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新区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

在地理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修正单纯的权重叠加法,采用潜力-限制性分析法分析了兰州新区建设用地的生态潜力和生态阻力,对其生态适宜性做出科学评价,得到兰州新区可用作建设用地的理想区域。结果表明：（1）兰州新区建设用地开发的生态潜力总体以一级为主,二级次之,三级和四级区所占比重较小;（2）一级生态阻力主要分布在新区南部山地,主要表现为地形复杂、工程地质条件差、地质灾害发生频繁等;（3）兰州新区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达一级的面积所占比重最大,为39 425.91 hm²,占新区总面积的48.91%。三级适宜区面积最小,仅为6 513.2 hm²,占新区总面积的8.08%。对应于生态适宜性评价结果,兰州新区土地应用可划分为集中建设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其中,集中建设区和重点建设区应为兰州新区建设用地开发的理想区域。     

延龙图地区城市生态用地生态重要性空间识别与保护

采用加权指数求和法,从生态服务功能、景观生态空间格局以及生态敏感性3方面建立生态重要性空间识别指标体系,通过专家咨询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分级赋值标准和权重,结合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延龙图”（延吉-龙井-图们）地区生态用地的生态重要性进行空间识别,将其划分为3个级别：极重要、重要和一般重要,以反映不同生态用地保护级别和建设管制要求。结果表明,延龙图地区极重要生态用地占生态用地面积的25.720%,主要为耕地、林地和水域;重要生态用地占生态用地面积的39.500%,主要为林地和耕地;一般重要生态用地占生态用地面积的34.780%,以林地为主。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山地河谷地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研究——以福建省沙溪重点开发区为例

构建山地河谷地区的生态安全格局对协调生态脆弱区的人地关系,指导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推动山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福建省沙溪重点开发区为例,基于1992年、2000年和2015年三期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建设用地变化特点,并通过识别地质灾害防护、乡土文化遗产保护、生物保护和洪水防范等四类生态源地,应用MCR构建区域综合生态安全格局,结合DEM开展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研究。结果表明:23 a间研究区居住用地和工矿用地持续增长,特别是工矿用地增长速度高达264.63%,但受河谷地形制约,建设用地扩张的集聚性极强,主要集中在沙溪干流5 km的缓冲区内,区域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研究区综合生态安全格局以中、高安全格局区域为主,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2.43%和41.47%,而低安全格局面积仅占16.10%,生态安全格局与其重点开发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基本吻合;基于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和山地河谷地形特点,提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方案,其中禁止建设区面积1354.66 km~2,占38.94%;限制建设区面积最大,为1408.70 km~2,占40.49%;作为建设用地后备资源的允许建设区受地形制约显著,面积504.10 km~2,占14.49%,且分布离建成区较远。研究结果将为主体功能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土地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     

城市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的潜力-限制性分析——以大连城市化区为例

城市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是合理利用我国有限土地资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本研究的特色是以大连城市化区为例在归纳GIS方法应用的基础上,将目前国内广泛采用的单纯权重叠加法推广到加权的潜力—限制性分析法。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把评价要素分为生态潜力和生态限制性两大类,通过取大原则和成对明智比较法分别确定权重,从而更加科学确定土地利用生态适宜性等级。结果表明,大连可做高强度开发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为850.46 km²,约占总面积的6.28%;可在指导下进行适度开发利用的土地面积为1835.97 km²,占总市域面积的13.56%;而不宜作为建设用地的土地(不适宜和中低适宜区)面积为10851.92km²,约占总市域面积的80.16%,即城市建设用地的影响范围应该控制在区域的20%土地利用类型中,另外80%的土地不适宜进行城市建设的开发。根据上述结果,全区规划分为优化建设区、重点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并提出用地分区发展管制对策。     

