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与空间分布——基于面板工具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2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市场潜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面板工具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对其空间分布的影响。主要结论是：①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且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距日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动态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差距在逐渐减小;② 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潜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分行业看,市场潜能仅对金融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影响不显著,对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影响最大;③ 市场潜能有效地带动了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但对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市场潜能没能有效地转化为真实需求。基于此,建议中国未来应提高非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潜能,带动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提高非中心城市的本地化专业服务水平,以满足非中心城市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受距离限制不能从中心城市获得的专业化生产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19个国民经济行业归并为11个城市职能类型,基于各个城市2003和2017年的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城市基本服务规模测算法和纳尔逊城市职能分类法,从城市职能的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三要素角度,对2003—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分析了职能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行业差异性。从区域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基本职能为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以及软件信息服务,2003—2017年服务业职能明显增强。从各城市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职能主要由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承担,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中心城市制造业职能地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职能增长较快,专业化水平较高;而其他节点城市则以制造业职能为主导,服务业职能专业化水平较低。粤港澳地区城市职能演变主要受城市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政策与定位、经济全球化及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城市服务业竞争力比较分析

运用因子分析法对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的服务业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认为：两大三角洲城市在服务业发展方面既具有中心城市竞争力优势明显,周边城市成长力旺盛等共同特点,又存在长江三角洲城市服务业发展较均衡而珠江三角洲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普遍较高等不同特点。对两大三角洲服务业的分工与合作及区外影响等作了比较分析,进而提出两大三角洲城市群服务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战略。     

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腹地城市人口增长及区域城市体系演化的影响

从产业异质性的角度,实证分析区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周边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过程和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产业结构对于区域城市体系的极化和均衡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制造业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而服务业则弱化了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2)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由于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和较强的溢出效应,更容易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城市体系,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更倾向形成相对极化的区域城市体系;(3)产业结构与周边城市人口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即中心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占比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周边城市的人口增长。     

东北三省服务业发展空间极化的演变及驱动因子分析

以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为服务业发展衡量指标,分析东北三省服务业变化的空间特征,利用基尼系数和崔王指数,从整体和局部两个角度对东北三省服务业发展的非均衡性和极化特征进行测度,以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极化水平为因变量,人均GDP、工业增加值、实际直接利用外资、政府财政支出和市场发育指数的极化水平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对驱动因子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认为:1 2000~2012年间东北三省服务业发展程度显著,区域发展差异在波动中小幅上升;形成了以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4城市为核心的服务业发展格局;中心城市、资源城市及交通枢纽城市主导着服务业发展,差异具有显著的地域性。2东北三省服务业发展差异和空间极化在趋势上均呈现先升后降。服务业发展差异系数在总体上呈增长态势,空间极化指数呈减少态势。3不同驱动因子的作用和重要性不同,在推动服务业极化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均GDP和政府财政支出。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英文）

构建城市生产率评价指数,运用Moran指数和LISA集群图对2008–2018年期间我国286个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生产率水平的空间集群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城市生产率在空间上高度相关,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高值区同样是生产率的高值集聚区,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城市其生产率也较低。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有效提高我国城市生产率,但不同板块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东部地区的城市生产率影响效应更大,对中部、东北、西部的影响系数相对较小,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在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较为明显,但对东部城市的促进作用较小。     

曲靖市人口城镇化区域差异研究

运用泰尔指数计算了2000~2015年曲靖市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度,定量分析了人口城镇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城镇化水平总体差异,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不断缩小,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构成人口城镇化区域差异的主要部分,对总体差异贡献度较大。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均对人口城镇化地区差异产生影响。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城市功能,统筹城市建设规划,完善城镇体系结构,实现各个地区城镇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国沿海省区中心城市服务业水平及发展规律分析

