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的形成机制及其定界：以北京为例

源于欧美的大都市区,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形成机制和联系形式。对北京的研究表明,其形成主要由中心城市工业化的扩散和农村非农业化两种过程所决定,并据此提出了中国大都市区定界的初步方法。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中国已经出现了都市连绵带。     

中国西部城市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以成都市为例

绅士化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一种城市社会地理现象,对城市绅士化运动的实证研究是近年来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很少以西部城市为案例进行研究.本文以成都为例,利用质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和深度访谈法探讨了西部城市的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成都市绅士化运动的产生主要是政府政策、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商推动和居民个人意愿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绅士化运动的萌芽期、成熟期一直到最后完成一个周期,都是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除了在形式上表现出多样化外,在形成机制上也表现为复杂化,并且发现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已与西方国家城市绅士化运动在现象和形成机制上具有相似性.     

地理边缘区经济发展过程与机制分析——以海南西部为例

地理边缘区因其交接过渡的位置而使资源环境具有特殊性,使经济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落后性）．探讨边缘区经济发展规律有益于寻求该类区域的合理发展路径,改变落后状态．海南西部地区是典型地理边缘区,对其近现代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剖析中发现,其经济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初级产品与重工业化特征,地理边缘区的属性与功能在这些经济特征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理边缘对其发展机遇（环境）、发展条件、产业选择均有影响,其中行政边缘区属性影响最为显著．     

城市传统商业中心内部结构及形成机制研究——以厦门市中山商圈为例

传统商业中心在所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历史文化、地方民俗的传承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商业中心受多重动力机制的作用而形成其特有的内部结构。外部动力机制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区位环境、心理环境等,内部动力环境包括资源构成、体制构成和商业作用等。本文以厦门市传统商业中心中山商圈为例,通过对其内部结构的调查研究,揭示其内部结构与其形成机制的组织关系和客观规律．为商业中心建设发展的各方决策参与者提供参考依据．     

社区营造进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例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三大自然区过渡带生境质量时空差异及形成机制——以榆中县为例

以地处三大自然区过渡地带的榆中县为案例,分析了1995-2015年县域及内部分区生境质量演变的时空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并探索了生境质量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结果表明：① 全县生境质量变化保持稳定并略有提升,县域内部生境质量变化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的三级梯度特征;② 全县生境质量的地带间与地带内差异均趋于缩小,北部黄土高原区持续加大,中部平原区连续下降,南部山区则先缩小后增大;③ 全县及县域内部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因为地理尺度的差异而不同。自然环境变量对生境质量变化发挥着基础和关键性的作用,社会经济变量呈现出减小的态势,而政策调控变量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则越来越大,各因子间的协同增强效应推动了生境质量的变化。     

边缘型旅游地特征、形成机制与发展路径——以安徽省宣城市为例

边缘型旅游地的开发建设是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时代面临的重要命题。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消费者消费理念的转变,一些边缘型旅游地开始逐渐成长为区域旅游发展的"潜力区",研究空间与研究意义日益凸显。以具有典型边缘性特征的宣城市为实证,从区位空间、旅游资源、旅游形象、旅游交通和旅游经济等角度剖析其多重边缘化特征,探讨边缘化形成的主要机制。地处省际交界区、地域特征典型性不足是边缘化形成的自然诱因,周边核心旅游地遮蔽效应显著是边缘化形成的空间致因,经济支撑能力薄弱是边缘化形成的经济制因,政策惠及偏少是边缘化形成的人为促因。边缘型旅游地应实施多元比附、突出个性差异、完善要素建设的发展路径。     

试论新构造运动在土壤形成和分布中的作用：以中国西部为例

从土壤发生发展的角度，简要综述了土壤形成因素学说的基本观点，进而结合中国西部地区，重点从７个方面论述了新构造运动在土壤形成和分布中的作用，提出了新构造运动是土壤形成和分布的又一重要因素。     

浅析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对近年文化地理学核心刊物中相关文章的梳理

新文化地理学是英国一批文化地理学者在1980年代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它与传统文化地理学有所不同,区别之一在于是否关注电影、文学作品、绘画等文本所再现的地方性。近年在英美文化地理学的核心刊物中,许多文章研究了由文本再现出来的地方性。地方性是文化地理学最主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它是文化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结合的关键概念。梳理这些文章,旨在归纳出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分析结论如下:① 文本可以通过再现3种内容来建构地方性:当地的景观、日常生活实践和业已消失的文化;② 文本再现地方性的机制多来自人们的意识形态需要,"我"与"他者"的精神诉求不同,再现的地方性也不同;③ 文本的再现对地方性既会有强化作用,也会有削弱作用。归纳出这种三种结论后,尚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下问题:在地方性的形成中,文本的作用是否是或缺的。如果不是或缺的,而是必须的,那么文化地理学者则必须研究文本中再现的地方性。     

