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河流泥沙输移比问题

通过分析陕西南河流泥沙的输移 比现状,输移比的时空变化及发展趋势,指出在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泥沙中推移质比例较大,致使该区泥输移经远小于１,这是陕南河流泥沙运移的重要特征;输移比在空间上有明显差异并且沿程逐渐增大。     

陕南河流泥沙输移比问题

通过分析陕南河流泥沙的输移比现状、输移比的时空变化及发展趋势,指出在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泥沙中推移质比例较大,致使该区泥沙输移比远小于１,这是陕南河流泥沙运移的重要特征;输移比在空间上有明显差异并且沿程逐渐增大。从时间上看,自５０年代以来,输移比有不断减小的趋势,今后一段时间,随着区内河流径流量的减少和人为侵蚀作用的加剧,泥沙输移比仍会减小。     

三峡水库修建前长江宜昌-武汉段泥沙输移比及其影响因子

运用泥沙收支平衡(Sediment budget)的概念确定长江中游宜昌-武汉河段的泥沙输移比,并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了1955～1997年间河道泥沙输移比对水沙变化的响应.从总体上看,河道泥沙输移比有较显著的增大趋势.输移比的变化可分为4个阶段:1955～1962年为快速增大;1963～1975年亦为增大,但增速减慢;1976～1979年为迅速减小;1980～1997年为较快增大.在分析了若干水沙指标对河道泥沙输移比的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了宜昌-汉口河段泥沙输移比与宜昌站的来水量和来沙量以及3口分水比和分沙比、宜昌站洪峰流量之间的多元回归方程.1980～1997年间的方程表明,宜昌站来水量越多、3口分流比越小,宜昌一汉口河段泥沙输移比越大;宜昌站来沙量越少,3口分沙比越大,泥沙输移比越大;宜昌站洪水流量越大,泥沙输移比越小.     

泥沙输移比影响因子及其关系模型 研究现状与评述

泥沙输移比是目前预测流域产沙量的一种较实用的方法,本文介绍了国内外泥沙输移比研究的主要成果。分析并总结了泥沙输移比与流域面积、降雨／径流、地质地貌及泥沙颗粒因子之间的影响关系及其关系模型。最后,结合我国泥沙输移比研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今后一定时期内在泥沙输移比研究方面的发展设想。     

黄土丘陵沟壑区人类活动对流域系统侵蚀、输移和沉积的影响

从长期来看,在治理度达到70%条件下与治理前相比泥沙输移比减小50%左右,治理的效益是十分显著的。在治理的过程中,与治理前相比泥沙输移比变幅明显减小,但在短期内由于暴雨洪水侵蚀力大于工程设计标准而发生毁、垮坝或淤平后,仍可以将前期滞留的泥沙重新搬运而出现泥沙输移比大于1的情况。在黄土高原地区治理前后流域系统次暴雨泥沙输移比均可用径流深度比来定量计算获得,泥沙输移比变化的动力机制可用径流深度增与减时水流剪切力的变化来解释     

黄土丘陵沟壑区人类活动对流域系统[2]侵蚀、输移和沉积的影响

从长期来看 ,在治理度达到 70 %条件下与治理前相比泥沙输移比减小 50 %左右 ,治理的效益是十分显著的。在治理的过程中 ,与治理前相比泥沙输移比变幅明显减小 ,但在短期内由于暴雨洪水侵蚀力大于工程设计标准而发生毁、垮坝或淤平后 ,仍可以将前期滞留的泥沙重新搬运而出现泥沙输移比大于 1的情况。在黄土高原地区治理前后流域系统次暴雨泥沙输移比均可用径流深度比来定量计算获得 ,泥沙输移比变化的动力机制可用径流深度增与减时水流剪切力的变化来解释     

黄河下游泥沙输移数值模拟

本文从数学模型入手,探讨黄河下游在多年平均来水来沙条件下,泥沙输移与泥沙淤积的特性,得出黄河下游泥沙沿程淤积分布不均匀主要是由于粗沙、中沙沿程淤积不均匀造成的,如果使来沙减少42.6%,黄河下游可望达到冲淤平衡.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粘性泥沙的数量与输移

长江口的粘性泥沙有89.6%以上来源于长江补给区,一部分来源于废黄河与黄海补给区。长江补给区的粘性泥沙的汇入百分数及其输沙量两者均为已知,据此计算出长江口粘性泥沙沉积量为4.554×10~7t/a,从长江口输向杭州湾与东海补给区的粘性泥沙输沙量为2.247×10~7t/a,废黄河与黄海补给区输向长江口的输沙量为2.730×10~7t/a。长江口粘性泥沙的数量同1915年与1963年实测地形图比较量算的数量为4.469X10~7t/a基本相符。     

