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规划路径研究——以西双版纳曼景法旅游社区为例

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观察、座谈、深度访谈等方法,通过考察曼景法旅游社区在旅游规划决策、旅游项目开发、旅游利益分配、社区环境维护等4个方面的参与现状及问题,从5个方面构建其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实现路径:1)识别利益主体和旅游需求:曼景法社区的利益主体由西双版纳州政府、该村村民、游客和周边社区组成,各自的利益诉求决定其参与内容和行为;2)明确旅游规划的战略目标定位:面向自驾车游客、散客及小型团队,以休闲、度假和文化体验为主的“傣家乐”;3)确定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具体途径为:参与旅游项目与产品规划、旅游营销、社区     

云南大型水电工程后靠移民区耕地利用存在问题及对策—以漫湾电站为例

国家拟在澜沧江、金沙江、怒江干流上建多个大型水电站,届时云南省将因此产生水电工程移民约45万人.后靠移民是目前电站移民安置中采取的方式之一.通过对漫湾电站后靠安置移民区的耕地结构、空间分布及坡度等条件进行分析,总结得出后靠安置移民区内耕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并建议在今后云南省大型水电工程的移民安置过程中注重耕地补偿的"保质保量"、移民安置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安置规划的"以移民为本".     

彰显人文特色的村庄规划探索——以广东省德庆县武垄村规划为例

以肇庆市德庆县武垄村规划为例,阐述村庄规划对村庄实现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提出村庄规划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的规划思路,形成"一心、两圈层、多组团"的空间规划结构。探索在村庄规划过程中如何加强人文思考,如何在解决农村人居环境存在的问题的同时,又保护和彰显农村特有的生态价值和人文特色,并总结出如下经验:一是遵循村庄格式和历史文脉,彰显人文特色,实现人文特色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传统与现代化建设融合发展;二是为确保农村土地利用符合生态、节约的发展要求,村庄建设用地应进行类型划分、合理布局和空间管理;三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建筑布局、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和优美和谐的绿化环境,实现新农村现代文明的居住方式;四是引入公众参与,充分尊重村民意愿是村庄规划科学决策,规划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     

地质遗迹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社区参与模式——以华蓥山大峡谷地质公园为例

以华蓥山大峡谷地质公园为例,应用问卷调查和登门访谈的方法,对地质公园内居民的社区参与现状和意愿进行调查,分析他们对地质遗迹资源保护与开发的认知态度,明确他们在资源开发中的利益诉求。调查表明,在资源保护和开发中社区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居民参与度低,参与机会有限,有强烈的参与决策、规划、商业经营的愿望,并希望在参与中分享资源开发的利益,参与过程得到政府、企业的保障。本文在现有的经营体制下,从资源保护(含环境保护)、规划决策、商业经营、利益分配、社会参与保障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居民在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和利用中的社区参与模型体系,为我国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和开发中的社区参与问题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参考。     

精明增长政策下美国城市多中心治理研究

以美国城市多中心治理为研究对象,提出实践中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化治理是美国城市空间得以精明化增长的根本原因。首先定义多中心网络主体包括政府、利益集团、社会公众及电子媒体,并指出各利益主体所占有的资源、利益诉求及价值规范。构建包括资金支撑、技术支撑及信息支撑的多中心治理的支撑体系,进而得出政府自上而下资金、指导“软控制”与公共秩序维持机制;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合作竞争的推动机制;社会公众依托公民权利的实施反馈监督机制及电子媒体为中心的全网络信息发布机制4方面的运作机制。最后,提出中国城市空间的集约型增量增长和存量空间更新相结合的“精明化”路径实施启示。     

