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块尺度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在耕地多功能利用、农户耕地需求偏好多样性理论基础上,基于地块尺度构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过程与土地利用单元之间感知—响应反馈环路。采用野外采样与实验分析、农户调查和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与对应地块采样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断调整土地经营目标,导致农户在土地利用方式、利用程度、投入强度上产生差异,对土壤中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和pH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应通过提高农业比较效益、适度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和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等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科学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生产能力的提高。     

澜沧江流域退耕还林农户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原因分析——以云县晓街乡为例

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将改变云南省生态环境的大背景出发,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对澜沧江流域退耕还林前后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利用强度及空间分布3个方面进行定性研究,探讨了退耕还林工程对项目区土地利用的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1）退耕后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变得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土地利用面积增减、利用类型变更、空间分布变化及土地利用组合方式变化;（2）退耕还林工程如果只是将当地原有的生产、生活体系打破而又没有建立起合适的替代体系的话,其综合效益的发挥将受到严重影响。建议提高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当前切实发挥和巩固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的关键;减少农户生产、生活对土地的依赖才是长远之策。     

基于家庭的购物行为时、空间 决策模型及其应用

基于家庭的购物行为决策的概念模型,利用2007年北京市活动日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建立购物出发时间决策和购物目的地决策的条件Logit模型,并探讨其在相关政策评估和预测上的应用。结果发现:家庭内部相互作用和决策层面要素对购物时、空间决策的影响比较显著;早晚高峰出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和购物行为属性;居民休息日的购物活动集中在离家6km以内或者高密度的商业中心;影响购物目的地选择的因素更多是购物地距离,而非商业密度。通过模拟发现,土地混合利用的政策可能会增加高峰期的交通拥挤程度,而商业设施分散布局可能更有利于城市交通状况的改善和居民日常生活质量的提升。     

基于CR-BDI模型的农户作物种植行为模拟——以陕西省米脂县姜兴庄为例

运用模拟平台模拟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揭示农户土地利用变化机制和调整土地利用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生态脆弱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典型村陕西省米脂县姜兴庄为例,以信念—愿望—意图模型(BDI)为基础,构建有限理性能力与资源(CR-BDI)模型。基于NetLogo平台对CR-BDI模型和传统BDI模型的模拟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CR-BDI模型更适于微观尺度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研究。2014年该模型面积失误率为6.78%,比传统BDI模型低8.48%,空间准确率比传统BDI模型高10.10%,2015年CR-BDI模型和传统BDI模型的整体空间正确率分别为78.8%和69.2%;②CR指数有利于体现农户的有限理性,与实际种植决策较为符合;③利用NetLogo平台有利于直观再现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微观机理,可作为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互动机理的良好平台。     

基于Multi-Agent System的多尺度土地利用变化模型的构建与模拟

通过土地利用情景变化模型反映多尺度的土地利用现象,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MAS理论,构建从地块到村庄的多尺度土地利用变化模型,揭示微观层面不同尺度上土地利用变化的机制。应用该模型,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进行研究,定量分析该村农户个体、农户群体和农户整体等不同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决策,并通过与2008年实际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对比和分析,对构建的多尺度土地利用变化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分析,认为:(1)基于MAS的多尺度农户土地利用变化模型可较好地反映微观土地利用决策和空间的多尺度变化;(2)构建用 连续数值表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与实际状况比较符合;(3) 本文为不同农户群体间的转化方法、农户间相互作用,以及市场与政策因素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中部平原村庄农业生产区位研究——以河南南阳黄庄为例

通过对河南南阳黄庄村农户和农业生产调查以及遥感数据分析,发现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平原村庄,在耕作半径极小的情况下,存在以住宅和村庄为中心的带状农业区位。从村边向外,可分为蔬菜带、蔬菜粮食混作带和粮食带。相应地,作物的劳动密集度逐渐降低,村地块的蔬菜种植面积比例以及农户微地块单位面积的投入和收益随距村庄距离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距离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该结果验证了杜能环在耕作半径较小的中国中部农村的存在,但是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物理交通费用的不同,而是作物劳动密集度和地块肥力的差异,基于一定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力耕作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基于MAS的农户土地利用模型构建与模拟——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

