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互联网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目前的普及率还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在空间上,中国东、中、西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差异显著,省际发展存在极大的地域集中性,同时,城乡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通过分别对2001年和2008年31个省市(区)的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选取的11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影响区域互联网普及率的3个主因子:区域现代化综合水平因子、区位因子和信息基础设施因子,并对其进行多元回归,发现各个主因子的影响系数发生了较大变化。最后,动态地分析了各个主因子是如何影响互联网发展与变化的,并为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80年代我国人口性别比的变动及其省区差异

本文根据有关资料,讨论了80年代我国人口性别比的变动特点及其省区差异,认为我国人口性别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出生性别比的变化,最后分析了人口性别比上升对我国男性婚姻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面临的严峻挑战。文章利用GIS空间聚类、多元逐步回归等模型,在省域尺度上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方面,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其城乡倒置的现象也日趋显著。2）空间格局演化方面,1995—2018年,城乡倒置现象的空间集聚强度总体呈“低—高—低”的倒U型变化趋势。其首先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随后逐渐向中西部扩张,最终演化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3）驱动机制方面,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背后存在着复杂多维、非线性的交互作用机制。其中,人口和经济因子是该现象的主要驱动因子。对于经济欠发达、人口流出较为严重、农村老龄化水平较高的西部省份,其农村地区“又老又穷”的现象已经成为其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挑战。     

Drink driving offender rates in Tasmania

Age‐specific drink driving offender rates for local government areas in Tasmania show marked variation. Generally high rates typify larger urban centres, some more densely settled rural areas and the west coast mining municipalities. However, a clearcut rural/urban dichotomy in offender rates is not apparent and explanations are sought in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place and policing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areas.     

中国建设用地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空间计量研究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大陆地区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8年的建设用地面积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地区建设用地面积、GDP、总人口和城市化率都有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会驱动自身区域建设用地的扩张,而且会带动邻近区域的建设用地的增长。传统上只从时间维度出发的研究思路,忽视空间维度的相关性和异质性,低估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增长的作用,必须在普通面板线性回归模型中描述的基础上引入空间变量进行修正。计量模型检验表明,城市化水平对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影响不甚显著。说明中国大部分省份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效率普遍偏低。因此,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调整与优化已迫在眉睫,从长远看来,提高城市化水平,打破城乡二元化的土地制度,建立统一的土地市场,是缓解土地资源紧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2000-2015年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的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

农村能源贫困作为世界能源体系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标志。当前急需探明影响农村能源贫困的关键因素,并寻求有效策略减缓能源贫困。以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以能源接入与能源服务作为能源贫困的度量指标,利用Theil指数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刻画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其影响因素,旨在为中国制定有效的农村能源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结果表明：① 2000-2015年中国农村能源贫困呈先增后降的“倒U型”趋势,但一直保持着“中部高、东西部低”的马鞍型分布格局;② 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的区域差异波动较大,但整体呈缩小趋势,Theil指数降幅为13.71%,地带间差异趋于扩大,而地带内差异趋于缩小;③ 中国农村能源贫困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热点区和冷点区均在波动中呈扩张态势,其中稳定性热点区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而稳定性冷点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④ 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能源供给水平、能源投资水平、农村能源基础设施水平和农村能源管理水平的提高,农村能源贫困状况将得到有效缓解。     

中国人口收缩的城乡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在县市尺度上对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的城乡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划分出城增乡减型、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等类型,并建立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形成机理,主要的发现如下：① 2000—2010年,人口收缩单元占比约为38.6%,城增乡减型单元占据绝对主体,达到34.5%,而“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单元占比均较低。② 中部地区人口收缩区城镇人口增长普遍较快,东北地区城乡双收缩的特征较为突出,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分异。③ 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特征的影响最为显著,城镇化水平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人口收缩区越可能出现城镇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城乡双收缩。④ 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自然增长水平、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乡村工业化对中国乡村城市转型的影响

本文从“乡村空间变化”的观点出发,分析了乡村工业化对新乡村经济空间,新乡村社会空间和新乡村地理空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探讨了乡村工业化与乡村城市转的区域不平衡性,提出了中国乡村城市转型过程中几个应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中国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时空格局及形成机制