基于人居环境科学视角的历史文化名村整治规划研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探讨了历史文化名村整治规划的研究方法,提出整治规划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土地利用规划、文化遗产保护、一般民居整治、生态保护与景观环境整治、公共设施整治、经济发展策略和建设管理措施等7个方面。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张谷英村整治规划为例,通过居民问卷调查和田野调查,分析了该村土地利用低效,文化遗产保护重微观和有形层面、轻整体和无形层面,一般建筑的更新缺乏科学引导,生态保护不够重视,景观环境脏、乱、差,公共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质量和数量不能满足旅游发展的要求,缺少特色品牌产品,以及管理上存在的规划、环境和建设管理不力等主要问题,由此提出了调整用地布局、整治一般建筑、完善公共设施、优化景观环境、制定发展策略、健全各项管理等6项整治对策。最后,剖析了名村综合整治的整体观、动态观、过程观及公众参与的观点,构建了名村综合整治的基本框架。     

基于多智能体系统的城市增长时空动态模拟——以江苏省连云港市为例

城市化是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中最典型形式之一,探索城市增长的驱动机制并预测其未来变化,对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鉴于多智能体系统强大的模拟复杂空间系统的能力,基于联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决策行为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城市增长时空动态模拟多智能体模型,在模型中,宏观Agent实施的"自上而下"的宏观土地利用规划行为和微观Agent自主发起的"自下而上"的微观土地利用空间诉求行为通过二维空间网格相互作用,并通过联合决策共同推动研究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以连云港市中心城区为例,考虑了基于目前趋势、经济发展优先和环境保护优先的3种目标情景,并进行了相应的城市增长情景模拟。模拟结果表明:联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决策行为的城市增长时空动态模拟多智能体模型能够充分发挥多智能体系统的潜力来了解城市化的驱动机制,为城市管理提供基于情景分析的决策支持。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多主体参与模式探析——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如何协调少数民族地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诉求,使之协同合作,促进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旅游扶贫现阶段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中国典型的贫困山区县,在参与当地旅游扶贫项目规划过程中,通过实地深度访谈与定性分析,剖析了当地扶贫现存的问题。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利用文献资料和调研资料构建了涉及政府、本地企业、外来企业、当地居民、公益组织、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旅游者为核心的多主体参与旅游扶贫理论框架,明确了各利益主体在旅游扶贫实践过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研究——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分析其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为案例村及类似村庄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1)农村产业融合是一个多阶段、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推进的过程。施茶村产业融合历经了转型探索、利益联结和多产融合3个阶段,逐渐探索出一条以石斛产业为特色主导产业的多产融合发展道路。(2)施茶村产业融合过程中,随着石斛公司、村委会、乡村能人等关键行动者在不同阶段利益意图的改变,强制通行点（OPP）由“以特色产业促进乡村发展”转变为“产业融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村”,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加深,政府、村委会、政策等行动者作用减弱,乡村能人和外来资本逐渐成为关键行动者,推动异质行动者网络重构。(3)非人类行动者自身属性、村民参与度提升、关键行动者及其意图改变、异质行动者间的利益博弈等联合驱动施茶村产业融合。(4)强化政府政策引导、巩固村民主体地位、吸引和培育新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是激发乡村活力和推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     

FAO土地利用规划研究进展评述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作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组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土地利用评价和规划的研究和实践。不同发展时期的土地利用规划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以90年代以来FAO土地利用规划的发展过程为基础,提出不同阶段下FAO土地利用规划的特点,并指出了未来发展的5个趋势：规划重点由协调土地用途的冲突为主走向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并重;规划内容由适宜性评价为主体走向持续性评价和制度安排并重;规划过程由自上而下为主走向上下结合;持续重视不同空间尺度下土地利用规划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不断发展为规划服务的土地利用决策工具。     

统筹城乡视角下村庄整治建设的模式与途径——以三亚市为例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建设占用耕地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亟需寻求有效的耕地占补途径。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农村经济需要更加有力的投资拉动,新农村建设也需要找到更加高效的着力点。村庄整治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环节。通过村庄整治建设及其后续的土地整理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利用格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城乡一体化理念指导下开展村庄整治建设,有利于高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缓解经济建设与耕地保护的矛盾,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区域)间的高效流动,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因此,探索总结村庄整治建设的优化模式和途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三亚市为例,提出了统筹城乡视角下村庄整治建设需要遵循的8项原则：依据村庄发展演变的主导驱动力差异,提出三亚市村庄整治建设的4种模式,即城镇扩展模式、项目带动模式、中心村集聚模式和移民拆建模式。为推动各种模式顺利实施,从农村产业培育和农民就业、多元融资渠道以及土地利用机制创新3个方面探讨了村庄整治建设的长效机制,旨在为其他类似地区的村庄整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和途径。     

