一体化提供定量化决策参考。     

京津冀地区工业CO2排放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讨京津冀地区工业CO₂排放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5—2016年数据对北京、天津、河北和京津冀地区工业能耗CO₂排放的时间变化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技术分析能源结构、能耗强度、固定资产投资、轻重工业比值和规模以上工业平均用工人数对京津冀地区工业能耗CO₂排放量的影响作用大小。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京津冀工业碳排放强度均为递减趋势。其中,河北最大,天津次之,北京最小;人均碳排放北京呈递减之势,天津和河北在波动中上升。②京津冀工业煤炭类CO₂排放占总排放量的主导地位是由河北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的。③能源结构对京津冀、天津和河北的CO₂排放影响最大,其次是轻重工业比值;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数对CO₂排放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     

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定位及协同发展

本文回顾了京津冀大城市群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经济联系与利益矛盾。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京津两市和河北省的经济发展特点及已形成的优势。根据各自的特点、优势和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原则,提出了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北京、天津、河北省的功能定位。     

京津冀城市群虚拟水贸易的近远程分析

虚拟水贸易能重新分配区域间的水资源。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厘清京津冀城市群与外部的虚拟水贸易及城市群内部的虚拟水流动,有助于深入理解该地区的水资源供需现状及问题,为制定虚拟水贸易相关策略、实现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保障区域水资源安全提供决策支持。本文基于2010年全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京津冀城市群各省（市）水足迹及与全国各省域单元的虚拟水贸易量。从近远程视角定量评估城市群地区对内、外部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并分析虚拟水贸易的距离特征。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城市群各省（市）各部门用水系数显现出差异性,农业部门用水强度最高,直接用水与完全用水系数分别超过300 m ³/万元和400 m ³/万元;② 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省（市）人均消费水足迹差异大,北京、天津、河北的人均水足迹分别为405 m ³、565 m ³、191 m ³;③ 京津冀城市群的消费水足迹遍布全国各省域单元,近程水足迹与远程水足迹分别为91.4亿m ³、198.5亿m ³,其中,近程水足迹主要来源于本省（市）,西部地区对远程水足迹的贡献最大;④ 京津冀城市群的虚拟水输入总体偏向来源于距离较近的省域单元,北京、天津、河北水足迹距离来源地的平均距离分别为1049 km、1297 km、688 km;⑤ 北京和天津为虚拟水贸易的净流入区,对外部水资源的依赖性强;河北为虚拟水贸易的净流出区,为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他地区供给水资源,虚拟水净流出进一步加剧了河北的水资源短缺。未来,受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京津冀城市群的水资源压力将进一步加剧,提高用水效率、升级产业结构、提倡低水足迹消费模式、实行虚拟水战略是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高铁对京津冀地区可达性及经济联系的影响

考虑市内交通衔接和乘客出行行为选择,通过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相结合,从不同尺度分析高铁建设对京津冀地区可达性的变化和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市域和县域的可达性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形成以京津、京广、京沪方向为轴线向外扩展的不规则环状分布格局,且可达性水平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② 高铁对沿线核心城市的经济潜力提升作用明显高于边缘城市,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圈层式递减,且以北京为顶点的“倒V”的空间格局。③ 随着可达性时间范围的扩大,京津冀区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逐渐弱化,且最优辐射范围在3.5 h以内。     

“交通—产业”耦合背景下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发育特征

中国城市群从区域向空间网络的转变,成为城乡统筹发展功能的主体地域单元。基于“交通—产业”的耦合视角,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选取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作为城市群发育的辐射中心,结合空间网络分析、引力模型、多层次空间结构MSS-Tree算法,测度识别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及现状发育范围。结果发现：①京津冀城市群还不成熟,辐射中心周边的辐射发育区“岛、洞”现象明显,表现为连片分布的大城市阴影区;其中北京市周边缺乏成熟副中心,天津市受到北京极化作用影响,辐射区大幅萎缩;石家庄、唐山辐射区发育不足,需首先加强自身经济建设;②交通、产业辐射发育范围重合度较低,交通的先导作用加速了中小城镇生产要素流失,形成环京津贫困带。据此提出了自下而上整合、由内向外扩展的地区发展策略建议。     