基于GIS的山地城镇空间拓展土地适宜性评价——以大埔县为例

本文综合运用GIS和RS技术,针对大埔县山地城镇的特点,选取地形地貌因子、生态敏感性因子、限制性保护因子和交通、城镇区位因子参与土地适宜性评价,利用层次分析法（AHP）获取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然后运用多因子权重叠加分析模型对其城镇拓展空间土地适宜性进行评价,并根据适宜性大小划分出优化建设区、适宜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4个等级。其中优化建设区面积235.75 km2,占总面积的9.51%;适宜建设区352.17 km2,占比14.21%;限制建设区1 643.92 km2,占比66.33%,禁止建设区218.54 km2,占比8.81%,另外还有水域27.99 km2,占比1.12%。     

山地区域土地生态红线划定方法与实证研究——以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为例

无序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引发生态问题的重要因素。合理划定土地生态红线,可协调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山地区域地势起伏较大,水系密布,土地利用破碎化,作为重要的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区域,是进行生态恢复和重建的关键地区。本文以山地区域村镇为例,运用GIS平台,基于生态敏感性和生态服务价值,对土地生态进行综合评价,据此划定刚性和弹性的土地生态红线。生态敏感性评价的指标包括坡度、植被覆盖度、水体、土壤类型和降水侵蚀力等5个指标;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的指标包括食物生产、原料生产、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文调节、土壤保持、维持养分循环、生物多样性和美学景观9个指标。义和镇的刚性生态红线内所包含的刚性生态保护区面积为43.90 km²,占义和镇总面积的44.34%。弹性生态红线包含的弹性生态保护区面积为29.18 km²,占义和镇总面积的29.47%。义和镇的生态红线范围主要包含东北部山地区域和南部水系丰富地区,该区域的生态敏感性较高,同时也有较高的生态服务价值,因此生态红线的划定对于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具有指引作用,为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并可为构建生态文明安全格局提供科学支持。     

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及价值评价

针对艾比湖湿地保护区防风减沙、保持土壤的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利用两次实地土样采集、分析数据,以及精河、博乐、乌鲁木齐等相关区域问卷调查结果,综合运用生态经济研究中比较成熟的影子工程法、影子价格法、机会成本法和WTP法,结合研究区客观情况,辅以合理的修正系数,对其进行定量评价。评价结果为:研究区防风减沙、保土保肥的生态价值分别为2.303×108元/a和2.364×108元/a。其中,湿地生态系统在这两项价值中分别占64.26%和0.35%;林草地生态系统分别占35.74%和99.65%。可见,以艾比湖水体为核心的湿地,在研究区防风减沙服务中作用非常突出,它的消长对保护区防风减沙功能影响十分明显。综合得到,研究区减沙保土生态服务的总价值为4.667×108元/a。     

内蒙古自治区湿地生态状况评价

湿地生态状况评价可为湿地保护、管理及合理利用提供参考依据。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和德尔菲法对内蒙古自治区第2次湿地资源调查的159个重点湿地进行湿地生态状况评价。结果表明：生态状况评价等级为“好”的湿地有39个,占评价湿地总数的24.53%,占评价湿地总面积的28.98%;生态状况评价等级为“中”的湿地有51个,占评价湿地总数的32.07%,占评价湿地总面积的30.88%;生态状况评价等级为“差”的湿地有69个,占评价湿地总数的43.40%,占评价湿地总面积的40.14%。全区重点调查湿地的生态状况总体评价结果为中等,部分地区的湿地存在一定威胁,湿地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     

南昌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冲突风险评估及分区优化研究

以土地利用的导向功能为基础,将南昌市1995、2005和2015三期20种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生态生产空间、生产生态空间、生态空间和生活生产空间。利用空间复杂性指数、空间脆弱性指数和空间稳定性指数3个因子构建冲突模型,借鉴倒“U”型模型,将空间冲突分为4类：稳定可控、基本可控、基本失控和严重失控,在冲突级别的基础上利用优化产业结构、生态系统修复等措施,建立10个亚功能区,优化土地资源,缓解空间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表明：①1995—2015年中南昌市三生空间格局以生产生态空间为主,其次是生态空间、生态生产空间以及生活生产空间,生活生产空间所占比例在上升,其余均在减少,呈现“一升三降”特点;②1995—2015年南昌市三生空间空间冲突愈演愈烈,严重失控单元持续增长,但2005—2015年的增长速度较1995—2005年稍慢,南昌市三生空间冲突失控态势严峻;③不同空间类型冲突存在较大差异,均以可控级别为主,其中失控级别占比由大到小：生活生产空间?生产生态空间?生态生产空间?生态空间;④利用10个亚功能区优化南昌市70%以上的区域,其中以城镇用地等为主的两个亚功能区,70%以上属于允许建设区,以滩地、湖泊、林地等为主亚功能区65%以上属于禁止建设区,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半干旱地区城市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以呼和浩特市为例

