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

对港澳地区在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转移做了上分析，表明了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趋向于沿海地区和与这这有特殊社会文化联系的区位，同时更有向中西部和北部转移的趋势，决定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投资空间模式和转移态势的因素是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率，劳动力因素，经济开放度，与沿海的经济距离等。     

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借助Arcgis、GeoDa软件组织和提取空间数据、制图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根据1997-2007年浙江省各县(市)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对其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呈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其分布重心总体上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演变;集聚程度很高,但集中指数有逐年减小趋势;2000年前外商直接投资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2000年后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空间格局表现出南北差异在扩大、北北差异和南南差异在缩小的趋势,说明长三角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劳动力质量因素研究

利用1997-2006年我国分省区分年度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拟合混合数据模型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开放度等变量后,劳动力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劳动力质量已成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外商直接投资技能升级的背景下,区域比较优势已由低成本劳动力转变为高质量劳动力,大力提高劳动力质量是吸引新一轮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措施。     

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还可能取决于因产业地理集聚和地方化贸易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本文采用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期外商投资对于跟进投资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联系效应,从而直接导致外资的产业累积效应。外商也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盈利率高的产业。外商在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尽量避开实际劳动成本较高和进入壁垒较高的垄断性产业。本文的结果显示,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母国集聚与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0-2014年间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微观层面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母国集聚效应和东道国产业集聚效应对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母国集聚效应(包括母国所有企业集聚、母国同行业集聚和母国其他行业集聚)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呈正相关,且同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同时,产业集聚效应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亦呈正相关。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与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研究

e分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资料与数据,并结合企业调查,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 接投资的发展过程以及主要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研究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集中、时空推移、技术含量变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等特征及形成机制。基本结论为：第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高度集中,但随时间推移,从沿海向内陆、从大城市向周围地区转移,集中程度减弱;第二,技术含量逐步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对华直接投资的     

创新政策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按知识基础类型可分为解析型、合成型和象征型,从政策工具维度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2007-2016年的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两个指标量化评估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利用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和检验创新政策环境对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全国各省市的比较

以我国东、中、西部有典型代表的10省市与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设定有代表性的区位因素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对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因素的横向分析和对比来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条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域的全球化水平和外贸依存度、信息化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地理区位和区位惯性基本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科技、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有一定的优势,劣势则表现在外贸依存度、融资能力、工业化发展水平等。     

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竞争力实证分析

在将整个经济体分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有外商直接投资介入的贸易和非贸易两部门中,劳动报酬对两部门产业竞争力都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演进仅对贸易部门产业竞争力有显著影响。建议在新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劳动力工资待遇问题,而且要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的规模并提高其利用效率。     

上海浦东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效应分析

本文总结了上海浦东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现状特点与趋势,突出分析了外资对新区经济增长、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开发的正效应。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FDI的文化选择

近年来，外来直接投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游离变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多数学者企图从经济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笔者认为在外来直接投资经济动因的背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投资主体、投资客体、投资产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目的的具有不同的文化选择性。因而，从文化视角对这种现象作深入的研究和合理的解释，帮助珠三角调整引资战略，继续保持火车头和急先锋的光荣称号，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与优化分析

以往对于城市旅游的研究多是将城市作为客源地和旅游通道,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研究较少,多侧重城市旅游形象及旅游开发与规划等方面,涉足城市群旅游目的地的研究则更少。中国已经或正在形成一批具有雏形的城市群,因此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以中国发展较早且较为成熟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珠三角区域形态以及区域空间连接度、通达度进行了度量,分析了城市群旅游发展的空间等级结构和旅游流的空间组织,构建了城市群旅游目的地空间模型,得出珠江三角洲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格局。珠江三角洲区域旅游发展与香港、澳门密不可分,在今后的发展中应继续加强与香港和澳门的合作。泛珠三角概念的提出使得加强更大区域旅游合作显得更加必要。随着港澳深珠跨海大桥的修建,珠三角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将会得到进一步优化。     

珠江三角洲景观空间格局分析

以2000年珠三角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基础数据源,编制珠三角景观类型图;在GIS与景观斑块分析软件的支持下,选取类型面积等9种主要景观格局指数定量分析珠三角的景观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珠三角景观类型受人为活动影响很大,以耕作用地和城乡居民用地等景观为代表的半自然或人为景观占据了珠三角总面积的60%以上,且城市化水平越高,这种现象越为明显;类型水平上,珠三角各市景观空间差异普遍较大,尤以城乡居民用地、森林、草地等景观更为明显,景观的破碎化程度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景观水平上,各市斑块分布较为均匀.     