描绘了1996-2006年间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及其占用耕地的时空特征,探讨了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为主的城镇化模式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两头占地”,这是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持续扩张的主要根源;各类开发区的设立和扩张都以占用耕地为主,对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贡献超过一半;而城市和镇的扩张速度更慢、土地来源更为多元。实证结果表明,投资和产出增长的差异性对城乡建设及其耕地占用的时空格局起到了关键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但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带动作用有限;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土地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而东部沿海地区的省级开发区则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土地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政策应重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城乡同时占地的问题,发挥城镇化的节地效应,并强化政策的区域差异性和针对性。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分析

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以及城镇体系开放性增强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总体特征。以省级行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选取25项城市发展指标, 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1990年和2000年中国城市发展进行主成份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的变动特征是：① 城市发展水平的东西空间差异增大,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重心南移;② 城市发展速度东部沿海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南部大于北部,基础较好的城市集群发展速度较快;③ 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和上海集聚性、外向性和创新性特点都很显著,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特征结构仍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国家目标、战略和政策的作用及其效果累积,城市发展动力机制和地理区位条件的差异是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的主要原因。     

中国城乡居民创业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创业意愿受区域环境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大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运用多层混合效应logistic模型,从区域创业示范效应、教育背景和风险偏好三方面探讨城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区域示范效应促进东部城市居民创业意愿产生,但对中西部城市及农村居民无显著影响。② 城市中高学历居民更难产生创业意愿,东部农村居民创业意愿与教育背景无关,在中西部农村,高学历促进创业意愿产生。③ 城市中偏好高风险、高收益的居民更可能产生创业意愿,但当居民风险容忍度高到一定程度后,产生创业意愿的可能性不再改变,且东部城市的容忍程度门限高于西部城市;而在农村,偏好更高风险不能促进创业,仅当居民不愿承担任何风险时才会抑制创业。     

长株潭地区农业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发展策略研究

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研究区域,分别从农产品供给功能、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生态保育功能、文化传承和休闲功能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农业功能变化的时空差异诊断模型等方法对长株潭地区1998~2014年农业功能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进行研究,根据各地区功能特征提出农业功能发展调控策略。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地区农产品供给功能有大幅提升,其重心有向外进一步扩散趋势;长株潭地区核心区域劳动力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下降幅度较大;大围山、罗霄山脉等山地丘陵区生态保育功能优势进一步凸显;文化传承和休闲功能部分区域获得进一步发展,但空间变化差异较小。② 研究发现不同区域农业主导功能不同,根据各地区农业功能不同优势特征,结合自身特色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农业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调控对策,从而为长株潭地区农业多功能发展与功能特征的识别及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态势及战略选择

沿海地区多元且互补性强的城镇化动力使其长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城镇人口比重较高且增长速度较快,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城市规模齐全,但相对于区域人口,城市数量仍存在着一定的增长空间,部分省份城乡差距较大不利于城镇化持续发展。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放在完善现代城市体系、提升城市群发展水平和加速城乡融合等方面;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偏低但近年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城市空间分布较密但相对于区域人口的城市数量并不算多,人口向最大城市集中程度较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加快产业培育,增强本地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能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城市空间分布稀疏,但人均拥有城市数量与其他区域差距并不大,城市规模偏小,城乡发展差距大,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特征差异明显。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进一步促进城市集聚发展,培育重点与特色产业,强化城乡经济支撑体系;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但近年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最慢,人均拥有城市数量非常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小。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放在重塑城镇化发展动力,优化城市网络结构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等方面。     