Multi-Agent System(简称MAS)给进行多主体参与的LUCC研究提供一个概念性框架.本文试图通过对多主体决策的模拟,来探讨MAS在微观层面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的应用,揭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变化的机制.首先,简要说明MAS在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中的研究进展和背景:然后,基于B、D、I的决策结构.建立基于MAS的农户土地利用框架;再次,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进行研究:最后.探讨了MAS模型在微观层面模拟LUCC的潜力与不足.研究表明:①利用可清晰地表达决策产生过程的B、D、I决策框架,构建微观个体(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模型:②利用连续函数,构建同类农户间的相互作用模型;③构建市场对农户决策的影响模型.定量分析市场对农户最终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厘定市场、同类农户间相互作用对其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④构建的基于MAS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为从微观视角研究土地利用变化提供了新的方法.同时.也为进一步探索宏观土地利用变化与微观土地利用决策间的互动机理积累理论与实践的经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包括:①决策的尺度变化问题,即单个农户决策与群体农户决策之间的转化问题;②探索在更长时间里进行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研究的方法.以期在大量的土地利用资料与有限时间决策之间找到沟通的桥梁:③进一步探讨不同农户间相互作用的定量方法和模型,充实农户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青藏高原东部山地农牧区生计与耕地利用模式

利用分层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及其工具、地块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对63个农户、272个地块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取样,研究了青藏高原东部山地农牧区金川县克尔马村的生计多样化与耕地利用模式。结果表明:①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组合及收入不同,生计多样化,引入并扩大非农活动是当地生计策略的发展趋势,但不利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农户自身素质共同影响了生计和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②各种生计策略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不同,主要影响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③以非农活动为主的生计多样化可能是该区构建可持续生计的核心,同时也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     

重庆市山区农户耕地转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耕地流转有利于缓解耕地撂荒和闲置问题,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但已有山区的研究侧重耕地转出,且未深入分析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本文运用重庆市“两翼”地区12 个典型村的1015 份农户调查问卷,从地块尺度详细分析了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并通过Tobit 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转入耕地面积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多无偿转入耕地,但仍主要转入质量好、坡度小、离家近的地块;因受地形影响,转入地块又多为旱地,且难灌溉、面积小,并存在“去粮化”和粗放化经营.②农户特征方面,转入耕地的农户多为普通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小、效益低,且地块细碎化程度高.③影响因素方面,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收入、农具数量和耕作面积对农户转入耕地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地块平均面积和地区哑变量则武隆县有显著负向影响.     

北方农牧交错带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科尔沁左翼中旗为例

选取农牧交错带的典型地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作为研究区,对不同海拔、坡度、坡向等要素上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农村居民点对农牧交错带内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居民点主要分布在海拔200 m以下,坡度小于6°的地区以及阴坡上;② 农村居民点对土地利用格局有着直接影响,居民点密度越高的地区,耕地所占比重越大,草地越少;反之,则草地所占比重越大,耕地越少;③ 在牧业区,距离居民点越远,草地比例越小,耕地比例越大,农业区和农牧区则相反。     

重庆市武隆县农地流转下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的不同尺度影响

在农地流转市场日趋完善的背景下,农户间的耕地流转无疑会缓解因部分农户劳动力不足造成的耕地撂荒现象,但仅从农户尺度上分析难以揭示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耕地撂荒间的关系。运用重庆市武隆县17 个乡镇40个自然村的308 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二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简单相关和偏相关分析,从农户和村庄两个层次上探讨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及农地流转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农户尺度上亩均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是否撂荒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村庄尺度上显著。② 亩均务农劳动力与耕地撂荒规模的偏相关回归分析中,控制耕地流转和不控制流转条件下,农户尺度上两者的偏相关系数和简单相关系数分别为-0.138 和-0.027,前者在1%水平上显著,而后者不显著;村庄尺度上,控制流转和不控制流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73 和-0.294,均在5%水平上显著。③ 在农地流转市场较为完善的地区,选择在村庄尺度上进行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影响分析研究是比较合理的。     

