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in China and its driving effects北大核心CSCD

生态福利绩效是提升人类福祉的生态效率,分析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与驱动效应有助于揭示中国人类福祉提升的生态效率地区差异及其原因。论文基于主客观综合福祉视角,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深入揭示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驱动效应以及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1) 2006—2018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主要依赖经济增长效应驱动,但由于环境福祉效应与社会福祉效应的掣肘,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上从3.052降至2.641。在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中,技术进步发挥着最主要的促进作用。(2)中国南方省份与北方省份生态福利绩效的平均值差距由2006年的0.762扩大至2018年的1.005,表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值远高于北方地区,是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南北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3)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变化整体显现为经济增长驱动模式,仅北京、天津、上海为“经济增长+环境福祉改善”驱动模式。南北区域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推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中国地区工业结构变化与区际增长和分工

1979以来,中国地区工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本文分析了这一变动的特征及其对区际增长和分工的作用,得出以下结论:（1）绝大多数省市区工业结构变化高于国家水平,但由于各地人均收入、区位性以及结构性差异,这种变动具有明显地理分异:南大北小,东西部大中部小。（2）各地工业结构变动普遍表现为重加工业地位上升,采掘工业地位下降,且多数省市区原材料工业和轻工业地位下降,高加工度化和重加工业化十分显著。（3）广东、江苏、福建、河北、安徽、湖南、陕西、浙江、甘肃、云南、四川等省区结构调整有利经济增长,其它省市区结构调整相对不利经济增长。（4）资源型地区数量减少,加工型地区较大幅度地增加,基本形成沿海沿江地区和陕西省以加工业为相对专业化部门,其它广大地区以采掘、原材料为相对专业化部门的区际分工格局。     

陕西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分别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三大地带(关中、陕南、陕北)、地级行政区域和县级行政区域3个不同层次的陕西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并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1978～2004年间,不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陕西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都呈逐年扩大的变化态势,并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区域空间划分得越小(地域空间单元越小),所体现出的差异程度越大.     

贸易保护与知识产权影响下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参与全球分工的时空演化

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受国际贸易保护的冲击日趋严重。国际贸易保护与地方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影响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GPN）高技术附加值环节,而影响中国电子通信业在全球的分工。制度是衔接演化经济地理与GPN两个范式重要的共有要素,但已有文献对产业演化、制度变迁与GPN动态三者之间的融合缺乏关注,关于超国家制度与区域制度对区域产业嵌入GPN的复杂影响探讨不足。本研究基于2002—2016年间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相关制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中国电子通信产业嵌入GPN的分工情况对国际贸易保护与地方知识产权制度演变的时间响应;并进一步建立空间收敛模型,对不同区域间这一分工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电子通信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差异未随时间变化而缩小,贸易保护使得区域间电子通信业参与全球分工的差异逐渐扩大,而知识产权制度则有助于缩小区域间的这一差异。具体发现：① 在东部地区,各省份的国际分工差异随时间变化而扩大,而中部地区各省份的差异则在缩小。② 从长期来看,贸易保护制度有助于提升中国整体和东部、中部地区电子通信业在国际上的水平分工度;东部地区对贸易保护制度的响应更快;贸易保护对东部地区在国际分工中位置变动的影响更强。③ 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其产业嵌入GPN分工演化的影响不尽相同,且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对当前中国电子通信业遭遇贸易保护冲击以及“双循环”战略背景下制定相关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当下制定产业发展政策需要因地制宜,考虑各地区电子通信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实现出口额和产品附加值的双增长。     

全球化背景下地域分工演进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影响机理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全球在地化与在地全球化的双向过程使地域分工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进而对城市化空间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新的地域分工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从国内的区域尺度分工跃迁至全球尺度的地域分工,二是由过去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转向在同一产品内部根据价值链划分进行分工合作的产品内分工,三是伴随国际和国内地域分工演进而产生的新的地域关系.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内涵也不再只是停留在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差异上,也包括了城镇人口的集聚形态、城市间的联系与层级架构、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等内容.地域分工演进不仅促进了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演变,还催生了新的城市化空间形态.地域分工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作用首先在于"地域分工-区际贸易-空间集聚-新的地域分工"的闭合循环,这是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一般过程,并在基础条件、市场发育、制度安排、技术进步等核心要素的驱动下得以运行,在全球化等背景驱动要素的作用下改变其速度、形态与结构.文章运用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对全国、城市区域、都市区等三个不同层面上的城市化空间差异进行了逻辑解释.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中的经济效率演进及影响因素

