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开发空间区划及其思考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 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 这是新时期传统区划理论和方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一次重要创新。作者认为: 主体功能区划主要在于解决区域问题, 用科学发展观协调区域发展。 因此, 功能区区划的理论和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文章通过盐城沿海开发空间区划实例进行功能区区划的理论和方法探索。首先, 综合经济区划。运用传统的综合经济区划理论与方法进行经济区划分, 大致确定不同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布局方向; 其次, 控制开发区划。 综合考虑上述综合经济区的功能, 景观生态体系建设需要, 土地利用现状、辐射沙洲分布、近海海域污染、海港分布、水源保护地以及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区等, 确定相关的禁止开 发区和限制开发区; 第三, 开发潜力区划。以乡镇为基本单元, 运用多因子分析方法, 按照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强度、未来发展潜力3 个主因子进行开发潜力区划; 最后, 在上述三个区划的基础上, 进行主体功能区划。文章也认为: 主体功能区实质是一种区域发展政策区, 其区划也只是一种纯粹的区域划分, 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三规”分立走向“三规”合一的空间平台。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有关理论探讨

总结了当前国内关于主体功能区划的理论研究、与主题规划的区别及联系、区划的空间尺度效应、国外经验借鉴、区划的方法论等基本问题所取得的最新进展,指出了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重点攻破方向.研究认为,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理论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是主体功能区划的核心理论基础,空间均衡模型是该理论基础最为直接的应用,重点深刻解析了空间尺度效应和区域功能属性对于主体功能区划指标因子体系的构建、指标间的优化组合所带来的影响,加强GIS的空间叠置和聚类等空间分析技术在主体功能区划中的应用,可以较好地解决空间尺度与区域功能属性之间的矛盾为区域功能区的定位所带来的影响.     

主体功能区划方法体系建构研究

主体功能区划对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创新提出了挑战。在研习区划理论和省级主体功能区划试点省实践的基础上发现:(1)主体功能区划既是综合性区域划分的方法与过程,又是其结果,同时,还是地域空间管制的科学方法之一。(2)现有方法研究集中在实践层面的具体方法上,且仍停留在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相融合的哲学基础上,缺乏对区划方法的人本主义探讨。(3)现有研究虽初步形成了主体功能区划的思路和程序,但区域功能判别和功能区域定界及指标体系构建仍未取得突破。基于此,首次提出了由区划哲学层次方法论、区划科学层次基本方法、区划实践层次具体方法构成三层一体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法体系,深入阐述了方法体系中每层的功能及逻辑关联,各层方法的内涵、基本内容,梳理出区划实践层次具体方法的方法路线、区划技术程序及其关键步骤常用方法等一般模式。     

限制、禁止开发区旅游业发展模式探索——以云南省为例

国家主体功能区划政策出台后,云南省大部分国土将被划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域。根据区域特征,在区域内构建基于山地景观生态养生发展模式、基于坝区的古镇、民族村寨发展模式和基于谷地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模式3种旅游业发展模式。实施区域旅游业的可承载发展之路,在限制、禁止开发区域内制定相应的旅游发展政策与管制措施,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平泉县生态功能区划与主体功能区划研究

探讨生态功能区划和主体功能区划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对主体功能区划的思路、指标、技术方法等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应用于县级区划实践。结论如下:1)生态功能区划与主体功能区划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前者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功能,后者以调控和规范区域开发行为为主要功能,作用范围更广且作用力更强。2)建立主体功能区划的5个约束性指标,即生态系统弹性力、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提出"反规划"的区划方法和技术路线,即按照禁止开发、限制开发、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顺序进行主体功能区划。3)首次对平泉县进行两区划的同步编制,将全县划分为2个一级生态功能区和7个二级生态功能区,在此基础上进行4类主体功能区划分,并提出相应的空间管制措施。     

淮河流域空间开发区划研究

主体功能区划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但以行政区为基本划分单元的划分方法仍然没有遵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规律。论文将流域生态系统完整性规律引入到主体功能区划思想体系,以淮河全流域30mDEM为数据基础,运用Hydrology模型进行四级子流域划分及科学编码,以此为研究单元从空间开发约束、空间开发强度和空间开发引导三个维度构建空间开发区划指标体系,运用格网方法归并多图层要素进行流域空间开发区划,以精确反映流域覆被特征与图层对应关系,体现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特征,同时也突破了主体功能区县域单元传统划分方法的行政区限制,最终将淮河流域划分为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农业发展区、限制开发区、生态保护区,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金沙江中上游限制开发区产业结构整合与战略定位研究

