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分布演化及作用机制模拟研究

利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了京津冀都市区1995-2007年经济分布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入经济增长分布模拟模型进一步模拟研究了其经济增长驱动力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①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增长分布形态经历了"双峰状"→"单峰状"→"双峰状"的演化过程。②资本深化、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空间依赖效应对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增长起显著作用。③资本深化和技术效率对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增长分布演化起重要作用,而技术进步、空间外溢效应和误差分布效应则没有显著的作用。④资本深化分布的变化和技术效率综合作用效应的变化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分布演化的驱动力,并通过资本深化的分布效应和技术效率的综合作用效应这两个渠道对其经济分布演化产生影响。⑤对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不一定能够影响到其经济分布的演化,基于分解技术的经济增长分布模拟模型,并利用理论分布和实际分布差异性的统计检验可以识别真正影响其经济分布演化的因素及其作用渠道。     

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的空间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研究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新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关系;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对传统收敛模型加入空间项构建了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而对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经济收敛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在1992~2003年经济增长存在收敛趋势,但由于强集聚效应,收敛率较低,内部差异仍很显著。     

空间依赖、空间异质与京津冀都市地区经济收敛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ESDA)划分出京津冀都市地区的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并在传统经济收敛模型基础上,运用空间俱乐部收敛模型和局部空间回归模型对京津冀都市地区经济收敛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京津冀都市地区已形成了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核心的中心区域和以张家口市、保定市为核心的环绕京津的外围区域,京津冀都市地区整体上存在微弱的经济收敛。其次,京津冀都市地区中心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空间外溢效应较大,加之中心地区接受知识、技术扩散的能力较强,存在经济收敛,并且收敛速度较快,而外围区域则不存在经济收敛。再次,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内部存在经济收敛系数结构的不稳定性。     

都市聚落系统的形成规律——递增报酬与幂次法则的计算机与数理仿真

幂次法则是一个普遍存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的现象,在都市体系中亦可观察到此一现象。过去的文献仅仅对于幂次法则现象进行了观察和解释,并未能完整地解释其形成的机制。本研究尝试由复杂理论中“递增报酬”的观念来探讨幂次现象的成因,采用计算机程序来仿真都市聚落体系形成的过程,并观察递增报酬与幂次现象之关系。该仿真包含了3 种不同的区位发展吸引模式,分别为相邻关系、规模吸引以及同时考虑规模与相邻的混合模式。计算机仿真显示：① 规模吸引与混合两种模式比相邻吸引模式能够更好地解释都市聚落的成长;② 依照递增报酬法则而仿真形成的都市聚落,与幂次现象呈高度相关。随后的数理仿真演算显示,幂次法则为一统计上的普遍现象,但在递增报酬等经济因素驱动下的都市聚落体系结构与真实的状况较为吻合。因此我们推测,递增报酬极可能是形成真实世界幂次现象的机制之一。     

京津冀都市区乡村振兴模式及其途径研究——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的静海区为例,利用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和区位等栅格尺度数据运算对县域乡村发展状况评价,通过对乡村发展度空间聚类分析,划分了乡村发展类型区,并提炼了乡村振兴极。研究结果显示：静海区经济、人口与区位要素的空间分异度明显高于资源环境要素;依据乡村发展度将静海区划分为商贸经济发展区（11.7%）、工业发展区（20.2%）、设施农业发展区（45.1%）和传统农业发展区（22.9%）;结合制度、产业、技术和人才等途径提出了适宜不同类型区的乡村振兴模式,引入先进技术,增加产业链条为主的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模式（Ⅳ、Ⅴ、Ⅵ类型区）;集聚零散产业,培养技术人才为主的企业规模化发展模式（Ⅱ、Ⅲ类型区）;增强设施辐射,产业转型为主的卫星城镇（中心社区）发展模式（Ⅳ、Ⅵ类型区）,对实现乡村振兴与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空间结构视角下的典型地区内部经济增长时空分异是近年来学界持续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构建的地区经济增长时空分异研究的理论框架,针对京津冀地区核心—外围结构的3类地区,将地区经济增长与经济水平指标相结合,使用相关统计变量、地统计分析方法以及面板多元回归模型对京津冀地区1994-2014年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及近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速往往伴随着经济总差异的扩张;地区分组组间差异是总差异的主体成分;地区分组组间差异和京津冀地区经济总差异呈扩张趋势。②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可划分为经济增长空间扩散—地区差异总体收敛、经济增速减缓且空间集聚—地区总差异扩张、经济波动增速并空间扩散—总差异波动上升、经济增速减缓并再次空间集聚—地区经济差异波动缓慢增加等4个阶段。③ 当前,经济增长的空间辐射主要表现为一级核心地区对邻近二级核心地区的带动作用,向外围地区的扩散尚弱。④ 核心与外围不同类型地区的参数估计存在显著差异,这体现了不同类型地区经济结构的梯度差距。     