 对区域非城镇建设用地用作城镇建设用地的生态适宜程度进行评价是城市生态规划的核心问题,也是城市总体规划制定的基础和依据。以呼和浩特市为例,采用单因子评价分析与综合评价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的支持下,确定了呼和浩特市城镇建设用地适宜、较适宜、较不适宜和不适宜4级综合生态适宜性分类。研究结果表明,呼和浩特市城镇建设用地适宜级别土地占总面积的39.1％;较适宜级别占7.3%;较不适宜级别占25.6%;不适宜占28.1%。从不同适宜级别土地在不同旗县区的分布特点来看,呼和浩特市城区、土默特左旗的适宜建设土地相对较多,分别为39.1%和28.5%;土默特左旗和托克托县的不适宜土地相对面积较大,分别为45.3%和53.6%。     

重庆两江新区低丘缓坡开发建设生态适宜性评价

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建设是协调城镇化和生态保护的重要途径。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首先界定研究区低丘缓坡土地评价范围,提取低丘缓坡土地面积共为531.66 km²。然后以生态保护为基本目标,从自然禀赋、区位条件、生态环境3个角度选取10个指标,应用生态适宜度模型建立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建设生态适宜度等级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 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建设单因子生态适宜性等级差异较大,其中自然禀赋和生态环境的生态适宜度等级以中高等级为主,区位条件的生态适宜度等级以中等级为主。② 研究区综合生态适宜度等级以中等级为主,以复盛、石船、鱼嘴和龙兴等地为集中适宜开发建设区。③ 通过综合生态适宜度等级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的叠加分析,将研究区划分为四类建设区。优先开发区面积为80.43 km²,集中在西部河流两岸附近1000 m和东部槽谷地区;一般开发区面积为157.26 km²,主要位于西部河流两岸250~350 m地带和铜锣山两侧槽谷地区;限制开发区面积为201.74 km²,集聚在中部400~450 m台地区;禁止开发区面积为92.22 km²,以“四山”地区为集中区。研究结果为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建设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覆被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参照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结合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生物生产量,研究各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结果表明：① 1989-2014年,冰川面积增长27.63%,草地增长35.69%,水体减少55.43%,荒地减少13.81%,林地减少9.87%;1989-2002年的区域综合动态度为0.72%,2002-2014年的为0.62%。② 保护区的生态服务价值为52.31×10⁸元/a,突出了保护区重要的生态地位。在保护区11项生态服务功能中,水文调节和水资源供给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最高,食物和原料生产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较低。③ 1989-2014年生态服务总价值量降低31.49%,其中冰川和草地的总价值量持续增长27.63%和35.70%,水体和荒地的持续减少55.43%和13.81%,林地的先减22.13%,后增15.75%。在价值构成比例上,1989年水体占主要地位,2014年冰川占主要地位。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ve L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ggravates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land. With multiple demands for food securit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equent conflicts and competition occur between multiple different functional land types. The current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cuses on the productive and living functions of land, but gives little consideration to ecological functions. This study builds a national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ve L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based on land functions emphasizing the concept and position of ecological land. So-called ecological land uses are types of land use regulating, maintaining and protecting ecological security. The new land classification is more flexible for overall planning purposes and for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ecological, living and productive land spaces. The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ve L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cludes three levels. The first level has four major types: ecological land, ecological-productive land, productive-ecological land, and living-productive land. The second level subdivides the major types into 15 functional land categories, including major ecological regulation land, common ecological regulation land,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land for ecological lands; pasture land, timber land and aquaculture land for ecological-productive lands; arable land and orchard for productive-ecological lands; and urban built-up area, rural living land, and industrial land for living-productive lands. The third level is based on land cover types. Based on multiple data sources, and using a strategy of zoning and re-classification, we extract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ve lands on a national scale. The areas of ecological land, ecological-productive land, productive land, and living-productive land area are 6,037,000 km², 1,353,800 km², 2,001,900 km² and 207,300 km², respectively; accounting for 62.89%, 14.10%, 20.85% and 2.16% of total area, respectively. For the second-level classification, the area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land is the largest, accounting for 20.17% of the total area. Ecological land is located main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Ecological-productive land is distributed in various area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productive-ecological land and living-productive land are concentrated in eastern China.     