现代经济增长过程表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效率演进关系密不可分,具体反映在区域发展的阶段性与异质性上。运用DEA-BCC模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中国三次产业静态综合效率与动态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部门与区域变动情况,并基于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探究中国不同地区三次产业经济效率变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三次产业具备一定的静态规模效率,但仍有待优化;1978-2014年间,中国三次产业TFP均有提升,但一、二、三产业TFP增长对其部门经济贡献率依次递减,经济增长粗放型特征仍很明显;TFP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开始由以纯技术效率为主转向以规模效率为主;将三次产业TFP变动划分为四个阶段,制度、结构、要素、政策等红利对经济增长均有贡献,但在结构调整阶段,制度与结构红利让位于技术进步;三次产业TFP变动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总体上东部地区具有相对优势,中部地区表现为经济效率"凹地",东北地区二、三产业TFP变动反映出严峻的结构转型升级问题。由于不同产业内在发展规律差异,其经济效率影响因素表现出区内相对一致性及部门差异性特征,其中一、三产业结构变动、非农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源禀赋等对第一产业经济效率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对外开放程度显著促进第二产业经济效率提升,而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源禀赋对第三产业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后讨论了结论的主要政策启示。     

中国省区间产业内贸易与产业结构同构分析

基于2002 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从产业内贸易角度重新审视产业结构同构问题。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存在着一定的产业结构同构现象,但空间上不均衡。华东沿海地区存在着大类层面的产业内贸易和中小分类的产业间贸易,使得江浙沪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产业关联,因此不能仅以产业结构同构程度来判断产业地域分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基于大类产业层次的产业结构同构分析可能会高估产业结构同构程度,在中小类产业层次判断区域间产业结构同构会得到更符合现实的结论。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中国省区间贸易联系的重要形式。各省区制造业在产业链中的分工不同、相似的需求偏好和产品差异化竞争是促进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产业内贸易既可以在产业结构相似的省份之间发生,也存在于产业结构差异明显的省份之间。如果区域之间存在着活跃的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同构不一定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     

成渝城市群县域经济差异及其成因分析

利用传统统计方法和ESDA方法,在Arc GIS和Geo 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从时间、空间及影响因子三个方面对2000年以来成渝城市群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成渝城市群区域经济绝对差异在波动中不断扩大,相对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内经济高值集聚区相对稳定,辐射带动作用明显;(2)成渝城市群县域经济空间总体呈东-西向格局、经济重心逐步趋于区域几何重心,经济发展在主要及次要方向上均呈现出持续扩张状态;区域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升、高水平县域形成"双核组团"结构、低水平范围逐步缩小且主要分布在边缘山地县域;区内经济发展热点区相对稳定并呈现出一定的扩散效应,而冷点区呈"品"字状分布但其范围持续缩小;(3)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发展策略、市场发育状况和人口增长状况是导致成渝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而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增长对区域差异的影响相对深刻。     

“合成谬误”对东亚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初探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东亚各国经济地位的提升,经济利益关系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更趋显著,由劳动地域分工所引致的国家间贸易关系作为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内因,应该受到更多关注。本文主要基于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合成谬误"的形成机理以及对东亚地区"合成谬误"现状的实证研究,探讨了东亚各国以相似的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对国家间关系的可能影响。研究显示,由于东亚各国大多由价值链低端嵌入产品内分工体系,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合成谬误",这会使得东亚各国缺少经济合作的基础,并为外部力量影响东亚的国家间关系创造了条件。不过,东亚各国间的要素优势仍然存在一定差异,"合成谬误"很可能只是阶段性存在的现象,这就为构建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提供了契机。为此,作为东亚最大的经济体,我国有必要加快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扩大国内最终消费品市场,从而为减少与周边国家的贸易竞争、扩大互补合作的空间夯实基础。     

基于百度指数的东南亚国家网络关注度区域差异

基于2010―201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对东南亚10个国家网络关注度的百度指数,采用弹性系数、泰尔指数和相对网络关注度测度方法,从“信源”“信宿”和“信道”3个角度对网络关注度区域差异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1）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关注度普遍提高,东南沿海地区普遍高于内陆地区,长三角地区关注度增长迅速,珠三角地区关注度最高。2）泰尔指数整体下降明显,东、中、西和东北经济分区区内部关注度差异的缩小与区域间关注度差异的拉大并存。3）区域内部的差异是造成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关注度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东部省份之间的区域差异是造成区域内部差异的主要原因。4）马来西亚逐渐取代越南,与新加坡、泰国组成东南亚地区被中国关注最多国家中的前三甲,出境旅游、经济贸易往来以及金融投资与合作是拉近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5）对东南亚国家相对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向东南沿海集中,东南亚被关注国家均分布在南海周边,南海战略地位突显。上海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逐渐弱于广东,表现出广东在对东南亚贸易方面突出的地位以及城市之间跨流域的区域贸易分工。     

俄罗斯东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

区域差异历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区域差异长期扩大、过分悬殊,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处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由于各种矛盾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区域差异不断扩大。针对俄罗斯东部地区人口分布特点,利用超越对数计量模型深入分析后发现,俄罗斯东部地区科技贡献率都较低,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并且劳动力对经济贡献率远高出物质资本的贡献率。要转化优势、加快经济增长,就必须把自然资源与科技创新和劳动力发展等结合起来,提高人力与物质资本的直接产出弹性和外溢弹性,是俄罗斯东部、乃至整个俄联邦增强经济实力,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最大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国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文章分析了入境旅游发展的区域差异，并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考察入境旅游和各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应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东部地区的入境旅游对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的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类似地，东部地区入境旅游增长是其第三产业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的入境旅游和相应区域第三产业的增长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在区域层面上。只有少数区域支持入境旅游是区域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它们是东部地区的北京、广东、上海、天津、福建、江苏、浙江、海南和广西；中部地区的黑龙江和湖南以及西部地区的云南和陕西。在这些省区市。入境旅游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入境旅游在我国还没有足够的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时空变化