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与国外大都市区比较研究

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不断成熟,良好的区域治理机制愈发重要。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积累了良好的基础,也面临许多挑战。为了更好地认识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模式的特征,提出优化建议支撑区域规划落实。论文立足比较研究的视角,以治理机制为核心,围绕参与主体、治理手段、协调机制3个维度建立起比较研究框架,概括总结了京津冀地区、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地区、日本东京首都圈、法国巴黎大都市区等首都所在区域的治理模式特征,并开展横向比较。结果表明：①多元主体参与是良好区域治理的基本特征,关键在于建立明晰的主体间权责关系;京津冀相比国外实践,虽主体多元,但权责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以设立承上启下的区域机构为契机,应加快梳理相关关系。②行政手段、市场手段与法律手段相辅相成,是保障区域治理效率的基础;京津冀相比之下更侧重行政手段,市场手段有限,法律手段相对薄弱;应优先增强立法建设,进而促使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相互平衡、良性互动。③多边协商机制是区域治理有序运行的保障;京津冀在决策中已有较好的协调机制,但矛盾仲裁与动态监管方面仍显不足;应加快健全整体协调机制,贯穿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     

基于市场潜能的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定量分析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市场潜能及其空间格局,并根据其强度划分为3个等级市场潜能区,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揭示其空间相关性随地理距离的变化规律。引入市场潜能变量作为测度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指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范围,结果显示：① 中国市场潜能空间分布呈“中心-外围”结构,具有从沿海向内陆阶梯状递减的趋势;② 市场潜能的空间自相关性随距离增加先上升后下降,市场潜能的强度不同,其空间自相关范围也有所差异;③ 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强度随距离增加呈“∽”型趋势变化,中国地级市经济增长的有效溢出范围为200 km以内,市场潜能越高,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性越强,溢出范围越大。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与空间分析

基于城市经济能级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进行等级划分,借助引力模型分析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变化,并利用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京津冀城市群和群内城市发展质量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发展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城市群内一级中心城市北京、天津的辐射影响突出,集聚效应明显,城市间联系的网络化趋势在增强;城市群内各城市发展质量分为发展良好、发展中等、发展一般3个层次,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发展质量指数高于河北11个城市,北京城市发展质量指数高于三大城市群内其他中心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化的发展促使城市群内城市发展质量和城市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呈"带状"结构发展。     

中国高校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及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逐步加剧,从2003年的“沿海-沿江”分布进一步演变至2012年明显集聚在长江三角洲及山东、湖北、重庆等少数省域;②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高校创新产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升;③ 计量结果显示,高校通过基础研究及产学研合作获得的创新产出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密度函数的实证研究

人口集聚与扩散是诠释区域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本研究使用区域密度函数考察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趋势及模式,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空间发展正逐步由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向心集聚阶段,向90年代的多中心集聚与核心城市腹地扩散并存的阶段转变。而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模式,即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同时,本研究建立动态VPM(Varying Parameter Model)模型,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主要受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及结构调整以及对外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将修正的Conley-Ligon模型与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法相结合,探讨了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溢出效应空间格局及其对经济水平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研究发现：2000-2013年,京津冀地区的县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在空间上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紧密相关的具有梯次性特征的核心-外围结构,经济发达的地区发出正向溢出效应的同时也获取了正向溢出效应,但总体上县域溢出效应的类型以负向溢出为主;受溢出效应的空间格局和以负向溢出为主要类型的影响,京津冀县域经济水平类型发生转变的概率较小,经济水平较低的县域难以发生类型的转移,经济水平类型发生转移的县域多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的邻接地带;在邻接县域间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下,相邻县域的经济水平类型的转移具有显著的同向性特征。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增长特征及其解释

根据1990年和2000年相关资料,对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数量增长和密度增长的特征加以分析,利用人口初始规模、区位条件、经济因素3类变量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对都市圈133个区县人1:3增长及其差异进行解释.计量回归结果发现自然条件和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是造成都市圈内人口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一个地区如果平均高程较低,人均GDP增长较快,第三产业发展较好、增长较快,接近中心城市、市场潜力较大,则人口相应增长较快.模型同样推导出,区位条件和经济因素都为影响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后者的影响作用更大.     

新经济地理学及其展望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起源、发展、遭受的质疑及未来发展趋势做一简要的评述.经济活动的地理因素一直是许多经济学家、地理学家、规划学者以及区域科学家所关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以数学建模为分析工具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了不断发展,但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模型在许多方面显得过于简单,受到了来自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质疑和批评.有鉴于此,新经济地理学今后的研究除了考虑要素流动性、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等关键因素之外,至少有3个可供未来研究的方向:扩展理论研究范围、加强实证研究、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福利和政策涵义.     

京津冀都市圈城镇体系演化时空特征

基于1985、1990、2000和2007年的非农业人口,应用位序规模法则、ROXY指数、城市影响力等多种定量方法,系统研究京津冀都市圈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的演化.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虽为"双核"结构,但一直处于分散发展趋势,京、津两个巨型城市的非农人口占京津冀都市圈的比重日趋下降;京津轴线为京津冀都市圈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