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通网络视角的跨界旅游区合作的微观机制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旅游跨界合作扩大了旅游的场和域。武陵山区作为典型的跨界旅游区,其地域交通网络系统日益成为影响当地旅游合作格局的重要因素。在识别跨界旅游合作主体并分析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对当地政府、旅游企业、行业组织三大主体进行调研,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交通网络优化下的旅游合作模型,探讨交通网络对跨界旅游区合作机制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研究发现：① 交通网络优化对旅游合作条件、旅游合作意识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合作条件、旅游合作意识对旅游合作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交通网络优化对旅游合作行为有间接影响作用,且通过旅游合作条件和合作意识两条路径对合作行为产生正向影响。② 基于各主体在旅游合作进程中的地位不同及其关注点各异,跨界旅游合作机制也存在差异性。研究结论对武陵山区开展跨界旅游合作和旅游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试图为其他跨界旅游区开展纵深协作融合提供有效借鉴与指导,也可为其他区域旅游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跨界旅游区的组织网络结构与合作模型——以大别山天堂寨为例

跨界旅游区是旅游发展潜力大而管理对象复杂的地理单元,成为旅游地理学区域性研究新焦点。立足于组织际关系(IORs)和社会网络理论方法视角,剖析出跨界旅游区空间合作行为实质为跨界旅游组织之间接触交流的网络构建和重组。在相应的社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对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网络结构和跨界合作进行实证分析,并经核心—边缘模型验证,表明:①从网络密度看,天堂寨整体网络密度较局域网络密度小,呈现出行政区内的强联结和行政区之间的弱联结,网络结构洞特征凸显;低层级行政区之间网络密度大于高层级行政区之间的网络密度;跨界维度越多,网络密度越小,说明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②从网络节点中心度看,局域中心度最大,整体中心度次之,边界中心度最小,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旅游行政区经济存在且相当强势。③根据Francisco的组织际合作关系整合模型,发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合作处于由弱合作阶段向中合作阶段过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各方共识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采取组建跨界旅游联盟,进而提高跨界合作强度,是实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基于社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测度及转化

行政边界是跨界旅游区空间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边界效应测度是分析其影响性质、方向与程度大小的重要尺度。借助社会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等网络指标,构建了跨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和节点边界效应两类测度指标,以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为例,对其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省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显著大于跨县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边界两侧的整体边界效应也存在分异;跨省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高于跨县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其中非显著性的节点主要集中在景区管委会、旅游局、景区经营公司等社会组织。边界效应大小取决于行政边界的层级、地理交通、边界两侧旅游发展水平和成熟度的差异、情感认知等因素。跨界旅游区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的源动力来源于旅游资源共生性、利益主体对旅游市场拓展意愿,根本动力来自于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要求,并提出相应的转化途径。基于社会网络的边界效应分析法为研究跨界旅游合作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太湖跨界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协调测度与互动分析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构建跨界旅游区旅游发展系统与区域发展系统之间的耦合模型和相应指标体系,同时,引入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测度旅游经济边界效应。以太湖跨界旅游区为例,对跨界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度与协调度进行测度和互动分析。研究显示,假定太湖旅游区为无障碍旅游区的理想情形下,各区域层级耦合协调度值多数处于0.802～0.861,太湖旅游区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极度协调,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但考虑到目前旅游经济边界效应之后,发现从整体到省级、市级层面太湖跨界旅游区与其所在区域的耦合度数值均有所下降,处于0.082～0.549,这说明行政区经济对旅游区与区域系统的耦合发展阻滞作用较大。消除旅游经济边界屏蔽效应,促进要素流通,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利于跨界旅游区和谐健康发展。     

跨界区域品牌共享型旅游地冲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以福建土楼为例

文章运用利益主体理论（stakeholder）及协同共生理论（symbiosis）的分析方法,以“福建土楼”世界遗产旅游地为典型案例,探究跨界区域品牌共享型旅游地核心利益主体冲突格局、机理及其治理机制．研究表明：“福建土楼”世界遗产旅游地跨界冲突格局表现为横向层面的品牌共生体的冲突和纵向层面的利益共生体的冲突,其背后深层次的冲突机理主要在于行政分割运作、地方利益导向等因素导致跨县市利益冲突日趋激烈,加上内部强弱势利益主体间利益分配失衡引起纵向层面的利益冲突愈演愈烈．最后,针对利益主体的冲突博弈问题建立了多维度的跨界治理机制．     