基于路网分割的京津冀城乡空间识别及特征分析

提出一种基于路网分割应用于区域尺度快速识别城乡边界的方法。该方法利用路网与城市空间格局的强耦合联系,通过城乡斑块地理分割与精度计算确定城市斑块的最优解,识别区域城乡空间。以京津冀为例开展方法验证,分析了区域城乡空间格局、路网特征及城市用地经济效率。结果表明,该方法识别精度较高,可用于低成本、快速、高效的区域城乡空间识别;京津冀城市空间格局呈现“大京津、小河北”的差异性,路网密度特征呈现京、津、石3个显著的高密度区域,二者存在高耦合性;2015年该区域城市用地经济效益总体良好,石家庄、保定、和承德3市综合效率值欠佳,需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大都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研究——以成都市双流县为例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持续快速发展时期, 各级城市都开始重视城乡统筹发展。在经济 发达的地区, 应该及时制定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 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文章在阐述新 时期对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的新认识基础上, 认为制定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 应该秉承 "系统分析, 全面协调; 扬长补短, 发挥优势; 统筹城乡, 引导与调控兼顾; 产业、空间、生态战略并 重”的观点, 全面掌握研究区域的发展现状和主要问题, 有针对性、有步骤、有重点地制定相关的 发展战略。针对双流县而言, 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 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条 件和外在发展环境, 积极稳妥地推进“稳步推进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北部带动与圈层发展战略、因 地制宜和重点突破战略", 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基于卫星遥感的北京城乡植物物候差异

利用2002-2009 年1 km分辨率的MODIS NDVI数据,通过提取春季NDVI上升最快的日期和秋季NDVI下降最快的日期,对比分析了北京地区城市与乡村植物物候的差异。从空间格局和时间演变两个角度,分别对比分析了核心城区、边缘城区和乡村3 个区域的生长季开始日(SOG)、结束日(EOG)以及总日数(TD)3 个物候指标。结果表明,城区的SOG早于乡村,其中核心城区最早,比乡村提前约20 天;城区的EOG晚于乡村,其中核心城区最晚,比乡村推迟约15 天;由此导致城区的TD多于乡村,其中核心城区最多,大约比乡村多35 天。2002-2009 年,城区的SOG呈现推迟的趋势,EOG呈现提前的趋势,而乡村的SOG呈现提前的趋势,EOG呈现推迟的趋势;由此导致城区TD呈现减少的趋势,乡村则呈现增加的趋势。上述结果量化了北京地区城市与乡村植物物候的差异,揭示了城市环境对植物物候的影响,为研究人类活动的生态环境效应提供了实证。     

北京城郊化空间特征与发展对策

城郊化是大都市生命周期中的重要阶段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进入了典型的城郊化过程。根据1985－2000年遥感影像和1992－2000年2000多个土地开发样本资料，在GIS的支持下，通过对比北京80－90年代城郊化空间特征，概括出城市用地5种扩展方式和廊道效应作用下的波浪式扩展过程。在模拟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带来的巨大投资规模，预测北京大都市城郊化的3个圈层、8个扇面和6条廊道的发展趋势。     

Latent Exurban Development: City Expansion Along the Rural-To-Urban Gradient in Growing and Declining Regions of Southern Europe

This paper quantifies the extent of exurban development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The assessment was carried out by studying changes in the urban-to-rural population density gradient between the years 1950 and 2010. Three of the six urban regions in this study have experienced population growth and moderate urban concentration, while two regions appear to be shifting toward population decline and urban de-concentration after having experienced compact expansion. A phase of recent re-urbanization has been observed in one region. Altogether,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a common path of urban expansion among representative Mediterranean regions between 1950 and 1980 while, in the following period, the cities experienced distinct development phases. From this study, we conclude that exurban development is mainly the product of a shift from compact and dense to semi-compact and intermediate-density settlements. [Key words: semi-dense urban growth, density-distance curve, Mediterranean Europe].     

Commuting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Norway

The present paper is based on a final report of a project carried out for the Ministry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Labour (Helvig 1994). The report forms background material for a forthcoming ‘Report 10 rile Stortiitg’ (the Parliament) from the Ministry, on the county and municipal boundary situation in Norway. The aim of the study has been to define and delimit approximately 60 urban regions in Norway, using existing official statistics on population, urban settlements and commuting. Eleven major regions were selected for a more detailed and accurate delimitation and mapping of the commuting hinterlands of the central municipalities of the regions. This work uses commuting data from the 1990 Population Census, presented at enumeration district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