基于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1995~2015年HS-92-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利用H-K三元边际框架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各类产品的种类扩张主要发生于1995~2001年与2001~2008年两个时段;② 在后金融危机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模式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为主,价格扩张为辅,而出口产品的种类扩张则不明显;③ 区域性视角下的数量扩张更显著,而国别性视角下的种类扩张与价格扩张更显著; ④ 动态演进上,无论从区域视角还是从国别视角来看,不同产品部门的边际特征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出口价格边际极化现象较为显著。总体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在国别层面与区域层面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不同种类产品具有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同一种类产品在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此外,我们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出口的广度增长效应正逐渐被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效应所取代。     

贸易风险经济影响与区域分布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对外贸易是一国或地区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经济全球化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风险。因此研究贸易风险及其区域分布对于稳定区域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广东省为例,研究贸易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区域空间分布。实证研究表明,出口的增长对于地区经济的成长和就业的增长尤其重要;然而,过分地依赖出口,将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稳健成长,也不利于就业的增长,贸易依存度高的地区一旦出口受阻,则会带来失业增加、产业受损等不利后果。对广东省贸易风险的空间分布分析表明,贸易风险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东莞、深圳、惠州和珠海等地区。这对贸易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全球经济有衰退趋势时,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地区应提前做好贸易风险防范的措施。     

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不仅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导致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出口大幅度下降。因而,定量研究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变的作用,对理解金融危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投入产出表方法,计算了中国各省市区对欧、美、日的商品出口对各自产业增加值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对欧、美、日出口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沿海地区。     

“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的社团结构及其经济收敛效应研究

采用社团检测方法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网络社团动态演化特征,利用2003~2017年沿线各国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社团内部经济收敛状况,探讨贸易网络社团内部联系对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效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形成跨区域联系的贸易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社团演化较为稳定,2013年后东南亚-西亚社团国家数量突增;欧洲国家内部联系紧密,形成区域性贸易合作体系,仍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弱影响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对缩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全时段内,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加快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显著高于整体贸易网络收敛速度,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南亚-西亚社团在三个时段内均呈现出收敛趋势。     

长江经济带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区域差异

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02—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生产函数模型对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效应估计结果表明空间误差模型能够很好拟合样本数据的特征,传统回归模型存在局限;建设用地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贡献程度小于资本和劳动力,投资驱动仍然是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分区域看,上游地区建设用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中游地区次之,下游地区最小,主要原因是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鉴于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提出合理引导建设用地扩张和维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建议。     

Urbanization,economic growth,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hina: A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analysis

Elucidating the complex mechanism between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s fundamental necessary to inform effective strategies on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 Based on a balanced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over the period 1997-2010,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dioxide (CO₂) emissions at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 using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Results showed that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CO₂ emissions are integrated of order one. Urbanization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both of which increase CO₂ emissions in China and its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CO₂ emissions in the western region was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But economic growth had a larger impact on CO₂ emissions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Panel causality analysis revealed a bidirectional long-run causal relationship among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CO₂ emissions, indicating that in the long run, urbanization does have a causal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oth of which have causal effect on CO₂ emissions. At the regional level, we also found a bidirectional long-run causality between land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it might be difficult for China to pursu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y and to control urban expansion without impeding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run. In the short-run, we observed a unidirectional causation running from land urbanization to CO₂ emissions and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CO₂ emission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Further investigations revealed an inverted N-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O₂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not support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hypothesis. Our empirical findings hav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policy-makers in formulating effectiv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strategies for China.     

人口流迁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人口流迁对区域经济差距是扩大效应还是缩小效应的争论一直存在,文章利用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2001—2017年的空间面板数据,对此议题再作分析。主要结论为：1）对于全局区域经济差距,人口流动、人口迁移与经济差距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早期为扩大效应,后期为收敛效应,这与中国梯度发展战略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化发展理念吻合。2）对于省内区域经济差距,人口流动亦表现为先扩大后收敛的作用,人口迁移则仅表现为扩大效应而无收敛效应。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作用差异来源于后者户籍变更所带来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空间转换。3）考虑空间效应后,判断人口流迁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内生关系变得相对复杂,但更为全面客观;效应分解显示,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最终是利于区域均衡发展的,其中溢出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与东北三省经济增长：基于VEC模型的分析

在构建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设计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与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协整和VEC模型,对东北三省国有企业对经济数量增长和经济质量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非同步性,而且这种关系特点也与全国地区的实证结果存在显著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