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量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方法探索——以陕北能源区为例

区域生态安全研究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以价值量为基础,采用部分生态估算模型为例,区分出生态系统服务和损失,分析在具体区域使用价值量比值形式表述生态安全程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研究表明: ①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风险损失的时间波动规律不一致,在陕北地区生态恢复背景下生态系统安全程度并未出现直线上升,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在地理-生态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复杂。② 使用SOM神经网络基于生态安全度将研究区划分为4 个子区域,并进行优化调控讨论。结果说明基于价值量的计算方法可以降低指标权重打分过程产生的不确定性,时空精度高,在实践中可以应用。由于生态估算模型本身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因此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多尺度、多方法相互对照评价是后续研究的目标。     

区域煤炭资源流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初探——以内蒙古为例

从流量、流向以及流动通道三方面,探讨了内蒙古煤炭资源流动平衡现状,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解析了内蒙古煤炭资源流动与其宏观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内蒙古已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能源输出基地,煤炭交流活动主要集中在其周边地区,尤以华北和东北地区为主。(2)内蒙古铁路煤炭运能不足,缺乏独立、完善的运输网络。(3)内蒙古煤炭资源流动与区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重工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以及税收增长均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对区内重工业发展和税收增长具有明显的单向推动作用,但对区内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比较微弱。(4)建立独立、完善的煤炭运输网络;重视发展煤炭运输及其相关服务业;转变能源输出战略,提高输出资源附加值,带动区内煤炭工业以及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政策建议。     

区域生态安全与生态足迹对比研究——以陕北延安地区为例

文章选择延安地区为实证案例,采用生态安全与生态足迹方法评价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结果表明,延安地区在区域尺度上处于不可持续或不安全发展态势。其中,生态安全度综合评分值为0．404,属于较不安全;人均生态足迹大于人均生态承载力,出现0．4746hm^2的人均生态赤字。同时,就实证分析过程对2种研究方法的应用特点及适用范围予以评价,以期为探讨更真实、全面、客观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转型期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以淮南市、淮北市为例

以淮南市、淮北市4次城市规划中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对案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进程进行可视化表达和计量分析,揭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特征。通过对不同时点、不同用地类型的叠置分析,基于城市主要用地类型间的置换规模、频度、广度、强度及空间邻近关系,总结出商—居置换重构、商—工置换重构、居—工置换重构、工—居置换重构4种空间重构模式。当前,煤炭资源型城市以商—居置换重构和居—工置换重构为主,其空间置换面积大、频率高。最后,分析了经济发展、产业演替、体制改革、城市化、环境保护以及城市规划6个因素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是一种自我修复过程。     

干旱区绿洲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

为研究干旱区绿洲生态安全,采用2010年新疆地区TM影像和HJ1A-CCD1影像提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新疆兵团)部分自然组分数据,结合气象、环境和社会统计数据,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概念模型,选取25项指标,构建新疆兵团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师为评价单元,采用生态安全综合安全指数(ESII)对新疆兵团生态安全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全兵团Ⅱ级较安全区域有4个师,Ⅲ级临界安全区域有7个师,Ⅳ级较不安全有2个师,分别占全兵团国土面积的32.84%、56.47%、10.69%。依据评价结果,可为新疆兵团的生态建设及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煤炭资源富集区农户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陕西省神木县为例

以农户为细胞单元,通过对典型乡镇农户收入的差异分析来探讨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选取陕西省神木县12个乡镇典型村域进行农户调查和定量评价,运用多元回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各乡镇间人均纯收入差距显著,基尼系数均在0.20以上,67%的乡镇基尼系数大于0.30,其中解家堡、乔岔滩、花石崖的基尼系数更是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0;乡镇内部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回归结果显示: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支出是低收入家庭农户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户主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等显著影响着中等收入家庭农户收入;而经济潜力、家庭教育负担、区位因素对高收入家庭农户收入影响显著。研究表明,要增加农户家庭的收入,除了发展个体经济、提升兼业比重外,还应重视农户自身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合作。     