基于协整与Granger因果分析的地区一体化进程研究——以京津冀和长三角为例

基于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京津冀和长三角1980年以来地区一体化发展进程。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都在不断加深。京津冀地区,1980-1992年,北京与天津、北京与河北间都不存在Granger关系,天津和河北不存在协整关系;1993-2004年间,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不断加深,北京是河北、北京是天津的Granger原因;长三角地区,上海与江苏不存在协整关系,1980-1992年,上海与浙江、江苏与浙江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而在1992-2004年,上海与浙江、江苏与浙江均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基于协整Granger因果分析的地区一体化进程研究——以京津冀和长三角为例

基于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京津冀和长三角1980年以来地区一体化发展进程.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都在不断加深.京津冀地区,1980-1992年,北京与天津、北京与河北间都不存在Granger关系,天津和河北不存在协整关系;1993-2004年间,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不断加深,北京是河北、北京是天津的Granger原因;长三角地区,上海与江苏不存在协整关系,1980-1992年,上海与浙江、江苏与浙江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而在1992-2004年,上海与浙江、江苏与浙江均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通过构建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城市化发展质量和城市化水平的协调性进行分析,最终划分出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综合质量类型。结果表明:1)从城市化发展质量所处阶段看,北京已进入后期完善阶段,天津则属于优化提升阶段,河北所有城市还处在低质量阶段。2)北京、天津的城市化发展质量和城市化水平为初级协调阶段,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廊坊属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余城市为轻度失调阶段。3)北京、天津为高发展质量-初级协调城市,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廊坊为低发展质量-濒临失调城市,其余城市为低发展质量-轻度失调城市。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特征

基于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测度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的空间作用强度、方向与范围,研究京津冀城市群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北京(市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的吸引区范围不断扩张,为更多城市提供了发展机遇,但也导致京津周边各地级市市区吸引区范围的减小;河北南部各地级市市区吸引区范围变化不大,但潜力等级降低,石家庄(市区)在南部地区的增长极地位愈发凸显;大部分节点城市的等级降低,河北高等级节点数量减少尤为显著;非地级市市区的低等级节点城市增多,且大都位于石家庄Ⅰ级城市体系;京津冀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更为稳定和成熟,但三大Ⅰ级城市体系均存在某一级节点城市的缺失,基本架构仍有待完善。     

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与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CD

旅游城镇化已成为区域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实现区域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07-2019年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发展进程,通过绘制折线图、雷达图和箱线图表征其时序演进特征,借助标准差椭圆、立体趋势面和核密度估计方法辨析其空间分布格局,并结合灰色关联分析探寻其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虽偶有起伏但较多城市向中高水平集聚,空间上大体呈不均衡分布态势、差异较显著,最终形成西北强势、南部次之、中部弱势的分布格局;京津冀城市群各市旅游城镇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基于发展战略协同性、差异性和前瞻性原则,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出谋划策。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及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合理分工对于实现京津冀地区空间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利用2003-2012年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的空间特征与行业特征,并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的空间外溢效应。主要结论：① 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分工体系中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河北省11个城市则呈现出专业化特征,大多专注于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② 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程度相对较低,并且从动态上两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呈现趋同的趋势;③ 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在京津冀地区的地方化程度较高,而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地方化程度则明显偏低。④ 地方化程度较低的科技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各城市间的空间外溢效应显著,但受交易成本和对“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在150 km范围内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而地方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外溢效应则不显著。信息服务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的溢出仅体现在相邻城市之间。实证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地方化程度越低,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越易实现。     

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的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时空分布与流动特征分析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范围,以250 m×250 m网格为基本单元,识别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时空分布与流动特征。结果表明：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的主要人口集聚中心,且人口分布呈现非均匀放射状、沿主要交通干线分布,人口密度由城市中心向周边递减;北京、天津和石家庄是人口流动网络的主要中心,其人口流量远高于其他城市;城市群范围内的县际人口流动增长迅速,各区县的职住空间不平衡也比较突出。     

