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跨界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协调测度与互动分析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构建跨界旅游区旅游发展系统与区域发展系统之间的耦合模型和相应指标体系,同时,引入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测度旅游经济边界效应。以太湖跨界旅游区为例,对跨界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度与协调度进行测度和互动分析。研究显示,假定太湖旅游区为无障碍旅游区的理想情形下,各区域层级耦合协调度值多数处于0.802～0.861,太湖旅游区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极度协调,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但考虑到目前旅游经济边界效应之后,发现从整体到省级、市级层面太湖跨界旅游区与其所在区域的耦合度数值均有所下降,处于0.082～0.549,这说明行政区经济对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发展阻滞作用较大。消除旅游经济边界屏蔽效应,促进要素流通,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利于跨界旅游区和谐健康发展。     

基于社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测度及转化

行政边界是跨界旅游区空间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边界效应测度是分析其影响性质、方向与程度大小的重要尺度。借助社会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等网络指标,构建了跨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和节点边界效应两类测度指标,以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为例,对其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省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显著大于跨县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边界两侧的整体边界效应也存在分异;跨省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高于跨县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其中非显著性的节点主要集中在景区管委会、旅游局、景区经营公司等社会组织。边界效应大小取决于行政边界的层级、地理交通、边界两侧旅游发展水平和成熟度的差异、情感认知等因素。跨界旅游区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的源动力来源于旅游资源共生性、利益主体对旅游市场拓展意愿,根本动力来自于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要求,并提出相应的转化途径。基于社会网络的边界效应分析法为研究跨界旅游合作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② 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③ 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④ 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跨界旅游区的组织网络结构与合作模型——以大别山天堂寨为例

跨界旅游区是旅游发展潜力大而管理对象复杂的地理单元,成为旅游地理学区域性研究新焦点。立足于组织际关系(IORs)和社会网络理论方法视角,剖析出跨界旅游区空间合作行为实质为跨界旅游组织之间接触交流的网络构建和重组。在相应的社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对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网络结构和跨界合作进行实证分析,并经核心—边缘模型验证,表明:①从网络密度看,天堂寨整体网络密度较局域网络密度小,呈现出行政区内的强联结和行政区之间的弱联结,网络结构洞特征凸显;低层级行政区之间网络密度大于高层级行政区之间的网络密度;跨界维度越多,网络密度越小,说明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②从网络节点中心度看,局域中心度最大,整体中心度次之,边界中心度最小,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旅游行政区经济存在且相当强势。③根据Francisco的组织际合作关系整合模型,发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合作处于由弱合作阶段向中合作阶段过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各方共识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采取组建跨界旅游联盟,进而提高跨界合作强度,是实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2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3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4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基于交通网络视角的跨界旅游区合作的微观机制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旅游跨界合作扩大了旅游的场和域。武陵山区作为典型的跨界旅游区,其地域交通网络系统日益成为影响当地旅游合作格局的重要因素。在识别跨界旅游合作主体并分析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对当地政府、旅游企业、行业组织三大主体进行调研,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交通网络优化下的旅游合作模型,探讨交通网络对跨界旅游区合作机制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研究发现：① 交通网络优化对旅游合作条件、旅游合作意识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合作条件、旅游合作意识对旅游合作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交通网络优化对旅游合作行为有间接影响作用,且通过旅游合作条件和合作意识两条路径对合作行为产生正向影响。② 基于各主体在旅游合作进程中的地位不同及其关注点各异,跨界旅游合作机制也存在差异性。研究结论对武陵山区开展跨界旅游合作和旅游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试图为其他跨界旅游区开展纵深协作融合提供有效借鉴与指导,也可为其他区域旅游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跨界旅游区合作的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跨界旅游区旅游发展潜力大而问题复杂、矛盾突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地,成为区域旅游发展研究的新焦点。从空间属性、功能属性、供需属性、边界属性、合作内容、组织属性等方面总结出跨界旅游区合作的6个特征。以中国山岳型跨界旅游区大别山天堂寨为例,揭示跨界旅游区合作影响机制是一个由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的影响因子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循环反馈系统。其中宏观影响因子涉及区域层面,包括区域经济因素、区域社会文化因素、区域制度因素和区域区位因素等,中观因子涉及组织层面,包括组织价值和文化、组织机构、组织历史、组织制度和组织网络等,微观因子涉及利益主体个体层面,包括利益主体的价值观、专业知识背景、个性特征以及对景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感知、态度和行为等。     

基于可达性技术的长江三角洲旅游区划

区划一直是地理学的核心研究领域,本文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尝试探讨新时期下基于GIS技术的旅游区划分方法。以可达性空间表达技术为基础,通过对旅游点、线要素的相对系统分类,分别对所有A级景区、4A级以上景区和县级城镇、地级及其以上城市可达性进行测算,并分别计算了各自的腹地范围。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时间阀值下腹地范围变化的判断,进行旅游景区腹地范围的空间合并,并对各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最终将长江三角洲划分为5个旅游大区、27个旅游亚区和85个旅游小区。并进一步从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的组合角度,对现有旅游小区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据此构建长江三角洲综合性旅游服务中心等级体系。     