环境管制对珠江三角洲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

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2000~2010年其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各环境管制因子中工业SO₂排放量的管制程度显著影响污染产业的空间分布;然后再将此环境管制因子运用到分行业模型中,发现非金属制品业、水电煤气生产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产业分布与宽松的环境管制相关,化学工业和黑色金属行业则与环境管制无关。最后,认为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中国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环境管制手段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和地方分权的背景下,不同的环境管制手段将对该手段实施后影响程度大的污染行业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珠江三角洲交通与土地利用空间关系研究

利用1990年和2000年的影像及统计数据,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交通与土地利用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沿交通干线城镇建设用地与耕地呈现明显的廊道效应,离交通线距离越远,耕地所占比例逐渐增加,而城镇建设用地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空间分异现象明显。城镇建设和居民点建设以交通干线为依托,交通干线发展建设对耕地的冲击较强。通过对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和交通干线变化度的相关性分析,交通干线是影响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加控制地发展交通干线,势必对区域的土地利用产生不良的影响,特别是不利于耕地的保护。因此,要适当地控制交通干线的选址和建设规模,以稳定土地变化的速率,使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向良性、可持续地方向发展。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演化

旅游地发展演化的研究可以理清旅游地发展的脉络,寻求旅游地发展的内在规律。文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选取1980、1987、 1999、2008 年4 个时间断面,选取节点发展和交通连接两项指标加以体现城市群旅游空间发展演化过程,以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业绩反映城市节点的发展演化,以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公路交通连接反映城市之间连接的演化。通过构建旅游业发展业绩模型,反映城市旅游节点的发展状况,通过公路交通可达性、公路交通运量的演化反映珠三角区域的城际公路交通连接的演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主要体现在从以广州为中心的单极格局转化为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两级格局,珠三角各城市旅游业均取得了高速发展,城际公路交通连接效率和总体运行能力大大提高。但珠三角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布局存在不平衡性,珠江口东西两岸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港澳珠跨海大桥的修建及以广州为中心的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珠三角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区域空间网络体系将更加完善。     

珠三角公路网络可达性空间格局及其演化

基于1990、2000和2009年公路网数据,选择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和经济潜能３个指标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在GIS支持下,探讨1990―2009年珠三角公路网可达性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单一指标不能完整反映公路网综合可达性特征,存在一定局限性。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公路可达性总体上呈现以广―佛核心都市区为最高向外围逐渐递减的圈层结构,可达性最优的核心区范围不断扩大,东西向的可达性递减态势明显快于南北向;2）区域内节点县域可达性等级差异趋于缩小、整体可达性显著提高,但第一阶段（1990―2000年）可达性提高较第二阶段（2000―2009年）更为显著;3）随着路网的逐步完善,东部和南部县市可达性提高明显,中部区域提高幅度低于东、南部县市,西部县市提高较慢。三大地带可达性空间差异明显,中部最高,东部次之,但与中部差异趋于缩小,西部相对最低且与中、东部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近20年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时空演变

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地级市和县域两个空间尺度分析了近20 a珠三角地区城市间相互作用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珠三角地级城市空间联系总体逐步加强,并充分体现出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县域尺度上,空间联系强度较大的主要是各地市市区之间及广-佛都市区的县市间和各地市市区与其所辖县市之间,其它县市间联系强度则较小;珠三角核心区内大部分县市之间联系总体呈逐渐增强趋势,核心区外的县市之间及其与核心区内的县市间联系强度有升有降,规律性不明显。广-佛都市区和深圳-东莞-惠州都市区的城市潜力较大且变动较大,对外辐射带动作用强,其它城市潜力相对较小且变化不明显;珠三角城市潜力的区域不平衡态势明显,城市潜力的空间分异和空间辐射的特征与演变规律明显。     

基于地理大数据和多源信息融合的区域未来人口精细化空间分布模拟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首先采用队列因素法和CA-Markov模型对区域未来人口规模和土地利用格局进行模拟预测,并结合POI地理大数据,利用多源信息融合法构建区域未来人口精细化空间分布模拟模型,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2030年各区县精细化的人口空间分布预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采用队列因素法进行珠江三角洲各区县人口规模预测的相对误差大部分在5%以下,基于CA-Markov模型土地利用模拟的Kappa系数达到0.97;②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精细化的人口空间分布模拟数据与实际人口数据的拟合趋势线R²达到了0.90,模拟效果优于Worldpop数据集,体现了POI地理大数据与多源信息融合在精细化人口空间分布模拟上的优势;③ 珠江三角洲未来人口呈现由中心向外围扩散和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差异显著且较为稳定,70%的人口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等核心城市。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国内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研究

以珠江三角洲（下称珠三角）都市圈国内主要客源地2009~2011年度中国100强旅行社官网旅游线路报价单为基础数据,研究了珠三角都市圈发展较为成熟阶段的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及目的地类型,发现：① 珠三角都市圈旅游者空间行为模式总体上以营区基地式和完全环游式为主。不同客源地旅游者行为模式差异较大,广东省内旅游者以单目的地式和港澳小环游为主,其余客源地旅游者多采用营区基地式、往返式、区域环游式和完全环游式等旅行模式;② 珠三角都市圈各城市在旅游线路中出现的频次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现出3个等级层次关系,不同城市在大小珠三角都市圈以及不同客源地旅游线路中的角色与地位不同,据此得出珠三角都市圈各客源地的空间行为模式图;③ 比较大小珠三角都市圈在空间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发现港澳与珠三角地区在旅游发展上逐渐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但实现三地旅游一体化尚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