限制开发区主体功能定位下,确保区域主体功能的发挥与维持区域经济的稳步发展成为这一类主体功能区面临的重大课题.历史基础薄弱、投入产出规模小、可进入性差、生态功能地位突出等成为影响金沙江中上游限制开发区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限制开发区域格局下,拟以生态经济平衡理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研究区域产业结构整合与战略定位,尤其是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区域产业特色化、规模化、生态化和市场化等问题.     

长江金沙江段生态屏障建设的功能区划——以昭通市为例

以昭通市为例,探讨生态屏障地区的功能区划方案。生态屏障地区是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4大类功能区中的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其目标是实施以国家、区域或流域生态安全为保障的生态系统恢复和保护工程。运用功能区划的基本思想,以昭通市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主要因子的评价为基础,借助G IS分析工具,以参评因子的空间态势为依据,划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功能兼备的主体功能区,为在中小尺度的生态保护地区划分功能区提供了研究案例。     

主体功能区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调整思路

主体功能区建设是推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但要从构想走向实际操作却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是自身需要完善和发展,在划分标准、划分层次、划分的基本单元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二是面临行政区利益的冲突;三是面临与各种空间规划或区划的衔接和协调;四是在实施保障方面,面临差别化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主体的明确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等问题.因此,主体功能区需要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建设:①选择合理的行政区单元;②逐步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编制;③平衡主体功能区与行政区的关系;④建立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核心地位;⑤完善主体功能区划的生态补偿机制.     

综合功能区划的区域实践——以东北地区为例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对国土的开发和利用进行规划的 空间发展观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空间组织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本研究基于对东北地区空间发展 的总体情况的概观, 结合利用GIS 数据库分析所获的区域开发综合评价结果, 遵循一定的区划原 则, 获得了东北地区未来振兴的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初步方案, 对于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编制, 尤 其是空间总体布局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 同时本研究所遵循的“全局判断———分区评 价———方案确定”的基本框架对于其他区域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三维魔方的芜湖市域主体功能区划研究

按照一定的分区原则,运用适当分区技术路径,合理选择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从资源生态保护度、社会经济发展强度、发展潜力3个方面分别进行指标评价,将评价单元划分不同等级.在此基础上,采用三维魔方法,构建魔方单元与主体功能区对应关系,将市域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适度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定性确定禁止开发区域,分区评价及提出相应发展策略.     

流域主体功能区划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以长江流域为例

在对国内外空间区划与流域规划研究成果评析、主体功能区划与流域规划关系梳理的基础上,针对目前自然单元主体功能区划不足与流域协调发展实践需要,以长江流域为例,开展流域主体功能区划理论与方法研究。阐述了流域主体功能区划的内涵与特征,提出其本质是主体功能区划与流域规划的有机结合体,进而构建区划逻辑思路与方法路线。基于科学性、系...     

海洋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研究

海洋是国土空间的特殊组成部分。构建一套科学合理且兼具海洋特色的指标体系,是海洋主体功能区划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在充分考虑海洋空间特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海洋主体功能区划指标的设计原则,构建了内水与领海、海岛、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体功能区划分类指标体系,并针对海洋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设置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根据不同海洋空间的特性设置海洋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对于海洋空间区划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人地系统耦合框架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策略——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在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大工程背景下,构建科学合理、面向区域发展与公众需求的规划策略是地理学和生态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基于人地系统耦合框架,分析从生态修复规划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在规划思想、目标、性质、对象、路径等方面发生的转变。以人地矛盾突出的典型区域——粤港澳大湾区为案例,分析大湾区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形势,从发展人地和谐的生态修复战略、整体保护生态空间、充分发挥生态要素综合功能、强化机制保障等方面,构建了问题识别-战略引导-整体布局和分区施策为主线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策略和思路,以延拓人地系统论,丰富规划理论和方法,为其他地区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借鉴。     

