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还可能取决于因产业地理集聚和地方化贸易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本文采用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期外商投资对于跟进投资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联系效应,从而直接导致外资的产业累积效应。外商也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盈利率高的产业。外商在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尽量避开实际劳动成本较高和进入壁垒较高的垄断性产业。本文的结果显示,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创新政策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按知识基础类型可分为解析型、合成型和象征型,从政策工具维度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2007—2016年的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两个指标量化评估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利用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和检验创新政策环境对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时空分异显著,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创新政策强度显著提升而协同度明显降低,创新政策强度与协同度均呈楔形空间结构但二者空间异构明显;② 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对FDI区位选择皆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随着创新政策协同度的提升区域更有可能成为解析型和合成型FDI区位选择的对象;③ 政府态度、企业进入方式和布局区位对FDI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集聚因素中的商务服务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市人口密度和集聚经济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实施更加本地化的创新政策吸引差异化知识基础的FDI,构建区域竞争优势带来重要启示。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业绩与潜力的时空差异

回顾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历史,选取10项影响其直接投资潜力的要素指标,构建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进行定量分析认为:(1)广东省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外商直接投资业绩,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总体上呈稳定而缓慢的下降趋势。(2)无论是潜力还是业绩,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一直是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高水平区域,珠江三角洲外商直接投资分散化空间分布趋势主导了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分散化趋势。(3)广东省大部分地市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水平的增长快于潜力水平的提高,但广州、深圳和佛山等中心城市外商直接投资业绩都不同程度地滞后于潜力。     

母国集聚与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0-2014年间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微观层面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母国集聚效应和东道国产业集聚效应对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母国集聚效应(包括母国所有企业集聚、母国同行业集聚和母国其他行业集聚)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呈正相关,且同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同时,产业集聚效应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亦呈正相关。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全国各省市的比较

以我国东、中、西部有典型代表的10省市与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设定有代表性的区位因素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对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因素的横向分析和对比来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条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域的全球化水平和外贸依存度、信息化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地理区位和区位惯性基本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科技、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有一定的优势,劣势则表现在外贸依存度、融资能力、工业化发展水平等。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劳动力质量因素研究

利用1997-2006年我国分省区分年度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拟合混合数据模型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开放度等变量后,劳动力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劳动力质量已成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外商直接投资技能升级的背景下,区域比较优势已由低成本劳动力转变为高质量劳动力,大力提高劳动力质量是吸引新一轮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措施。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集聚的空间统计分析

运用空间统计和计量经济学Moran I指数法及时空数据(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中国31个省级区域经济增长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区域经济增长在时空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效应,忽视空间效应将造成模型设定的偏差和计量结果的非科学性;②空间相关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国内贸易及外资等经济活动频繁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31个省域区际经济增长的空间不均衡,空间集聚使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理区位(距离)产生的空间成本降低,但地理特征将深刻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集聚的中心和外围关系;③外商直接投资、国际与区际贸易、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重要,但它却不能轻易改变经济地理的规则,经济增长因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导致了迥然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     

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基于中国省市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研究

研发投资的空间集聚有利于溢出知识、节约成本、降低风险、共享资源。以中国省市为空间样本,采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集聚分析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在溢出空间性等集聚内生因素作用下,中国省域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行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交互作用,表现为明显的区域投资集聚现象;在形成空间集聚的各因素中,除市场规模、人才资源等需求和供给因素外,集聚因素本身也有重要影响。     

基于城际轨道交通流的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研究

城市区域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下重要的空间组织形式,功能多中心是城市区域最为重要和本质的特征以及最为关键的演化阶段。以流动空间和城市网络理论为基础,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的研究可以从城际功能联系展开,通过定量测度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具有实践与理论意义的成果。以珠三角城市区域为研究对象,以城际轨道流为功能联系的数据基础,对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基于城际轨道交通流功能联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较高的功能多中心性,在世界上典型的城市区域中处于中上水平;对于东西两翼多中心度的测度与分析发现,东西两翼城市间缺乏有效的城际轨道交通功能联系,对于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度进入离心发展阶段。随着城际轨道交通建设的推进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将趋于成熟。     