将中国沿海省区17个中心城市服务业水平分为全面发展型、发达型、次发达型和欠发达型。通过服务业以及服务业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发达型、次发达型服务业的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与增加值比重以及就业比重均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性随着服务业绝对水平的提高而增强;欠发达型服务业的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与增加值比重以及就业比重均呈负相关的关系;任何水平类型的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之间都为正相关。服务业绝对水平与城市人均GDP、城市综合竞争力、城市规模之间都呈正相关;比重规模与城市经济水平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北京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创新对邻近性的高度依赖使得创新活动在城市层面最为活跃和丰富,但由于城市内部创新数据的缺乏,大多数的创新研究都停留在国家和区域尺度,而城市内部创新活动研究一直难以获取。利用北京市乡镇街道层面的专利数据,深入分析了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北京市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在市域内形成了中关村—上地、望京、CBD、金融街、亦庄经济技术开区、丰台科技城6个创新集群。(2)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两类因素的影响。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是影响本地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地区的科技服务水平、产业多样化程度、制造业基础、大公司比例等创新环境因素也对本地的创新集聚有重要影响。(3)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水平和产业多样化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周边地区的创新产出。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和地区产业多样性水平比大学和研究机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溢出范围更大。     

中国三大城市群服务业规模结构及演化特征

选择京津冀都市区、长三角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10 年服务业增加值数据, 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和分形理论, 分析并阐释了区域内服务业规模结构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以服务业增加值数据构建的京津冀都市区服务业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 判定系数显示拟合效果较好;②根据分维值比较发现, 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规模结构接近理想状态并且比较稳定, 首位城市上海在区域服务业发展中发挥良好的辐射作用。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区服务业规模结构体系并不均衡, 由于高位序城市服务业的规模效应和惯性优势, 目前的结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观;③北京和上海分别作为服务业的区域中心性城市的理论地位与实际较为接近, 并且北京显示出明显的集聚作用, 而广州的区域服务业中心性地位面临弱化的威胁。     

中国制造业分布的地理变迁与驱动因素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分布格局呈现出新的动向。以2004-2005年为转折点,以食品轻纺行业为主的部分制造业部门开始从沿海省份向中西部省份转移,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的产业份额明显下降,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产业份额趋于增加。在地市尺度上,制造业分布变化呈现出"西进北上"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产业份额从沿海发达城市转向沿海省份内部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市、以及中西部省份内部产业基础较好且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市。中部地区的重点开发区域已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导致要素成本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市场邻近和供给邻近逐步得到改善。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要素成本差异的扩大和贸易成本差异的缩小,使得贸易成本和要素成本的均衡关系发生逆转性变化,这是驱动中国产业分布地理变迁的核心因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评估:数据、模型和方法

现有城市公园绿地服务的评估常以给定的城市空间范围和公园绿地为前提,评估对象及其空间范围具有较大随意性,致使很难根据评估结果判断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是否合理,或对不同城市进行比较。本文对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评估的数据、模型和方法进行了梳理,从公园绿地的类别、等级、服务范围和可选择性等要素着眼,提出了以城市建成区内居民至周边公园绿地的可达性为核心的评估指标和模型方法。运用开源空间数据和Densi-Graph分析方法,解决了城市公园绿地空间数据的提取、城市建成区范围的界定、指标构建等关键技术问题,使城市公园绿地的评估获得了客观性、统一性和可比性的保障。对全国273个地级的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地级市公园绿地服务覆盖率平均值达到64.8%,尚有超过两成的城市公园绿地服务覆盖率不到50.0%,公园绿地服务水平与现行国家标准之间尚有差距。公园绿地服务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显著集中于特大城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东北地区,同时,与城市人口规模相对应呈现出S型曲线上升趋势。为避免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应增加对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绿地公共服务的投入。     

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变——基于上市企业总部的研究

国家中心城市是核心和枢纽城市,也是大企业最为集聚的地方。企业总部是企业的决策和命令中心,拥有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及企业总部规模是衡量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利用国内上市企业的数据,计算中国城市的控制和命令指数（简称CCI指数）,从全国尺度考察北京、上海和广州等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化,并剖析国家中心城市总部职能的专业化格局。结果发现：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控制和支配功能要远远强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一直位居前两位。从2005年到2014年,北京的CCI指数显著增强,且优势逐渐扩大。北京地位的显著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业央企的上市和增长,这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独特优势进一步释放的结果。而其余国家中心城市的CCI指数大多呈现下降趋势。在行业上,金融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一直占据中国经济的主要控制与支配地位。过去10年,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强,尤其是东部大城市的金融业CCI指数普遍有大幅提升;相反,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控制与支配功能则明显减弱。对国家中心城市的分析来看,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具有明显优势,属于全国性的综合型大城市。而其余5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较低。此外,8个国家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发展的相互联系存在明显差异,究其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和城市产业发展特点。     

