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珠三角区域经济的战略耦合与产业升级

借助全球生产网络(GPN)理论的视角,审视了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后发地区产业发展与升级的路径。通过阐述GPN框架的理论优势和分析逻辑,明晰了战略耦合概念的4种一般机制,继而以珠三角产业发展和升级历程为例,说明了战略耦合模式如何影响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路径,当前战略耦合演变的方式和原因,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文章认为珠三角当前基本已经走出"前店后厂"模式,产业发展的格局已经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其主要原因是战略耦合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了多样化的产业升级路径和成果。文章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更为平衡的视角,来解析以珠三角为代表的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的动态,揭示了后发地区的产业升级是一个多尺度、多路径的过程。     

从全球生产网络到全球金融网络：理解全球-地方经济联系的新框架

全球化带来的新国际劳动分工使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成为研究全球经济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框架。与此同时,金融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经济金融化在全球不同尺度下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网络。因此,金融已经成为GPN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更重要的是,金融化带来的逻辑也日益深刻地影响到GPN的演化和运行。尽管GPN研究日益重视金融的作用,并开始研究金融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获得国际股权投资或者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等方式融入全球资本市场,主要从生产角度理解地方经济融入全球过程的GPN难以对该现象深入分析。全球金融网络(Global Financial Network, GFN)为刻画和分析这个过程提供了新的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地方经济体通过高级商业服务业(Advanced Business Service, ABS)企业与世界城市(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管辖区产生联系,从而融入GFN。论文介绍了GFN的基本结构,探讨了地方经济融入GFN的主要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GFN未来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可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外部冲击下台资产业的战略耦合与本地发展韧性——来自永福高山茶产业的实证

区域经济韧性是经济地理学的热门议题,但对于区域经济的重要构成——境外投资产业在地方的发展韧性却鲜有关注。基于战略耦合视角,将境外投资发展韧性概念化为一种“关系韧性”,提出一种理解和分析境外投资发展韧性差异的方法。通过对漳平永福台资高山茶产业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分析永福台资高山茶产业应对外部冲击关键时刻的路径演化与耦合重构。结果显示：产业发展初期对大陆消费市场的忽视,致使永福台资高山茶产业缺乏对于疫情及台湾当局贸易封锁等外部需求冲击的抵抗能力,韧性较差;外部冲击下,永福台资高山茶产业被迫与海外网络脱钩,重新进行价值捕获与提升,而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国家政策主张则为其提供了耦合重构的“机会窗口”,永福台资高山茶产业的战略耦合模式由外向型战略耦合重构转变为以企业为主导、地方为基础跟随于国家发展政策主张的本土化耦合。在耦合重构过程中高山茶企业的空间粘性升高,根植动机更加充分,退出概率降低,耦合模式的转变促进了其韧性建立;永福台资高山茶产业在经历外部冲击后的实质性耦合重配和定位响应了国家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终端市场切换和衍生新产业方面获得战略耦合机构的支持。战略耦合视角能结合境外投...     

产业发展与区域创新中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基于搜索引擎超链接的分析

通过搜集和处理互联网中的关键词数据,测度了在产业发展和区域创新两个方面的长三角城市网络空间体系,并研究了长三角城市之间的网络协作关系。研究表明,网络信息空间所折射的长三角城市网络与实体空间中的城市网络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小城市表现活跃,以及网络信息空间所呈现的平面化网络特征。但本文的分析也表明城市地理区位、地理邻近性及网络信息传播的特征是影响城市网络差异的主要因素。总的来说,网络信息空间中的城市网络形成是一个复杂机制的结果,在信息传播和基础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持续演化。     

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电子信息企业总部集中于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核心的三大沿海都市圈,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其研发机构与总部区位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生产基地分布相对分散。由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中国城市网络,可划分为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类型,均以东部及中西部特大城市为网络核心节点。地方化型城市网络的企业总部节点城市较为分散,网络密度和连接度较小;全球化型城市网络则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对外联系程度相对较高。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从中可以发现崛起中的专业化城市。     

全球生产网络与本土创新网络的战略耦合动态——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为例

构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走出去"全球化下中国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识别企业战略连接类型,分析"引进来"全球化下生物医药全球生产网络(GPN)与本土创新网络(IIN)间的战略耦合过程;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GPN-IIN战略耦合目标实现的达成效率,并从静、动态视角探究其时空变化的原因。发现:(1)中国医药产业通过转口、代加工进入北美市场的难度加大,东盟、金砖国家成为其重要的出口对象,与欧盟加强贸易有助于其形成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2) 2000—2006年,多数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形成"两头在外"的产业布局,在GPN中处于被俘虏地位,大多内资企业学习能力不足,处于IIN边缘。2007—2013年,部分FDI企业由GPN价值链末端向高端转移,部分内资企业由IIN边缘向核心转移,但转移过程中具有强松脚性。2014—2019年,GPN-IIN战略耦合克服上一阶段嵌入不足、松脚性等问题,两者间的关系通道日益增多和稳固。(3) GPN-IIN耦合绩效经历了"大分散、小集聚→简单结构孕育→局部结构构建→级联秩序分异"的演变,在此过程中技术进步对其促进效果最强,规模效率次之,纯技...     