Locating art worlds: London and the making of Young British art

The international prominence of Young British art (YBa) in the 1990s gave London a contemporary art movement to match its role as one of the world's key centres of art exchange. Examining the rise of YBa in retrospect,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difference place makes in helping to shape the (hi)story of art. It is argued that London's established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art centre was crucial in providing the density of networks, associations and facilities necessary to sustain an international art m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YBa's success can be linked to London's changing status as a cultural capital, as well as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business of contemporary art.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ways i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art world is dominated by networks formed within and across a limited number of world art cities.     

“文创+”历史街区空间生产的系统动力学机制——以珠海北山社区为例

在城市历史街区经济发展与空间演变的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入为城市更新与历史街区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研究使用定性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质性数据构建因果循环图,对珠海北山社区的空间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最终得到由5个正反馈回路与1个负反馈回路构成的空间生产动力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政府对城中村的规划改造与居民的空间让渡是北山空间再生产的开端;② 文化企业家的进入创造了新的空间主体与社会关系,对历史建筑空间进行了更新与再利用,打造了新兴文化创意空间;③ 游客的多元化旅游感知与媒体传播对北山进行了信息再生产;④ 空间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了北山多重属性相互交融的空间,复杂并趋于稳定,各个利益主体在博弈与妥协中达到相对平衡。在回路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将“资本三重循环”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模型相结合对北山社区的空间再生产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为历史街区的发展转型机制提供具有系统预见性的新工具,并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生成周期视角下旅游业内部绩效评价及其影响机制——以张家界为例

在旅游业绩效内涵及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界定旅游业内部绩效概念及其特征,从产业生成周期视角,评价和探讨旅游业内部绩效及其影响机制。采用1989-2013年张家界旅游相关数据,结合小波分析、耦合—协调模型和路径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发现：① 出现期,张家界旅游处于投入阶段,产业结构极度失调,高度化上下波动,内部绩效均值为1.199;② 生成期,旅游经济快速增长,结构合理性中度失调,高度化周期波动,内部绩效均值为6.265,经济绩效表现较好;③ 发展期,旅游经济绩效经历了三次下降,产业结构优质协调,高度化在调整中稳步前进,内部绩效均值为47.885,结构绩效表现较好;④ 影响机制：总体来说,经济水平、交通、旅游总需求社会固定资产和政府支出是主要影响因子,但不同阶段作用机理有所差异。研究对张家界旅游业理性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科学指导意义。     

文化产业空间尺度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以西安市为例,利用绕城高速内文化企业空间点数据,借助ArcGIS 9.3软件创建不同尺度方格网并计算格网内文化企业点数和密度,运用基尼系数、Global Moran's I指数和Kriging插值来探讨文化产业空间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研究尺度的增大对文化企业空间集中程度具有“稀释”作用,稀释能力随着尺度的增大而减弱,这种稀释作用具有一定的尺度“阈值”;② 格网尺度超过1.5 km×1.5 km时,集中程度随尺度变化较小;③ 根据基尼系数和Global Moran's I指数的变化情况,将文化产业空间分为三个尺度层次,微观尺度（0.1 km×0.1 km~0.6 km×0.6 km）下自相关系数随尺度增大而快速增大,中观尺度（0.6 km×0.6 km~2.8 km×2.8 km）下高水平波动,宏观尺度（2.8 km×2.8 km以上）下趋于稳定;④ 从微观到宏观尺度,文化产业沿着散点—极核—轴带—团块格局演变,文化产业的尺度效应是由空间单元划分引起相邻文化密集区的空间重构造成的;⑤ 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进行文化产业规划和制定相关政策时,应针对文化产业不同尺度的空间特征做出不同层次的安排,以利于文化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城市之浮现——上海M50与田子坊个案

本研究从深入访谈与田野调查方式,藉由城市区域上海之田子坊与M50等案例,突显结合文化创意与在地空间文化的环境规划概念之“软实力”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城市规划忽略了地方特质,而单以振兴经济、整齐化与现代化为主的空间发展“硬实力”来治理城市。本文个案所强调的是,不同于北美、台湾或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参与小区改造过程,同时也回异于传统城市规划之静态的、单以目标导向为主的旧区改造或分区计划。研究成果在于例证了,上海另类的城市规划的伙伴关系与地方结盟,更能弹性的调节空间文化资产保存,并扣连创意阶级和普罗大众消费习性,带来区域城市上海的创意、创新的空间产业的效率化与特色化集聚现象。     