华北平原“杨上粮下”现象的驱动机制——以河北省文安县为例

以Landsat5TM遥感影像、农户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为基础数据,运用3S技术提取了案例区河北省文安县1995～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信息,分析了杨树扩张的时空格局;并从农户杨树种植决策行为视角,运用数理统计、投入产出法分析了杨树扩张占地的驱动因素。结论如下:(1)杨树林地扩张幅度大、速率快。(2)杨树扩张所用土地92.14%来源于耕地,"杨上粮下"现象突出。(3)杨树扩张速率的空间差异显著。杨树扩张受生产要素、土地产品市场及政策因素的综合驱动,其中劳动力因素和经济因素起主要作用。(4)非农从业人员比率和农民年人均收入越高,杨树扩张速度越快。在劳动力由富余转为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农户为提高经济收益,倾向选择耗工少,劳动生产率较大的杨树,是杨树扩张占地的根本原因。     

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设计不同资源群体农户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非系统聚类方法将农户划分为5类(①中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②高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③中等资源禀赋,低等非农收入;④纯农户;⑤非农户),进而分析了不同资源群体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特点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大都市郊区,农户类型1～3、纯农户和非农户分别采取了农业和非农兼顾、留在农业和脱离农业的生计策略。(2)农户类型1～3和纯农户中,70%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分布在2～3之间,且依然呈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大,选择比例最高,其次是经济作物。(3)农户类型1～3和非农户中,以就地转移方式非农就业是农户家庭劳动力安排的主要选择,且非农就业劳动力年龄最轻和教育水平最高。(4)大都市郊区土地非农化的转型特点促使农户从类型1～4被动地向类型5转化,土地利用效益低下也持续推动了农户生计多样化,同时,农户生计多样化会引发粮食生产能力停滞不前、土地流转和产权调整大规模顺势而生、土壤养分富集等土地利用现象。     

北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英文)

当前我国农户兼业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基于在内蒙古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生态脆弱区农户兼业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研究区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农户兼业现象十分突出,而兼业程度不同的农户,其经营土地的方式差异明显。非农就业户通过将其土地转给其他农户而脱离了农业耕作,这同时满足了其他农户扩大土地经营面积的愿望。种植结构差异不大,均体现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作物具有优势;对于有耕地利用行为的纯农业户、I兼型农户和II兼型农户,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物质投入增加,说明农户兼业使其资金约束减小,增加了资金投入能力,但是在劳动力约束下,兼业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减少,且务农劳动力"妇女化"、"老龄化"和"文化低"等现象突出;作物单产和土地净收益纯农业户大于兼业农户,说明劳动投入对土地产出更为重要。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北方生态脆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

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资料,在农户和地块两个微观尺度上分析了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在家庭户主年龄、非农务工劳动力比例、经营的耕地总面积、地块破碎化程度及耕地综合利用能力间存在明显差异：（1）户主年龄较大、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较小的农户,耕地利用的劳动投入一般高于其他农户,而资本投入较低。年轻的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相对较高,耕地利用的资本投入较大;（2）农户经营的地块越破碎,劳动投入越高,而资本投入越低;（3）在土地质量较好的地块上劳动集约度和资本集约度都较高。说明劳动力已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同时劳动力的机械替代、规模化经营及资本集约度的提高均存在一定的潜力。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认识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对正确判断中国的粮食生产形势,制订相关政策以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省咸宁市4县1市1区的23个村组、1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对1981年以来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特征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农户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与土地面积明显下降,农户用地方式出现“省工性”变化,劳动力被农机要素替代,农业机械、化学肥料与农药等物质投入显著上升。② 主要粮食作物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商品率分别提高了4.61%、29.69%与50.56%,但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与农户家庭平均粮食占有量却分别下降了10.49%与10.50%,区域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出现弱化。③ 丘陵山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三率”提高幅度高于平原地区,丘陵山区的水稻总产量与家庭占有量均略有提高,但平原地区却出现了明显下降。产粮重心在空间上出现从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倾斜的现象。④ 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用地规模,促进农户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是应对农地边际化作用的关键。从事规模化与专业化粮食生产的农区与农户,应成为国家惠农政策与粮食安全政策重点扶持的对象。     