海外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及其启示

公众参与是国际上土地利用规划的一个基本原则,公众参与不仅平衡了公众利益与土地产权主体权益的关系,而且为规划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公众参与的地位与作用、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公众参与的行为与积极性等方面对海外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公众参与进行了分析总结,并结合我国的土地利用规划要求,提出要从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加强制度化建设、改进公众参与方式方法等方面推进土地利用规划的公众参与,从而提高我国编制规划方案的质量.     

中国典型农区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

空心村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期出现的一种乡村地域系统退化性演变的结果,造成了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深入推进空心村现状调查、潜力评价和整治模式研究,对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促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山东省禹城市为例,基于48 个典型村庄、401 份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整治意愿的农户问卷调查,重点开展了空心村整治模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村庄普遍存在村庄规模小、布局散,宅基地闲置多,村庄建设规划缺乏,公共服务设施短缺等问题;农民对空心村整治的意愿强烈,87.0%的农户对推进空心村整治与中心村建设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围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和推动农村空间重构、资源整合、集约用地的指导思想,将国家战略同农民意愿有机结合,提出了城镇化引领型、中心村整合型和村内集约型等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     

协作式环境管理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应用——以跨界河治理为例

以粤港澳大湾区跨界河流治理的协作机制为代表,选取淡水河、深圳河与鸭涌河为例进行梳理与比较分析,分别探讨了以粤内、粤港与粤澳为核心的伙伴关系在协作式河流规划治理中的协作异同。结果发现:1)淡水河、深圳河与鸭涌河分别是以多级政府部门管理决策主导、多元主体参与和政府政策主导的协作机制。2)协作过程均存在规划目标不一致、囿于双边协作、公众协作意识薄弱和未形成可持续的协作机制等问题。3)行政体制是影响跨界河治理的表面因素,内在因素为参与主体达成伙伴关系的不同,最终通过协作模式、规划信息以及机制设计等差异影响治理结果。最后对建构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管理协作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开发对地方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以福建省永定县洪坑村为例

地方性概念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逐步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地方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根本吸引力,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乡村作为被消费的场所,地方性日益淡化。因此对乡村旅游过程中地方性的关注十分必要。本文基于地方居民角度,以福建省永定县洪坑村为案例,对其地方性进行解读并分析影响因素与机制,弥补了国内目前多从游客视角对旅游地地方性的研究。研究表明:物质形态、内在文化和活态环境共同构成乡村旅游中地方性的表现形式;经济、制度、文化三个因素通过利益、博弈和内涵驱动共同对地方性产生作用;地方居民具有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身份。最后,从加强村民社区参与、改革政府管理模式与旅游规划等方面对洪坑村旅游开发提出对策与建议。     

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旅游多主体共生关系研究——以青海湖为例（英文）

旅游共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旅游地多主体互惠协作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基于旅游企业的视角,引入种群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从定量评估的角度对青海湖环湖旅游企业同当地政府、社区居民、外来游客及旅游企业之间共生行为路径组合的均衡状态及共生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E"共生行为路径主要由强度共生因子组成,关联主体间最大共生利益维度存在不均衡、不对称等问题;(2)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E"的共生模式为非对称正向共生模式。本文认为应通过引导、决策、监控、利益分配等共生机制的建立,并规范青海湖旅游多主体"E-G-R-T"的参与机制,同时以旅游企业为主导,通过强化一体化供给和营造一体化效应,来优化"E→G-R-T-E"间的共生模式,最终形成"当地景区带动、社区居民响应、地方政府效应、外来游客体验"的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模式。     