环渤海地区空间多中心测度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基于经济、社会、生态、空间发展制定指标体系,利用城市—区域碎化程度模型、城市—区域均匀度模型和广义首位度,从多个角度对环渤海地区2003—2013年空间多中心进行定量测度及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环渤海地区人口多中心格局已基本形成,区域空间极化减弱,核心城市北京、天津的龙头牵引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2)环渤海地区城市首位度得分较为均衡,空间多中心格局基本形成;经济首位度得分占城市首位度得分比例最大;生态首位度得分所占比例最小,2城市指数与4城市指数都呈下降趋势。3)从时间维度看,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首位度得分增幅较大;山东半岛城市群大部分城市的城市首位度得分呈上升趋势;辽东半岛城市群呈下降趋势。4)环渤海地区缺乏整体上的分工协作,区域合作协调机制相对单一。     

基于重心-GTWR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城镇扩展格局与驱动力多维解析

城镇用地扩展格局及驱动力研究对城市群发展规划与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基于城镇用地扩展强度指数、城镇用地扩展差异指数、分形维数、土地城镇化率和重心转移模型,多维解析了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格局特征,并耦合重心转移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构建重心-GTWR模型,在对空间格局进行长时间序列多维度指标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该模型依序对其特征进行驱动力解读,进而总结凝练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主导模式与城市核心驱动力。主要结论为：① 199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强度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高峰时期在2005-2010年,在2005年之前高速发展城市集中在北京、天津、保定和廊坊,2005年之后集中在邢台和邯郸;② 城市群城镇用地重心虽呈现出发散态势,但城市之间的局部相互作用力逐渐增强,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表现出空间溢出特征;③ 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发展模式由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双核发展模式向多核发展模式转变,并出现北部资源运输核心、中部经济发展核心和南部投资发展核心三大功能核心组团,城市群趋向于多核功能协同发展模式;④ 重心-GTWR模型结合了时空非平稳性和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将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作为一个时空变化系统进行分析,经验证,该模型在城镇用地扩展格局驱动力分析研究中具有可行性。     

京津冀养老院区域协同发展空间范围分析

北京和天津养老机构供给价格高,导致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从老年人空间偏好角度探讨在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中京津老年人选择河北养老机构的可能性。根据京津冀264家养老院的收费项目数据及235位京津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借助价格回归分析模型和Arc GIS技术分析京津冀区县养老院标准价格的空间分布和北京老年人愿意到河北养老院的距离范围。结果表明:尽管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取消了异地就医报销阻碍,但是老年人也只会选择距离北京不远的河北养老机构。京津老年人考虑是否选择河北的养老院入住主要受养老院价格和离家距离因素的影响,未来河北发展针对京津老年人的养老院的空间范围是有限的。     

能源—环境—就业三重约束下的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

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经典问题,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现实问题。以京津冀城市群为案例区,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构建能源—环境—就业三重约束下的线性规划模型,纳入产业间要素流动,系统分析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整体优度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1)在能源约束情景与综合约束情景下,天津市和河北省的能源约束相对于环境约束和就业约束更加严格。(2)在就业约束情景方案中,北京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为高端服务业,天津市应主要发展现代工业,河北省则应聚焦于发展现代工业和传统服务业。(3)在环境约束情景方案中,三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应立足于降低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4)综合考虑以上约束条件的情景模拟,京津冀三地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优势,统筹目前各地的产业发展目标。北京应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同时转移不适宜本地发展的第一、第二产业;天津应坚持第二、第三产业并重,寻求自身优势产业;河北应改善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完善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     

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和经济增长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对于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0-2010年各区(县)和2000-2014年各城市的人口、GDP数据,运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重心分析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在总量规模上,京津冀地区整体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较高,但各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②在空间分布上,从地理集中度来看,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北部低、中南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经济地理集中度高于人口地理集中度,河北多数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高于经济地理集中度;从重心来看,京津冀地区整体的人口与经济重心都向东北方向移动,且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人口重心,2个重心偏离距离不断加大,此外各城市的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分离。最后,提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