中国城市市辖区的空间结构及演化机制

本文提出了市辖区6种空间结构类型：圈层式、组合式、并排式、独立式、包围式及飞地式,并总结了6种类型的主要特征。通过对中国市辖区分布格局及演变分析,发现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市辖区数量越多、人口密度越大。6种类型城市分布情况为圈层式结构城市集中在东部地区,组合式结构城市在东北地区分布最密,独立式结构城市大多分布于中西部,包围式结构城市中部地区最多,并排式和飞地式结构城市在全国分布比较均衡。市辖区空间结构的一般演化路径为“独立式-并排式-组合式-圈层式”,圈层式结构会继续优化,通过“内城合并、外城扩张”向第三、四圈层发展。文章最后分析了增设、拆分与合并市辖区三种行政区划调整方式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失效过程分析及影响机制研究——以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哈尼娃”为例

包括公共艺术在内的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以下简称“艺术乡建”),旨在通过乡村新文化景观的再造和空间重构,传达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理想愿望。然而在艺术乡建的热潮之下,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艺术乡建的失效案例,缺乏对消极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的探讨。论文以一个以雕塑视觉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的公共艺术项目“哈尼娃”,一个构建与外部公共空间相协调的公共艺术场景为例,通过对起始、运营及后运营3个阶段的历时性过程分析,总结了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失效机制。研究认为：艺术话语构建而成的“艺术世界”与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价值错位,依赖于艺术家的单向培育,难以短期内形成乡建的“共同体”和持久的社会效应。权力主体、参与的行为主体及受众群体的波动和变化,都将对艺术实践的价值目标转化造成负面影响。在不同发展程度的乡村中,艺术乡建在面临着可操作性问题之外,更在根本上遭遇社会结构性问题,单一的艺术实践缺乏解决乡村问题的能力。对失效影响因素和过程的讨论,是对艺术乡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启发未来的具体实践。     

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与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构建了计划经济时期和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分布的理论模型,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同类模型了对比研究,以兰州市为例,利用高精度卫星影像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数据,采用GIS和数理统计方法,利用容积率指标,分区、分行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由中心到外围的空间变化规律并不相同,而后者居于前两者之间,存在向市场经济空间模型靠近的趋势;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期的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由中心到外围为商务→住宅→工业→农业模式;转轨期容积率比计划经济时期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住宅、商务等建筑容积率的空间分布模型更接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模型;住宅、商务、工业等建筑容积率依次递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住宅、商务用地的向心分布和工业用地外迁的现象。     

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与机制——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

从构建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解释框架入手,以东北地区为例,探究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可划分为“经济低速增长,城镇化与人口发展停滞期”与“经济波动,城镇化稳定发展,人口转型期”两大阶段。② 伴随经济社会转型,东北地区发生土地利用转型。转型特征主要表现为：在数量上,区域耕地规模持续扩张,但增速放缓,耕地内部水田占比上升;林地与草地规模持续缩减,但下降速度放缓;区域建设用地加速增长,增长主体由农村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在空间上,耕地分布重心持续向东北方向移动,林地与未利用地分布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建设用地与草地分布重心呈现显著的转折特征。③ 东北地区土地利用转型是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由冲突到协调的持续性重构过程。区域功能定位以及经济现代化与城镇化是导致土地利用转型的核心因素。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是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与政策影响下的社会-经济变化诱发路径综合作用的结果,两者间存在耦合与拮抗过程。前者决定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方向,后者决定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速度与强度。     

灌区中居民点与水土资源邻近关系——以张掖绿洲为例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的核心在于水,核心区域在于绿洲。灌区是构成绿洲的最基本单元。论文应用最邻近距离指数(NNI),分析了张掖绿洲灌区中居民点与水浇地及渠系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在张掖大小共39个灌区中,有22个灌区的NNI值<0.5,灌区中居民点总体表现为聚集分布态势,但空间差异明显,沿山灌区居民点聚集程度明显高于绿洲中腹灌区,映射出不同灌区水资源的基本约束力。从微观角度考察,居民点与水浇地、渠系、道路之间的平均临近距离从沿山独立灌区-绿洲边缘灌区-绿洲中腹灌区逐步增加,说明沿山灌区水浇地、渠系与居民点的关系更密切。灌区中居民点与渠系、水浇地表现出显著的"亲水型"和"亲地型","质点"(居民点)-"廊道"(渠系和路网)-"域面"(土地)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