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省级空间规划是为实现“多规合一”而开展的基础性制度尝试,其核心内容划定“三区三线”是通过科学分析自然与社会本底,对各类空间边界进行严格勘定,作为管控国土空间的抓手。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是“三区三线”中“生态先行”理念的载体。以《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为基础,对福建省开展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要求的陆上全域生态保护等级和保护优先序评价,探讨和实践省级空间规划中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分方法,以期为沿海多山省份的空间规划提供参考。结果显示：福建省生态空间陆域占比为78.76%,涵盖了88.07%的森林、71.23%的草地、64.44%的水域和47.72%的裸地;生态保护红线陆域占比为20.90%,以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水源地保护及水源涵养红线为主。     

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的耦合协同规律及类型甄别——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

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不可避免地挤压生态系统空间,打破系统内部原有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在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好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在厘清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耦合协调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2008—2018年重庆市荣昌区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划分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研究发现：① 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以人类活动为纽带而构成交互耦合体,解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为理解村镇建设中“发展”与“保护”这对矛盾体提供了通道。② 2008、2013、2018年荣昌区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南北高、中间低的分异格局。③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并结合同步发展模型将荣昌区村镇划分为保护与发展同步型、生态环境支持型、生态环境损耗型3种耦合协调类型。④ 针对各耦合协调类型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保护与发展同步型村镇应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支持型村镇可以适量开发未利用地;生态环境损耗型村镇应改变生态环境效应滞后的现状。     

自然遗产地生态脆弱性分析与评价——以托木尔区域为例

以托木尔区域为研究区,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结合生态环境特征,选取分离度、分维数倒数、破碎度、植被覆盖指数和土壤侵蚀指数作为评价指标,探讨各景观类型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的空间分异规律,并依据生态环境的脆弱度等级结果进行区划。结果表明：（1）依据研究区海拔、坡度值划定地貌特征区,包括极高山、高山边缘区,南北部中山区,红层地貌区和南北部低山丘陵区;（2）建设用地的分离度最大,各景观类型的分维数倒数值差别不大,低覆盖度草地破碎度、景观类型脆弱度最大;（3）托木尔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空间表现为“北低南高”的趋势,自然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高脆弱度区域（7～9级）的主导干扰因素;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于生态环境中脆弱度区域（4～6级）;影响低脆弱度区域（1～3级）生态环境脆弱度的主要因素是人类活动;（5）根据研究区内生态环境脆弱度值,结合当地自然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研究区可划分为保护区、限制开发区和可开发区,并对其实施差别化的政策管理与保护措施。     

中国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用地变化与保护成效评估

定量分析重要生态空间建立前后的生态保护成效,对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生态用地为切入点,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角度,评估了中国重要生态空间构建的生态保护效果,以期能为国土空间分类分区管控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2018年重要生态空间以生态用地为主导,具有良好的生态本底,体现了重要生态空间的发展定位和重要地位; ② 1980—2018年,重要生态空间内生态用地呈收缩趋势,但面积减少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定量反映了重要生态空间的构建对生态的积极保护成效,总体来说生态用地变化基本处于稳定状态,扩大区域主要分布在退耕还林还草生态保护工程实施区,缩小区域集中在东北平原的粮食主产区和新疆绿洲农业地区,今后要重点加强管控;③ 3类重要生态空间内部生态保护成效有差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用地面积比例最高,生态用地面积减少率最小、减少趋势最不明显、变化最为稳定,生态保护效果最好;④ 重要生态空间内生态用地面积比例高于周边外部区域,面积减少率低于外部区域,内、外保护成效具有明显梯度差异,说明重要生态空间的构建对生态保护的意义重大。     