关于重点开发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的思考——以河南省为例

论述了主体功能区划在国土空间布局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意义,认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向中部地区转移是一次全局性的战略抉择.着重阐明了重点开发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即:通过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聚集,培育促进全国经济长期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新的增长区域,提出了推进形成重点开发区域的财政、投资、产业、土地及人口管理政策,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发展动力机制与实证研究

随着沿海发达地区民间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大量的民间富余资本从沿海发达地区流向内陆欠发达地区,众多的制造产业也开始大规模地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在这一背景下,欠发迭地区的工业园区建设如火如茶。为了总结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并进一步探索工业园区发展的内在规律,文章从分析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特征入手,通过区位、成本、政府作用、外部辐射及制度文化因素等多个方面对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并结合实例对理论分析作了初步验证。     

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下新疆民生质量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主体功能区定位决定区域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各类型区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质量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本文基于新疆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民生发展实际状况构建民生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2005 年和2014 年各主体功能类型区的民生质量,并结合差异贡献率动态分析各类型区民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类型区民生质量存在显著差异,重点开发区最优,重点生态功能区最低;尤其是收入与消费、文化与教育和生态与环境方面水平差距日益拉大。（2）各类型区民生质量发展侧重点各有不同,在文化与教育方面呈现水平共同下滑趋势。（3）各因素对于影响类型区民生质量差异的作用效果不同,收入、消费、交通设施、信息化、医疗卫生和生态平衡水平等成为拉大民生差距的主要因素。（4）收入消费水平和交通设施水平对拉大类型区民生质量差距的强度最为突出,生态平衡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对拉大差距的程度逐渐加强,社会保障水平和教育水平对缩小差距的作用最强。基于上述分析,对缩小新疆主体功能区民生发展差距,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东北地区工业基地演化路径研究

东北地区的工业基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做出过突出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工业明显衰退并逐步成为问题区域,产业转型是破解发展困境的关键。论文构建了工业基地识别指标体系,从全国尺度对1985、2001和2010年东北地区工业基地进行识别和筛选,分析其演化特征,探讨不同类型工业基地的产业演化路径。研究结论：① 整体工业地位显著下降,多数基地产业结构单一,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装备制造业发展尤其缓慢;② 资源型工业基地一直维持单一产业主导的发展方式,产业转型应当在资源开发的同时向资源深加工方向转变,从而发展成为新型原材料基地,或延伸产业链,建设能源、基础原材料和装备制造的综合工业体;③ 成熟型工业基地的产业组合方式由多种行业组合向双行业主导的轨迹演变,未来发展应继续依托产业园区,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④ 衰退型工业基地产业组合由多种产业组合发展向单一产业主导的方向演变,未来应依托所在区域的一体化分工,逐步推进自身的工业发展。     

基于城乡转型功能分区的京津冀乡村振兴模式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现代乡村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核心在于破解乡村地域系统的“五化”问题。乡村振兴的模式及路径探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乡村地域辽阔、类型差异万千,因此乡村振兴发展策略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到区域的差异化特征,并在乡村分区、分类的基础上开展乡村振兴模式的探索。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范围,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构建城乡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城乡转型的发展轨迹进行功能分区,并基于分区进行乡村振兴典型模式的梳理,以期形成区域发展样板,为京津冀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并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模式的梳理提供研究思路和技术支撑。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ary models of industrial bases in China

The rapid progress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en manifested in space a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a series of industrial bases. Employing data from the years 1985, 2001 and 2010, this paper carries out differentiation, screening, and categorization of industrial bases in China. It then analyses the evol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industrial bases and explores different paths of growth according to their scale or types, and summarizes the general pattern for their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China’s industrial bases as a whole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spatial sta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n 1949: decentralized development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gradual concentration in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balanced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By 2010, China had a total of 251 industrial bases and had thereby established the overall spatial map of its industrialization. As industrial bases expand in scale, their industrial structures develop from homogenization to diversification, and then again from diversification to competitive optimization. Leading industries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industrial bases constantly evolve along the track of light industries, basic materials industries,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Meanwhile, the key factors in their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factors of production like resources and labor to new ones like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growth paths between large, medium, and small bases. Small industrial bases primarily rely on natural resources to maintain development through a single leading industry, medium industrial bases gradually become more comprehensive in their industrial compositions, and large industrial bases evolve in the direction of a combination of basic materials industries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