中国城市舒适性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舒适性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城市舒适性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决策法测算中国286个地级城市的舒适性水平,并探讨其地域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舒适性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级差化特征明显;城市舒适性水平呈现明显的东中西地带性梯度,东部高,中西部低;集群化分布特征突出,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值集聚区,低和较低等级舒适性城市趋于中西部山区、省际边缘区集中分布,形成四个连片低值集聚区。地理区位通过自然环境的地带性分异和东中西经济梯度主导着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整体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舒适性水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旅游业接待量分别通过供给和需求作用于舒适性;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对中国舒适性水平的影响为负,与预期方向不符,表明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仍相对不足。     

环境约束下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演变特征分析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考虑非期望性产出(环境污染),本文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了中国275个地级市2003–2016年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通过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索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2003–2016年间,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值呈现东、西、中逐渐降低的分布格局;(2)在全国和东中西三大区域,区域差异均不断增大,全国尺度上和东部地区效率值出现了极化趋势;(3)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较弱的空间正相关,但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增强。高-高集聚型区域多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且不断向中部地区延伸;高-低极化型区域多为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低-高凹陷型区域零星分布于高值聚集区周边,部分在研究期内转为高值聚集区域;低-低均质型区域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研究结果认为应加强对城市存量土地的内涵挖潜,强化区域合作机制,因地制宜制定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政策是促进城市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力及其评价--以郑州市为例

文章以郑州市为例,主要研究了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力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所研究指标进行了赋值。以此为基础,用裂点法对郑州与周边相邻、相关城市的不同城市要素相互作用的范围进行了分析。找出了郑州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影响区域、发展优势和不足,并就提高郑州辐射力的途径、措施进行了研究。     

东北三省城镇收缩的特征及机制与响应

基于城镇收缩视角认识东北三省人口流失与经济衰退问题,对深化中国老工业基地转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东北三省县级市(县)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与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增长与收缩城镇的特征与空间关系,研究收缩城镇的职能差异和空间分布格局,探讨区域城镇收缩的形成机制与应对措施.结果 显示:2000年以来,东北三省出现了明...     

区域经济增长的同群效应——来自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

厘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多样化的空间相互作用,对于探索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理论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以中国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城市间的同群效应,从新的视角解释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高收入城市通过正向同群效应对邻近中等收入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带动作用,通过负向同群效应对邻近陷阱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中国城市之间未完全发挥自上而下的辐射带动作用;中等收入城市对高收入城市的经济增长、陷阱城市对中等收入城市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同群效应,中国城市之间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同等收入水平城市间的经济增长通过正向同群效应相互促进。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同群效应的产生更多是源于分权体制下的“标尺竞争”,其中学习和竞争机制在不同收入水平城市内部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异质性。最后,从实施多中心空间战略、构建新型城市合作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绩考核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

促进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协调发展成为推动制造业进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主要以2003-2008 年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等多种方法和指标,测度了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状况、行业特征及各市专门化率。分析结果表明: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非均衡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等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全国的专业化优势也最明显;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都较大,专业化分工也较明显;北京的高端行业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和行业优势,其他9 市也各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中国淘宝店铺服务质量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以淘宝最常见的五大类皇冠和金冠店铺数据为基础,构建淘宝店铺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引力模型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中国淘宝整体和五大类店铺服务质量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比经济欠发达城市淘宝店铺整体及各大类服务质量高;家居类、电子类比服装类、美妆类、食品类店铺服务质量高值区集聚明显。②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整体及各大类店铺服务质量均呈网络状分布,两两城市相互作用较强;北京、武汉、郑州等与外围城市呈“中心-外围”的辐射状分布;其他城市两两间相互联系较弱。美妆类、食品类店铺服务质量空间联系比电子类、服装类、家居类更为复杂,并且城市联系强度明显高于后3类。③ 全国尺度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淘宝店铺服务质量具有主导作用,地区货运总量、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城市行政等级、普通高等学校数量起助推作用。东部地区店铺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相互关联性强,以多因素叠加影响为主;中部地区影响因素呈一定等级性,各因素影响力层次性明显;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似,但各因素影响力弱于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影响因素相对较少,各因素单独作用于店铺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