山区土地多功能性与过渡性地理空间关联分析

以宜宾市长宁县为研究区,基于多源数据,在栅格尺度上量化了土地利用功能。利用景观叠加分析及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明确了土地多功能性的空间分异特征,并揭示了土地功能与地形要素之间的地理空间过渡性关联。结果表明：① 山区过渡性地理空间土地生产、生态和生活功能具有多组合性,空间异质性较强。② 长宁县土地多功能性在空间上由北部平原向南部山区过渡递增,多重和双重功能主导的土地主要分布在中部槽谷和南部山区,占土地总面积的50%以上。③ 地形因子对土地多功能景观的形成发挥较大的作用,海拔650 m、地形起伏度200 m、坡度15°是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临界值,超过此临界值土地多功能性趋于减少,但生态功能占居主导。     

土地综合整治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以广东江门沙仔岛为例

以广东省首个土地综合整治示范项目——江门市新会区沙仔岛为例,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Ecosystem Service Value Method,ESV),探讨了土地综合整治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整治前后土地利用类型、结构的调整及生态修复措施的实施,是提升沙仔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重要因素.土地整...     

Scenario simulation and landscape pattern dynamic changes of land use in the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A case study of Zhangjiakou city,Hebei Province

Land use/cover change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key component in global change and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recent decades. Scenario simulation of land use change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study of land use/cover change,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land use prediction and policy decision. Based on the remote sensing data of Landsat TM images in 1989, 2000 and 2010, scenario simulation and landscape pattern analysis of land use change driven b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licies were reported in Zhangjiakou city, a representative area of the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Using a CLUE-S model, along with socio-economic and geographic data, the land use simulation of four scenarios–namely, land use planning scenario, natural development scenario, ecological-oriented scenario and farmland protection scenario–were explor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Zhangjiakou city, and the landscape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scenario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1) Farmland, grassland, water body and unused land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1989–2010, with a decrease of 11.09%, 2.82%, 18.20% and 31.27%, respectively, while garden land, forest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creased over the same period, with an increase of 5.71%, 20.91% and 38.54%, respectively. The change rate and intensity of land use improved in general from 1989 to 2010. The integrated dynamic degree of land use increased from 2.21% during 1989–2000 to 3.96% during 2000–2010. (2) Land use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roughout 1989–2010. The total area that underwent land use change was 4759.14 km², accounting for 12.53% of the study area.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grassland to forestland, and by farmland to forestland and grassland. (3) Under the land use planning scenario, farmland, grassland, water body and unused land shrank significantly, while garden land, forest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creased. Under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scenario, construction land and forestland increased in 2020 compared with 2010, while farmland and unused land decreased. Under the ecological-oriented scenario, forestland increased dramatically, which mainly derived from farmland, grassland and unused land. Under the farmland protection scenario, farmland was well protected and stable, while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was restricted. (4) The landscape patterns of the four scenarios in 2020, compared with those in 2010, were more reasonable. Under the land use planning scenario, the landscape pattern tended to be more optimized. The landscape became less fragmented and heterogeneous with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scenarios. However, under the ecological- oriented scenario and farmland protection scenario, landscape was characterized by fragmentation,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landscape was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in landscape patterns in Zhangjiakou city also existed. (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could be explained, to a large extent, by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allied with the local situations, which provided useful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makers and planners to take appropriate land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area.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bined Markov model, CLUE-S model and landscape metrics in Zhangjiakou city suggests that this methodology has the capacity to reflect the complex changes in land use at a scale of 300 m×300 m and can serve as a useful tool for analyzing complex land use driving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