欧盟跨界区域发展的历程、制度特征与启示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跨界区域不断涌现,形成以合作互利为制度基础的区域治理新主体。作为全球发展最早、规模最大、行政边界层次最为丰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跨界区域之一,欧盟跨界区域为世界各地的跨界发展与治理提供了经验范本。本文在概述欧盟跨界区域研究背景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其发展历程,指出欧盟的跨界区域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宏观趋势紧密相关,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空间导向的跨界发展萌芽期、法律导向的跨界发展成长期、经济导向的跨界发展拓展期以及制度导向的跨界发展深化期。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欧盟跨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特征,重点关注了其多层次的治理结构与稳定保障政策的形成过程与实施路径。以此为借鉴,结合笔者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观察,本文对长三角区域跨界协同发展的政策实践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包括推动项目化的资金支持和运营制度的建立;丰富治理尺度,强化跨界组织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参与;以及推动临界地区的合作发展。通过欧盟经验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际行动的具体结合,笔者希望对长三角跨界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以此对我国跨界区域发展的支持机制、治理逻辑及空间落点的制度化提升有所启发。     

乡村旅游区选址问题研究 --以昆明市为例

和一般旅游区一样,乡村旅游区具有满足旅游者不同需求的功能要素,由多个乡村旅游园区组成。在对昆明市周边乡村旅游区调查的基础上,对乡村旅游区的选址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依托城市的时空距离、乡村旅游地的整体经济水平、农村特色和自驾车旅游是乡村旅游发展的4个背景条件。乡村旅游区选址受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因子的影响:依托城市的出游能力、乡村旅游区的交通区位、旅游区位是3个宏观因素,乡村旅游区的聚集与屏蔽、乡村园区的周边环境状况是两个微观因素。最后从政策因素和旅游者品位变化的角度提出了影响乡村旅游区选址问题的两点补充意见。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2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3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4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② 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③ 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④ 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跨界治理的理论重构——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全球已进入一个超流动与不稳态并行的时代,国家和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要素自由流动并频繁“跨界”,而治理需要将不稳定转化为稳定,跨界治理的重要性凸显。全球、区域、地方等尺度交织,使跨界治理的新问题不断涌现。跨界治理主要指通过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使多主体共同参与和联合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通过梳理跨界治理的相关理论,重新界定了“界”,重构了跨界治理的理论逻辑,提出了跨界治理主要涉及3个尺度的3对范畴：在地方层面,去同质化与同质化;在区域层面,去边界化与边界化;在全球层面,去中心化与中心化。运用该框架,以长三角为例,实证分析了区域尺度跨界治理的逻辑。     

跨境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探讨--以黑龙江中俄边境段为例

由于区位的影响，边境地区往往具有发展旅游业的良好基础，但又因主权界线的划分，边境区域完整的资源系统常处于双控或多控状态而无法实现完整开发。因此，采取国际合作模式对跨境旅游资源加以开发是充分发挥边境区域资源优势，带动边境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本文深入探讨的问题。最后，本文以中俄界江黑龙江边境区域旅游资源的实际开发为例，对跨境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模式予以简要论述。     

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问题及对策探讨

分析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现状,针对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存在的缺乏整体旅游规划、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旅游合作缺乏利益补偿机制等问题,提出加强旅游各要素整合、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的整合作用等对策,建议构建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竞合模式,加大政府间区域合作的力度,发挥旅游中介组织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协调作用,完善与创新长三角区域企业的市场、产品、管理等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     

环渤海地区旅游合作分类发展研究

环渤海地区旅游业发展存在差距性,使得各城市在合作中处于不同的层级。论文基于帕累托改进分析,将旅游合作划分为合作自由区、合作滞后区、合作困难区3个层次,之后通过系统聚类确定环渤海地区各城市所处的层次,并从合作策略、运行保障机制、空间合作机制上提出各城市在旅游合作中的路径选择。     