长三角地区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分析

不同于企业绿地投资优选最佳区位,并购投资的关键在于买方和标的企业间的配选、交易与整合,其时空动态性需要从并购双方地理分布格局、投资联系网络结构等方面进行刻画.本文以长三角作为研究案例区,通过企业并购投资数据库建构与多元技术方法应用,重点分析区域尺度的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研究发现:①长三角企业并购双方共同集聚特征明显...     

基于企业股权关联的城市网络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选取全行业企业的投资数据,通过逐一计算海量企业股权联系的所有可能链接路径,提出了利用企业之间联系研究城市网络的新思路。对长三角地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有向网络中,上海、杭州与合肥是区域资本集散中心。其中,上海是整个区域的链接枢纽,对江苏的辐射影响尤为突出。无向网络中,上海与杭州的核心地位明显,但淮北、衢州等边缘性节点的网络层级也大幅提升。上海、杭州与合肥加速了整个区域的一体化进程,南京的网络地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及社会网络——基于“流空间”的分析

基于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所构拟的资本流、人口迁徙大数据所构拟的交通流和搜索引擎指数所构拟的信息流构建“流空间”网络,对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与演进趋势进行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并对城市群内流空间网络结构进行探讨。研究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紧紧围绕广、佛、莞、深这一南北纵深的区域发展走廊,在信息流上呈现广州、深圳双核,交通流上呈现广州、深圳与东莞三核,资本流上呈现深圳单核发展的态势;城市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非均衡结构,珠江东岸成为珠三角地区功能集聚、要素流动与城镇联系的高地,在城市网络中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能力;发展要素在湾区城市间自由流动仍存阻碍,城市间呈梯度发展差异,广州、深圳不论在流要素的吸引还是输出上均大幅超出其他城市。要实现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物理层面真正的同城、协同或融合,一方面需要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通的壁垒,另一方面需要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战略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北大核心CSCD

当前经济全球化充满了不确定性,逆全球化带来的科学技术“卡脖子”问题成为当下最需创新研究解决的问题。但现阶段创新研究最新的理论成果——国家/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局限于内生性的理论视角,难以解决全球化带来的科技创新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梳理区域创新系统与全球生产网络间的理论异同,进一步利用战略耦合这一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要素,通过理论融合提出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21个城市的区域创新系统为例,基于理论梳理与回归分析,从创新基础设施、创新活动、创新绩效这三个方面出发,探究区域创新系统与战略耦合的联系与影响以验证框架。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发现:第一,战略耦合对于区域创新系统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影响并不完全是显著正面的,甚至存在负面的影响。第二,以出口为主导依附式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区域创新基础设施的促进及对区域创新绩效和创新活动的抑制;相比之下,市场换技术的互惠式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各个维度均有较好的促进作用。第三,对于广东省而言,港澳台资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外资,而其他外资对创新系统的具体影响更为复杂,未有稳定的模式出现。本研究通过向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中引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利用战略耦合理论,探明了战略耦合与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和影响,建立了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揭示了全球生产网络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复杂作用,为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研究提供了更为批判和辩证的研究视角,可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提供理性、科学的建议。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south China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Foreign investment, especially the capital from Hong Kong,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underlying the proces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region also has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balanced/unbalance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sue remains unexamined and critical analysis is needed to unveil the spati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ctiv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ffus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provincial capital, Guangzhou and tw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ear Hong Kong to surrounding areas is clearly identified. The diffu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open-door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nfrastructure. Four mod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re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spatial incid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shed ligh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apital.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区域 投资环境变化

通过对56家珠三角企业的调查,发现区位条件、政策法律、生产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是影响企业发展的5个最主要的投资环境因素。基于此,文章构建了珠三角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针对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变化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环境是有所弱化;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投资环境是有所改善。同时,从生产成本、区位条件、优惠政策和产业配套等方面对影响珠三角投资环境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推动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加强“三旧”改造、实现区域一体化等改善投资环境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建议。     