无定河流域降雨量空间变异性研究

运用地质统计学中的普通KRIGING方法 ,对 1 990～ 1 997年无定河流域 67个雨量站的年降雨量进行了插值及空间场变异分析。分析发现降雨量的频率分布符合对数正态分布 ,采用对数克立格方法为计算工具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实验半变异函数符合一般的球状模型。从获得的参数可知 ,1 990～ 1 997年期间 ,变程各不相同 ,甚至差异很大。 1 991年最小 ,为2 0 1 7km ,1 994年最大 ,为 68 65km ,说明了该年无定河流域的降雨量空间变化在所分析的时间序列中是最缓和的 ,这与 1 994年的变异系数最小也相吻合。同时各个年份计算结果均显示有块金值 ,说明在小于变程的空间尺度上仍然存在随机效应。最后运用克立格方法对该流域的部分区域降雨量进行了空间插值成图。     

20世纪90年代无定河流域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

本文基于ArcGIS平台,以LandsatTM影像解译得到的三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结合统计分析工作,对无定河流域20世纪90年代土地利用数量、类型及其变化进行了分析。分析得出,前后2个5年间,无定河流域耕地、林地和未利用土地都是先减少而后稍有增加,草地则是先增加后稍有减少。在10年尺度上土地利用总的动态特征是,耕地与未利用土地面积减少,林地、草地面积增加。前5年无定河流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0.85%,未利用土地和草地的年变化率较大,耕地与水域年变化率较低。后5年无定河流域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0.3%,林地与未利用土地年变化率较大,耕地与水域变化率较小。最后引入单一土地利用类型相对变化率反映出无定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无定河流域侵蚀产沙过程对水土保持措施的响应

以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代表性支流无定河为例,研究了降水量变化的背景下水土保持措施对无定河流域侵蚀产沙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年输沙量和年径流量都表现出随时间而减小的趋势,梯田、造林、种草和淤地坝拦沙造地4项水土保持措施面积随时间增大的趋势极其显著。全流域面平均年降水量和汛期 (6~9月) 降水量则略有减少的趋势,但其减少趋势的显著性远低于水土保持措施随时间变化的显著性。产沙模数与梯田、坝地、造林和种草面积的关系,均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对基准期 (1956~1969年) 和措施期 (1970~1996) 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以后,产沙模数、径流系数和汛期径流能够被降水所解释的百分比,分别由69%、80%和77%,下降为26%、31%和54%。说明在后一时期中,水土保持措施起了很大作用,因而降水变化对于产沙模数、径流系数、汛期径流量变化的贡献率大大减小了。以1956~1996年间41年的资料为基础,建立了全沙产沙模数与径流系数、汛期降雨量、最大一日雨量、最大30日累积雨量、梯田林草面积和坝地面积之间的多元回归方程,该方程表明,全沙产沙模数随汛期降雨量、最大一日雨量、最大30日累积雨量的增大而增大,随梯田林草面积和坝地面积的增大而减小, 随径流系数的增大而增大。为了区分人为因素与气候变化对侵蚀产沙变化的影响,采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来确定相对贡献率。结果表明,降水变化和水土保持措施变化对无定河全沙产沙模数变化的贡献率大致相等,前者占50.3%,后者占49.7%。文中还建立了粗泥沙产沙模数与上述影响因子之间的多元回归方程。     

无定河流域不同地貌区水沙过程对比

为了查明人为影响程度较低时期无定河流域内不同地貌区的水沙过程及其变化规律,选取1970年以前一段时期该流域内风沙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河流的有关水文站的水文泥沙实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风沙区河流的流量变率较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小;风沙区河流的含沙量远小于黄土丘陵沟壑区河流的含沙量。黄土丘陵沟壑区河流具有极高的输沙率,而风沙区河流的输沙率微不足道。风沙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河流的产流模数基本相近,但产沙模数非常悬殊,前者的产沙模数很小,为118.58~725.38t /km² · a,而后者的达到1879.36~25112.15t /km² · a。显然,无定河流域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河流是侵蚀产沙的主要来源区,因而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区域。     

无定河流域产沙量变化的淤地坝效应分析

无定河流域1971~1989年的年均流量、悬移质含沙量及输沙率比1954~1970年的明显变小,而月均水沙过程曲线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上述水沙过程的变化受到1970年以来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而淤地坝建设是主因。为探讨淤地坝的减沙效应,提出淤地坝有效减沙面积这一概念,并拟合了动态变化的淤地坝有效减沙面积与年份之间的关系,发现该关系曲线与无定河流域各年代产沙量的变化情况相符。自1990年以来无定河流域淤地坝有效减沙面积呈明显递减趋势,导致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该流域的产沙量出现增大现象。为了抑制该流域的产沙量,势必需要加大淤地坝建设的力度。如果想使该流域的产沙量逐渐减少,则至少要使流域内年淤地坝有效减沙面积逐年增加。     