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对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启示

建设“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是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导向。“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提出意味着“旅游长江”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而言,其价值为：①从空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从“区域旅游”向“流域旅游”的空间拓展;结合城市群崛起,联动未来以跨区域完整的地域自然山水和文化生态单元,将形成中国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主干骨架。②从时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了旅游业发展从区域“支柱产业”向“全局战略性产业”提升,使得区域旅游业发展向同时兼具“产业”和“事业”特征的旅游业本源属性回归。③从对外开发合作看,首次实现了“国内区域旅游发展”和“对外国际开发开放”的联动对接。以国内开发促进国际合作,以国际合作推进国内外统筹联动式开发模式开始形成。这种流域性区域旅游发展模式,也催生出一系列区域性的的研究命题,结合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家区域重点发展战略,这些命题主要包括“旅游业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融合发展”、“城市群旅游与生态功能区旅游对接协调”、“城市群旅游业一体化整合提升”、“生态功能区旅游主业化改革推进”、“沿海、沿边旅游业国际化开放对接”、“流域性旅游业综合治理”等。     

创新区域中心城市旅游联动发展模式——以武汉、长沙、南昌三市为例

在我国"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决策中,组合武汉、长沙、南昌三省会城市,开展区域中心城市旅游发展联动合作,共同构建长江中游旅游金三角地带,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旅游目的地,最终形成"华中旅游极",是中部地区旅游业发展和崛起的重要战略举措.三市进行区域旅游合作,除了采取传统的普遍意义上的合作形式,更重要的是创新区域旅游联动发展的合作形式,共同建立区域联动的板块发展、区域定位的地域分工、点圈结构的多边合作、互为目的地的市场互动、科学融资的资本促动等多元合作方式和多样合作模式.但真正要开展实质性的合作,还要通过制定三市区域旅游合作发展规划,确立"内联外拓"的发展战略,设置综合性或专门性的公共信息或旅游信息交换平台,建立人才培育的合作交流机制,构建合作的保障体系.     

中国主要沿海城市旅游竞争力定量研究

基②国内外对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的回顾和梳理,建立契合本研究的指标体系：以城市旅游基础设施、发展现状和生态环境竞争力作为二级指标,以25个与城市旅游竞争力相关指标作为三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与系统聚类分析方法测算各城市因子得分及排名,并对城市间、等级间、区域间优势和劣势做出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上海、杭州、广州旅游竞争力相对较强,南通、中山、东莞竞争力相对较弱,其中,城市经济体规模、环境污染程度及城市绿化水平对城市旅游综合竞争力影响较突出;②城市间旅游竞争力水平梯度化明显,抱团式合作发展、阶梯状搭配发展前景看好;③同一区域内城市合作优势大②竞争优势,可建立旅游合作试点区域。     

边界共生旅游资源协作开发初探——以安徽省牯牛降景区为例

边界共生旅游资源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利益主体和行政区界限的制约,严重影响旅游资源的整体效益的发挥和旅游品牌的树立。安徽省牯牛降景区是一处典型的边界共生旅游资源,在分析其旅游开发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旅游协作开发现实意义的基础上,从行政管理、企业经营、旅游产品3个层面对该景区旅游协作开发进行了初步探讨。     

基于交通网络的区域旅游空间合作效率评价与差异变化分析——以湘西地区为例

分析旅游合作效率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前提假设构建了交通网络结构下湘西地区区域旅游合作效率评价模型,并运用综合评价法及层次分析法对湘西地区2004~2014年旅游合作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由于交通网的逐步完善,湘西地区区域旅游合作效率不断上升,从2004年的0.07到2014年的0.75,区域旅游合作效率与地区交通网络密度以及交通网络优势度呈现协调增长的关系。同时,由于地区间交通质量差异、交通配套设施差异及交通通达度和连接度影响旅游合作效率,导致区域内各州市之间旅游合作效率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