Is Larger Scale Better? Evidence from Rice Farming in Jianghan Plain

Small-scale househol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s been in conflict with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rural land circulation and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 nationwid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 size and scale efficienc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DEA-OLS” two stage method to analyze data from 368 surveys of rice farming households in the Jianghan Plain. The scale efficiency of rice farming was calcula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 size and scale efficiency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rice farm size is generally small in Jianghan Plain, with an average of 0.77 ha. The average scale efficiency is 0.88, and it is the main factor limiting an increase in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efficiency. Moreover, 88.32% of households are in the stag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2) There is a stable inverted “U” typ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ce farm size and scale efficiency. Consid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useholder, the household and land quality, the maximum scale efficiency corresponds to a household with 5 ha of rice farm. (3) Among householder characteristics, ag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scale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is lower for a household whose householder is engaged in non-farm work than for one whose householder is devoted to farming. As for land qualit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f irrigation on scale efficiency. Among family characteristics, the application of a machine during the seeding process increased scale efficiency by 3.07%.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rural land circulation, implement a staged-scale management subsidy, and other forms of support for the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technical popularization.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irrigation improvements and mechanical facilities and encouragement of farmers to enlarge their farm size could improve scale efficiency and farming profit and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     

农户层面农村宅基地流转研究进展与述评

农户层面研究对解析人地关系特别是农户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凸显的优越性与实践性收到学界的广泛推崇,成为当前学者研究农村发展与土地利用问题的重要手段。采用文献回顾法、归纳法,本文对国内外农户层面农村宅基地流转研究进行了归纳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国内外学者对宅基地流转的讨论对象与研究热点差异明显,研究方法与视角等也略有差异。国外学者对宅基地流转研究的关注度尚不多,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 年代以前,研究多基于农户层面的问卷调查展开,偏重对流转过程中农户流转行为,流转区位选择,流转与逆城市化带来的影响展开;国内学者对宅基地流转的关注日益提升,研究内容涉及流转中农户权益保障的政策讨论,农户心理与行为响应分析,农户需求与收益分配研究,流转政策实施评价等方面,研究以经济地理学、行为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为指导,以探求农户需求与保障农户权益为出发点展开讨论,大量运用调查数据展开实证讨论。今后研究应加强对流转过程中各个主体需求的讨论,并注重对农户生存与经济、社会与精神等需求层面关注,加强地理空间信息与社会经济环境相结合的研究,加强对农户模型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系统运用与校验。     

不同城市化水平地区农户农地收入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户的问卷调查

用SPSS13.0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均值比较方法,对浙江省不同城市化地区的农户农地收入比重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城市化不同,农户农地收入比重不同,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农户农地利用经济收入比值的平均值低于城市化程度低的地区,但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农户农地收入比值标准差大于城市化低的地区,其中主要原因是城市化不同导致农户兼业时间不同。提出要创造条件促进资源集中型农户兼业化,使农户农地利用经济效率得到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THE FARMLAND CONVERSION DEBATE: NALS AND BEYOND*

The need to protect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land through public policies and programs at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 has been debated in the U.S. for at least three decad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the debate before 1979, the ill-fated attempt of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Lands Study (NALS) (1979–1981) to resolve the debate,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land conversion issue. Articulation of the issue has been impeded by confusion of objectives, semantic problems, unreliability of land conversion data, and excess capacity in the American farm economy. Land conversion estimates published in 1977 by the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and relied upon by NALS have proven to be misleading in light of the 1982 National Resources Inventory. State and local programs to discourage farmland conversion are justifiable in terms of land use planning objectives, maintenance of a viable local farm economy, and avoidance of undue reliance upon marginal lands requiring costly technical inpu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