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机制分析——以广州市猎德村为例

文章主要关注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村民参与,对广州首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猎德村进行详尽的个案研究.通过跟踪调查猎德村改造模式下的改造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过程的实证,对村民参与状况进行总结,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村民的参与行为进行分析.猎德村改造中普通村民更多的是被动参与,处于“被通告”的角色,同时普通村民与村委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村民参与的信息成本较大,普通村民影响决策的能力很有限.村民参与存在的问题是:虽然普通村民参与的动力与需求较大,但现有的正式的参与制度安排不能满足村民改造利益诉求的需求,诱致了制度的变迁.因此,村民结合网络资源和村庄本土的社会网络资源“生产”了很多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参与途径.最后提出相应建议,即结合本土化资源特点加强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平台的制度建设,以促进城中村改造社区管治的成功转型.     

黄淮海平原农区农户空心村整治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开展空心村整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破解土地供需矛盾,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空心村整治必须以农户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农户意愿是决定空心村整治成败的根本因素。以山东省禹城市为案例区,基于高分辨率航空影像和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空心村整治的农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抽样调查显示:27.1%农户无条件赞成空心村整治,59.9%农户表示依政府补偿而定,7.1%农户不赞成,5.9%持无所谓态度。农户空心村整治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农户意愿选择与户主的年龄、家庭子女情况、家庭收入构成、房屋建设年限、房屋建设面积、居住区位、承包耕地面积及村庄空废宅基地比例显著相关。农户的家庭特征是农户意愿选择考虑最多的因素;除农户户主年龄之外,户主自身的其他特征对意愿选择影响不显著;空心化程度越严重的村庄,农户赞成整治的可能性越大,而其他村庄环境因素影响不显著。传统农区空心村整治,应建立区域土地统筹配置机制,显化传统农区农村土地价值,减轻空心村整治给农户带来的经济负担;完善农户家庭利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保护农户合法利益,消除农户的后顾之忧;制定空心村整治中长期规划,充分尊重农户意愿,分片区有序推进空心村整治。     

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视角下的乡村治理路径探索——基于鄂东某村落春节期间的乡村治理实践

在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乡村作为一个村集体“大家庭”的身份认同日渐式微。这种集体认同的消解不断侵蚀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同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和弱势村民的留守,中国乡村“空心化”现象十分普遍。其结果是,村民很难实质性地参与到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去,中国乡村治理工作普遍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和治理无方等结构性问题。重点参照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的理论基础,具体从乡村治理主体地位的培养、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两方面,笔者通过在其家乡湖北东部FX村开展村民论坛、尽孝道和摆长桌宴等活动,试图探索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第一,基于“共同体”的乡村社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根植乡村公共性,激发村民的表达和参与意愿,增强村民议事能力,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关键。最后,对目前如火如荼的乡村（村镇）规划,提出若干启示：1）乡村（村镇）规划的核心议题是社区、社区关系和社区能力;2）乡村（村镇）规划不能沿袭城市（镇）规划的思维;3）乡村（村镇）规划需要充分尊重乡土知识;4）比起物质性规划,乡村（村镇）的社会性规划（social planning）更加重要;5）质性分析和质性思维非常重要。     

统筹城乡发展导向的中心村镇建设理论思考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为促进乡村空间重构、优化城乡格局提出了新要求。中心村镇是连接城市和散乱村庄建设的纽带,通过推进一定乡村地域的组织、产业和空间"三整合",可以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与健康发展,中心村镇建设的科学规划与决策也亟需相关理论支撑。以乡村地理学、乡村规划学和乡村社会学等领域为背景,着眼于空间、时间和主体3个维度,对增长极理论、中心地理论、农业区位论、经济成长阶段论、空心村生命周期理论、社区(公众)参与等中心村镇建设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分析,探讨了这些理论在我国中心村镇建设与规划中的应用,认为中心村镇建设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分类指导我国中心村镇建设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