基于生态安全的山地城镇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研究——以云南大理市为例

随着中国城镇化推进,开发低丘缓坡山地建设山地城镇,成为中国南方山区解决城镇化土地资源矛盾的重要途径。但山地生态环境脆弱,如何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开发建设山地城镇,目前尚没有成熟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此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以大理市为研究案例,将地质灾害、水源涵养、地形地貌、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洪水淹没作为山地城镇建设关键生态因子,划分确定山地城镇建设的生态安全等级;通过CGELUC模型与DLS模型等实证分析和情景模拟,优化生态安全约束下山地城镇土地利用布局和情景模式选择。实证研究表明,高生态安全的经济优先发展模式和三维立体土地利用方式,是最符合山地立体特征的山地城镇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     

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锁定的形成、演化及机理研究——以淮北市为例

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跟踪研究了淮北市工业结构演替过程,结果表明：淮北市产业结构锁定效应显著。在中兴期及以前时期,工业结构长期锁定在煤炭采掘、电力、纺织与服装加工、农副食品加工4个主要行业;进入衰退转型期后,以精细化工、建材加工、机械制造、金属冶炼与加工等为代表的接续替代行业兴起,工业结构逐步解锁。通过对淮北市工业结构相似性系数、工业行业集中系数、产出锁定系数、就业锁定系数演化的分析,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锁定形成与演化会经历产业导入期、弱锁定期、中度锁定期、强锁定期、解锁期5个阶段,且各阶段的产业结构特征相异。最后,从资源因素、社会因素、技术因素、市场因素、产业政策因素以及观念因素6个方面分析了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锁定形成和演化的机理。     

煤炭富集区开发模式解析——以锡林郭勒盟为例

近年来我国煤炭资源富集区的开发力度空前加大,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煤炭—火电—煤化工一体化开发的态势。然而,煤炭资源富集区大多生态脆弱、水资源短缺,这一开发模式与区域主导生态功能存在尖锐冲突。重点剖析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煤、电、煤化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现有开发模式的可持续性较差、生态和景观破坏严重、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生态建设具有盲目性。要实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就必须调整区域开发模式,控制资源开发范围,加大生态建设投入,并探索适用的生态建设模式。从长远来看,要实现煤炭资源富集区的可持续发展,应通过国土规划明确区域功能定位,建立规范的生态补偿机制,编制综合性区域开发规划,并加强矿区生态恢复技术研究。     

基于绿色GDP和生态效率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各界一直关注的议题,有效衡量和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有利于向绿色高质量阶段的转型。基于能值分析法和Super-SBM模型分别测算了2000—2019年陕西省绿色GDP和生态效率,从经济和环境维度对其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并以能值理论为基础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对陕西省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绿色GDP和GDP总量持续增加,绿色GDP增长速度远不及GDP,绿色GDP指数持续下降,年均降幅为1.88%,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GDP和绿色GDP总量差距拉开,影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2）生态效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加和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展,导致生态环境压力上升,可持续发展潜力减小。（3）能值可持续指标（Emergy sustainable indices,ESI）和改进ESI值不断下降,到2019年分别为3.848和2.225,综合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陕西省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良好状态。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单一低效,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亟需发展绿色经济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转型。     

游客特征及偏好与区域旅游发展的响应 ——以广东省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为例

以广东省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游客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梳理与实地调研相结合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星湖风景名胜区的旅游市场是高度近域化的市场,其游客主要是学生、企业职员、工人与农民等;(2)从游客总体看,星湖风景名胜区游客的选择偏好由高到低依次为自然风景、区位因素、门票价格、地域文化和其他因素,但不同特征的游客群体表现了各自相应的选择偏好;(3)游客个性特征与产品选择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不同来源与职业的游客群体表现了不同的消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