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与优化分析

以往对于城市旅游的研究多是将城市作为客源地和旅游通道,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研究较少,多侧重城市旅游形象及旅游开发与规划等方面,涉足城市群旅游目的地的研究则更少。中国已经或正在形成一批具有雏形的城市群,因此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以中国发展较早且较为成熟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珠三角区域形态以及区域空间连接度、通达度进行了度量,分析了城市群旅游发展的空间等级结构和旅游流的空间组织,构建了城市群旅游目的地空间模型,得出珠江三角洲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格局。珠江三角洲区域旅游发展与香港、澳门密不可分,在今后的发展中应继续加强与香港和澳门的合作。泛珠三角概念的提出使得加强更大区域旅游合作显得更加必要。随着港澳深珠跨海大桥的修建,珠三角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将会得到进一步优化。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国内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研究

以珠江三角洲（下称珠三角）都市圈国内主要客源地2009~2011年度中国100强旅行社官网旅游线路报价单为基础数据,研究了珠三角都市圈发展较为成熟阶段的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及目的地类型,发现：① 珠三角都市圈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总体上以营区基地式和完全环游式为主。不同客源地旅游者行为模式差异较大,广东省内旅游者以单目的地式和港澳小环游为主,其余客源地旅游者多采用营区基地式、往返式、区域环游式和完全环游式等旅行模式;② 珠三角都市圈各城市在旅游线路中出现的频次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现出3个等级层次关系,不同城市在大小珠三角都市圈以及不同客源地旅游线路中的角色与地位不同,据此得出珠三角都市圈各客源地的空间行为模式图;③ 比较大小珠三角都市圈在空间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发现港澳与珠三角地区在旅游发展上逐渐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但实现三地旅游一体化尚待时日。     

Location Decisions and Network Configuration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Urban China∗

This article studies location decisions and network configuration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Nanjing, the capital of Jiangsu Province,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Built on the perspective that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a tripl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his article outlines four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at are underlying the location and networks of FDI: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states, market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plac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globalizing city regions, and urban spatial restructuring. The study has uncovered substantial intraurban differences within Nanj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state, location within the YRD, and intraurban context in the location decisions for FDI. We have also found that foreign ventures overwhelmingly serve as production facilities for either the Chinese or world markets, and maintain close production relations with other foreign firms in the YRD. Finally, regression models have identified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level development zones, access to ports, and industrial land in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ventures.     

20世纪末中国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基于城市的视角

基于人口普查资料,对20世纪末中国迁移人口在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进一步对地级及以上城市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级及以上城市在迁移人口流动中占主要地位,其中百万规模级别以上城市在人口迁移中地位尤为显著;县级市间迁移人口规模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县级市平均迁移规模要大于西部和中部;省际迁移中城市空间分布大体呈现3个梯状层次;省内迁移中城市空间分布总体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均以各省会城市作为省内迁移人口的第一流入地;不论是省内迁移还是省际迁移,东部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城市群都是迁移人口的高度集聚地。     

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及其效益探析

近年来，香港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极为迅速，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遥居首位，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主要投资地为中国大陆。本文在分析大量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阐述了香港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变化、区域格局的特点，并分析其对大陆直接投资给香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巨大效益。     

基于泛珠三角的广东工业旅游探讨

基于建立泛珠三角的研究背景，通过对广州发展工业旅游的条件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地缘关系和历史原因，在泛珠三角的成员中，广东最早接受香港地区的经济辐射，港澳台投资者在广东大量投资建厂，工业优势也日渐凸显，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广东发展工业旅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通过对广东工业旅游示范点和其他适合发展工业旅游的企业进行调查分析和实证研究，总结了广东发展工业旅游的主要客源类型，并对广东工业旅游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发展思路。工业与旅游相结合，两者完全可以达到双赢，并可以得到一定的社会效益，也是结论性认识。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FDI的文化选择

近年来，外来直接投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游离变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多数学者企图从经济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笔者认为在外来直接投资经济动因的背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投资主体、投资客体、投资产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目的的具有不同的文化选择性。因而，从文化视角对这种现象作深入的研究和合理的解释，帮助珠三角调整引资战略，继续保持火车头和急先锋的光荣称号，无疑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