中国大都市区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助推器;其中,大都市区是科技活动的聚集地。在中国,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章通过分析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主要指标,阐述了3大都市区的科技发展态势,并运用熵值法和DEA模型方法,评价了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效率。通过研究发现,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科技发展态势及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以下特点：①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科技资源的主要聚集地;②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存在极化现象,创新单元分布不均衡;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创新水平整体较为一致,有望成为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③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效率整体优于京津冀地区。     

长三角地区多尺度城市网络空间演化及互馈效应研究

基于2003—2018年长三角地区跨国、跨区以及区内企业异地投资数据,融合社会网络分析、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长三角地区多尺度城市网络空间演化及其动态互馈效应。结果表明：① 全球、全国和区域尺度城市网络分别处于初步发展、稳步发展和完善发展阶段,各尺度网络均呈现出区域化倾向,以沪宁合杭甬发展廊道为支撑的网络空间结构正在形成。② 城市的全球与全国功能联系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城市的区域功能联系提升能够促使其融入全球和全国尺度城市网络,反之,城市的全球与全国功能联系提升却未能促进其进一步融入长三角内部城市网络,融入全球尺度城市网络甚至对城市的区域功能联系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多尺度城市网络互馈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并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相耦合。     

战略耦合影响下珠三角产业升级模式及测度

现有研究已经初步揭示全球化进程中战略耦合与区域产业升级的互动机制,但战略耦合及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仍缺少量化测度。为此本文基于关系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企业和区域两个维度构建战略耦合影响下的产业升级模式分析框架,并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初步定量实证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各城市均发生了产业升级,同时也存在地理尺度上的分异。其中,深圳表现出最优的区域整体升级,广州和珠海偏向于次优的企业升级,而东莞接近于产业结构升级,内卷化现象在珠三角城市尚未明显发生。② 战略耦合模式的差异显著影响产业升级进程,其中工业生产对港澳台资的依赖程度和外资企业的技术领先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③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发生显著改变,成为区域发展路径的转折点。越依附于港澳台资和其他一般外资进行生产的地区升级越慢,但港澳台资企业的技术领先水平越高的区域则升级更加明显,而一般外资企业的技术领先水平对于升级的促进作用消失。本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全球化下的产业升级理论,同时也是对关系经济地理学定量研究的一次积极探索。     

从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尺度重组

尺度重组是解释当前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工具媒介。文章以中国华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跨界合作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珠三角、大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3个“新国家空间”的尺度重组过程,揭示中国尺度重组的政治经济逻辑。研究发现,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在尺度网络中的地位,而中国的“新国家空间”形成主要依托中央政府推动,其发展目标的设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港澳特区政府、广东省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其他行动者在协同合作中将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之融合形成了“强制通过点”。纵观三阶段的演变过程,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     

海峡西岸经济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产业同构化的实证研究

产业同构化是目前国内各大经济区产业升级优化和彼此合作发展的瓶颈之一。选定海峡西岸经济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为研究对象,从三次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3个方面着手,应用相似系数这一指标,分别从静态与动态的角度着重分析海西区/珠三角区和海西区/长三角区的产业同构的现状与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依据分形理论中的R/S分析方法,预测其产业同构化的未来发展趋势,期望能够为海西区确定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提供理论依据。     

市场转向与产业升级路径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型家具产业为例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出现了由以出口为主转向出口和内销并进的发展趋势。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关注市场转向对制造业企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型家具产业为例,通过以深度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在出口转内销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路径。结果显示：在与中国国内市场进行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过程中,家具制造业企业分别通过网络式、企业内部协调式及市场型方式嵌入国内市场导向型的生产网络,并呈现出产业升级（upgrading）和降级（downgrading）等多元化路径。中国市场为家具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产业升级特别是功能升级的机会,但小部分制造业企业也经历着产品降级的过程。研究市场转向中的产业升级对理解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的崛起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对理解在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加工制造业转型具有实践意义。     

Restructuring th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emerging tension

The ri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as a promising workshop of the “world factory” in China has attributed to th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driven b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articularly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initiated in the late 1970s. Th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has embedded in the flexible institutions favourable for foreign investors and local authorities, via the salient entry mode, i.e. processing with supplied materials (lailiaojiagong). Since the mid-2000s, th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has undergone dramatic restructuring to cope with the cha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at global, national and regional and firm levels. Drawing upon the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in geographical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prevailed institutions conducive for the export-oriented processing have evolved into institutional inertia and territorial embeddedness as obstacles for the on-going restructuring, particularly the market reorientation from export to domestic sale. Moreover, difficulties of restructuring through the state-designated relocation have been heightened by the resistance from below and emerging state-firm tension.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of th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PRD has enriched the literature on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the context of dynamic global-local interactions, but also provided fundamental implications for formulating well-coordinated restructuring strategies among various institutions and concerned 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