输沙量 、侵蚀量与泥沙输移比的流域尺度关系——以赣江流域为例

输沙量、侵蚀量与泥沙输移比的流域尺度转换研究是当前流域侵蚀产沙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旨在通过尺度转换理论将坡面小区试验研究成果转换到流域的更大范围。以赣江流域实测输沙量和计算侵蚀量与泥沙输移比数据为基础,探讨了该流域3个变量的流域尺度关系,进而研究分析了3个变量尺度转换的可能性。3个变量与流域面积的关系散点图和相关方程都反映了这3者与流域面积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相悖于前人反比关系的结论。文章还阐述了流域面积的内涵及输沙量、侵蚀量和输移比的影响因素与流域面积的关系,发现3个变量的影响因素与流域面积不存在尺度效应。由此推断在赣江流域输沙量、侵蚀量和泥沙输移比实现尺度转换存在的可能性不大。这一研究结论是否成立或是否具有普遍性意义还有待于更多流域的研究成果来进一步证实。     

The recent history of erosion and sedimentation on the Southern Tablelands of southeastern Australia: sediment flux dominated by channel incision

As in other regions colonised from Europe within the last few centuries, Australia's vegetation and soils have been dramatically changed by clearing, cropping and grazing. In southeastern Australia, particularly on the Southern Tablelands, the impacts of European settlement are clearly manifested by channel incision. By using stratigraphic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in conjunction with aerial photographs, sediment budgets for the post-settlement period have been constructed to define the fluxes and stores of sediment for each of the major geomorphic components of the 136 km² catchment of Jerrabomberra Creek near Canberra. Using these budgets, and some plausible assumptions, it has been possible to approximate the history of both the sediment delivery ratio and sediment yield for this catchment. While the quantities estimated in this analysis are approximations, the trends through time are credible. Sediment yield increased rapidly to a peak after European settlement, and has returned to a level between the peak and the pre-European value. The delivery ratio has followed a similar trend. The most general conclusion to emerge is that in this landscape both the total sediment flux and the sediment yield of the catchment have been dominated by channel erosion. This result is contrary to the finding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sheet and rill erosion dominates the fluxes. The soil conservation implication of these results is clear: to control off-site effects of erosion, the focus must be on the channels.     

长江上游干支流悬移质含沙量的变化及其原因

河流含沙量的变化是流域自然与人文因子变化的反映。以长江上游干支流1956~2000年的水沙和降水资料为基础,运用时间系列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干流宜昌站和4条主要支流含沙量的变化不是同步的,4条主要支流含沙量的变化呈现出复杂变化图形。流域面平均年降水量的变化,仅能解释含沙量变化的15.86%~37.21%,说明气候因素的变化不是长江干支流含沙量变化的主要原因。运用双累积曲线分析方法,研究了人类活动 (如水库修建,交通、矿山和城市建设,水土保持,植被破坏和恢复等 )对含沙量变化的影响。人类活动影响在不同的流域有较大差异。与4条主要支流相比,长江干流宜昌站含沙量的变化较小,反映了尺度效应的影响。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屏山 、高场、北碚、武隆4站的年均含沙量变化对宜昌站年均含沙量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28.5%、12.6%、44.2%和14.7%。     

黄河下游游荡段排沙比对水沙条件与断面形态的响应

提高黄河下游游荡段的输沙能力是河道治理的主要任务,而河道输沙效率（排沙比）受到来水来沙条件和河床边界条件的共同影响。本文基于1971—2016年花园口—高村河段（简称花高段）的实测水沙及地形资料,计算了花高段的平均河相系数及水沙条件（来沙系数和水流冲刷强度）,从汛期和场次洪水2个时间尺度,定量分析了排沙比与水沙条件及前一年汛后主槽形态之间的响应关系。分析结果表明：① 汛期和场次洪水排沙比与来沙系数呈负相关,与水流冲刷强度呈正相关,临界的汛期不淤来沙系数为0.012 kg?s/m ⁶,场次洪水排沙比与来沙系数及水量比的决定系数为0.76;② 游荡段排沙比与河相系数呈负相关,当河相系数大于15 /m ^0.5时,河段排沙比基本小于1;③ 以来沙系数与河相系数为自变量的汛期排沙比计算式的决定系数为0.82,计算精度较高,对于场次洪水排沙比而言,断面形态的影响权重大于来沙系数。这些排沙比计算公式能够反映游荡段的输沙特点,有助于定量掌握断面形态及水沙条件对河道输沙能力的影响。     

土地覆被对黄河中游流域泥沙产生的影响

本在黄河中游地区选择了近60个水测站流域，流域面积从500～2500km^2，分别代表6种不同自然地理类型。运用遥感方法和专题地图，结合野外实地调查，在流域泥沙及植被、地面物质等数据采集的基础上，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建立了流域产沙量与植被、地面物质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果表明，植被和地面物质对流域产沙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流域产沙量与植被之间呈现相当好的非线性负相关关系，而与地面物质呈明显的线性正相关关系。流域产沙量随植被变化存在着二个临界值，一是当流域植被覆盖度等于30％时，另一是当植被覆盖度等于70％时。这一现象以往只是在试验小区或试验流域见到，而本的研究表明，类似的现象在天然河流流域也存在。多元回归表明，在影响流域产沙量诸因素中，植被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地面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