基于旅游客流的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优化——以泸沽湖为例

以四川、云南省交界处的泸沽湖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和网络游记,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构建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旅游客流视角,探讨其旅游空间网络结构、节点功能角色及边界屏蔽效应,最后得出泸沽湖旅游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旅游空间网络呈现中北部密集、南部疏松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环湖旅游客流同时具有环状和节点状线路选择趋向,受边界效应影响,整体网络存在边界客流断裂现象,分片区旅游客流则呈多核心辐散状;② 泸沽湖环湖15个旅游村寨节点可分为旅游核心、次旅游核心、重要旅游节点、一般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5 种角色类型,同一类型旅游节点在中心性指标上有相似的模式特征;③ 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泸沽湖省级行政边界两侧整体边界屏蔽效应大致相当,而节点边界屏蔽效应分异显著,四川片区节点边界效应显著的节点比例明显大于云南片区;④ 泸沽湖跨界旅游空间网络结构总体呈现“五级旅游基地、六条旅游轴线、三级旅游系统”的空间格局,并提出川滇共建景区管委会,统一资源产品开发、品牌构建和市场营销,发挥小洛水、达祖的跨界旅游通道职能等优化路径。     

新疆旅游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驱动机制

采用修正引力模型及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新疆旅游经济网络模型,以2004,2010,2016年为时间截面,从社会网络角度分析新疆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变,并使用QAP分析,探讨旅游经济网络演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新疆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经历了"非均衡—均衡—相对均衡"的发展过程,以乌鲁木齐为核心的空间格局向多核心协同发展的模式演变,核心-边缘结构渐趋弱化;旅游要素集聚与扩散、交通建设、技术进步与创新、对外开放、旅游资源禀赋共同驱动着新疆旅游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扩展优化。     

云南、广西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及社会网络演化——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前后的比较

云南、广西两省区是我国通往东盟各国的主要陆路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着较为突出的地缘优势。以“一带一路”建设前（2013年）和建设期间（2017年）的数据作为时间截面,采用旅游开放度、旅游经济联系量和社会网络联系等指标,分别对云南、广西两省区与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和社会网络关系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云南、广西两省区与东盟各国的旅游开放度、旅游经济联系量均有很大提升,但与排名靠前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云南与东盟的社会网络联系高于广西,并向较高的网络中心度和网络结构方向演化;云南、广西两省区欲发展成为“面向东盟的辐射中心”或“面向东盟的国际通道”,还需继续加大力度发展与东盟各国的跨境旅游合作。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形成机制

跨境并购是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途径,对世界经济地理格局演化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7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记录数据建构网络,借助复杂网络分析、GIS空间技术以及引力模型等方法,对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规模、密度、范围均有小幅度增长,并存有去中心化趋势。② 全球跨境并购方和标的方的空间分布重心出现由西（欧美）向东（亚太）转移的迹象,其首要推动者为中国,但中国跨境并购联系的出入口依赖于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地区。③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社团的空间组织范围总体与世界大区的范围保持吻合,其中全球最大的社团由英美主导但其凝聚范围出现收缩,中国主导的亚太社团凝聚范围得到扩大,德法主导的社团对欧洲进一步整合。④ 研究期内国家（地区）科技发展水平和离岸金融中心等属性要素,以及国家（地区）间地理、语言以及历史的邻近性要素始终是驱动网络形成的重要动力,而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市场规模指标在2009—2017年对跨境并购联系的形成只产生了单向（接收或发出）影响,经济邻近性作用失效。     

哈大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供需市场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景点可达性的分析

本文基于GIS技术,以景点可达性为切入点,从市场供需的视角,依据市场供需的影响因素将潜力模型进行分解,得到旅游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潜力模型。研究发现：①哈大高铁使东北各地到区域内各旅游景点平均时间压缩2.5 h左右,填补了东北一日游市场区的空白,拓展了两日游市场区的范围,形成以高铁为轴,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一日游、两日游及七日游为主要形式,向高铁两侧和中心城市周边依次扩散的圈层+轴带状区域旅游空间形态。②东北城市旅游供需潜力变化均呈现随到高铁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现象,促使供需市场向高铁沿线集聚,带动了高铁旅游经济带的形成,并导致东北旅游空间集散特征更加明显。③高铁对短期游(一日游、两日游)供需市场的带动明显好于七日游市场。④基于旅游可达性,以城市为基本单元,根据核心—边缘理论,结合旅游供需潜力发展状况,将东北城市旅游市场区划分为核心区、外围区、过渡区、边缘区4类。本文认为,应以高铁等快速交通方式和旅游枢纽城市为依托,进一步完善旅游景点的交通网络,促进区域旅游供需空间网络的优化与对接。     

海峡西岸城市群旅游经济网络演化的动力机制与因果组合配置

以海峡西岸城市群为例,通过修正引力模型构建旅游经济网络,依托“增长极”理论,运用QAP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探讨旅游经济网络驱动因素,并运用fsQCA方法探讨其因果组合配置策略。结果如下：(1)海峡西岸城市群旅游经济网络空间结构呈东部沿海地区网络相对密集、中西部网络稀疏特征。(2)地区经济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是其核心驱动因素;各影响因子对促进旅游经济空间发展的影响强度均较高。(3)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显示,各影响因素在旅游经济网络系统中处相对优势地位,旅游经济空间发展核心驱动因素明显,其中,以地区GDP、对外开放程度最为突出,这也体现为旅游需求不断提升以及旅游供给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的趋势。研究最终识别出两种因果组合配置方案。本研究有助于实现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发展优化及管理。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协同合作模式

以2008年、2012年和2016年为时间截面,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借助软件Ucinet 6.0分析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网络特征,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发展的协同模式及对策建议。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总量快速增长,城市间联系逐渐密切,向均衡方向发展;在流向上,广、港、澳为资源要素流出的城市、其余城市担任接收角色,整体网络扩散效应大于联动效应;网络密度与节点中心性整体上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可划分为广州-佛山、香港-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澳门3个不同的凝聚子群。基于“分层网络协同发展”思路,提出“旅游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合作圈-全域旅游目的地网络”的路径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空间的合作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