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居住用地布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

基于深圳市龙岗区1996年与2006年土地利用数据,应用GIS技术和基于公里格网的多元统计方法定量探讨了龙岗区农村居住用地的布局特征、变化态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在城镇空间快速扩张的同时,龙岗区农居用地减少有限,且用地地块逐渐破碎与分散化;农居变化是一个大量新建与消失并存的过程,在1996年农居用地消失42%的同时,亦有相近规模的农居新建而成;城镇化对龙岗区农居用地影响显著,消失农居多布局于邻近深圳主城、城镇化进程显著的西南地区;新建农居倾向避开高速城镇化区域,同时在租金利益下集聚于原有城镇空间附近地域;空间要素对农居布局的影响符合一般规律,其中坡度影响最为显著,陡坡地区农居用地显著减少,而交通干线与水系附近则明显增加。     

基于改进区位配置模型的农村就医空间优化布局研究——以湖北省仙桃市为例

以湖北省仙桃市为研究区域,运用改进区位配置模型,通过调整设施数量和规模实验,研究农村就医空间优化布局。首先对比分析传统区位配置模型（LA模型）,引入等级规模偏好系数,构建改进区位配置模型。然后基于ArcGIS10.2 Geoprocessing 框架,整合GIS网络分析,运用程序设计语言Python和线性规划建模工具PuLP实现模型构建,运用线性规划软件Cplex实现模型求解,运用ArcGIS10.2进行地理空间可视化表达。最后通过调整设施数量和规模对比实验发现：医疗机构布局调整后更加合理,居民就医效率明显提高,居民获得医疗服务时间成本减少,且15 min内满足更多医疗需求,验证了改进区位配置模型在农村就医空间优化布局的实用性。     

台湾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公众参与机制——以过沟农村社区为例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案例分析法,以过沟农村社区为例论述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公众参与过程,进而对台湾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公众参与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台湾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公众参与处于公众参与阶梯理论中的最高层阶梯,即授予权力阶梯和公民控制阶梯;台湾农村社区土地重划公众参与具有广泛性、全程性,值得我国大陆地区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加以借鉴.     

欠发达地区社区旅游研究--以湖南省邵阳市为例

文章探讨了社区旅游的特点,社区旅游开发的基本原则及欠发达地区开展社区旅游的重要性,提出了典型的欠发达地区－邵阳市社区旅游开发的措施。     

京郊农村社区宜居性评价研究——以延庆县大榆树镇为例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社区宜居性研究越发重要。本研究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农村社区主客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延庆县大榆树镇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层次分析、多元回归等统计方法进行主客观宜居性及二者差异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大榆树镇社区宜居性主客观总体评价一般且较一致,社区建设水平层次仍较低,主观满意度各村差异较大;2)自来水稳定性、污水排放处理等生理层面需求,以及治安状况所体现的安全层面需求与主观满意度关联性最强;3)年龄差异与宜居性满意度评价显著相关,老年人较关注生态环境、道路交通等生理层面需求,年轻人则更关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层面需求。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区位选择——以河南省武陟县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是一种介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创新型、现代化空间行政单元,它一般整合多个自然村集中建设,对城乡一体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河南省武陟县为案例,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中,利用因子分析等方法,对武陟县342个行政村进行影响因子的筛选、评分和排序,得出区域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和社会环境等各项条件对其发展潜力的影响,并由此得出各村的综合评分,确定村庄的发展条件,作为社区中心选择的依据。此方法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前期分析及居民点布局中起到基础和关键的作用。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的商业布局——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在分析北京市海淀区人口增长与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模型, 定量地测算了海淀区各个街乡的人口潜能与商业吸引力,对该区的人口与商业分布状况及其空间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根据人口增长的组合预测结果对未来海淀区各个街乡商业配置进行了具体的测算,在为商业发展布局规划提供决策支持的同时,探讨一种城市商业活动的空间分析框架。     

城市社区空间应急疏散能力评价模型构建及其应用——以北京市交道口社区为例

以城市防灾空间中最基本的单元——社区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其应急疏散能力评价方法进行探讨。建立了基于现状空间分析的应急疏散能力评价模型,模型由应急疏散时间半径与应急疏散容量半径两个维度及应急疏散距离、道路有效宽度、道路集成度、应急疏散场所容量、社区人口密度5个因素构成。最后,通过GIS中的服务区分析及空间句法分析等技术,将模型应用于北京市交道口社区,找到交道口社区中应急疏散能力较弱的区域,为社区应急疏散空间的优化提供了依据。     

农村学校撤并后规模约束对学校优化布局的影响——以北京延庆区为例

在城镇化和农村人口减少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地区大量学校撤并,如何优化学校布局成为研究的重点。2008年原建设部发布了农村学校的最小和最大学生规模标准,但该标准对学校布局的影响尚缺乏研究。本文在包含最大距离约束的P-中值模型中增加了学校规模约束,构建了学校布局优化模型,并以北京延庆区小学布局为例,采用分支界定算法进行了求解。结果表明：实施学校规模标准化对学校优化选址有显著的影响,在优化模型中加入学校规模约束后,有65.22%的学校位置发生了改变,呈更加分散型布局;但在乡镇尺度下考察,学校的空间格局则基本未发生变化;学校规模标准化带来的距离增长较小,平均每个学生上学距离仅增长了135 m。并根据结果进一步讨论了研究结果对学校布局优化的政策启示。     

欠发达地区城市传统单位社区居民通勤特征分析——以西宁城区为例

随着单位制度的逐步瓦解,传统单位社区也随之转型,其居民属性也发生巨大改变,原单位社区居民的通勤也发生相应变化,欠发达地区由于城市化进程滞后,传统单位社区的改造相应滞后,与城市化进程快的地区有着较大差别。根据西宁城区7个典型传统单位社区的723位就业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对传统单位社区居民的通勤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欠发达地区传统单位社区居民通勤仍以短时间、短距离、低机动化为主;(2)不同类型传统单位社区居民通勤存在差异;(3)传统单位社区居民的通勤特征及居民属性能够反映传统单位社区转变进程。     

The Evaluation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A Case Study of Henan,China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requir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cities and rural areas. Territorial functions of rural areas are defined as advantageous effects on nature and human society that, in particular, rural systems perform via their propert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systems at certain social development stage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ng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economic function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By establishing a model based on a General Regression Neural Network (GRNN) with the county-level as the basic unit, w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of 109 counties and/or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in 2000, 2005 and 2010.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at in 2000, each function in 2010 improved, with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economic function the most evident,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comparatively balanced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 changing little. Cluster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study the major functions of rural regions. Henan was divided into six major function zones to enhanc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al policy. The six major function zones are Type I (c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Type II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afeguarding zone), Type III (function improving zone for rural areas), Type IV (model zone of livelihood and social services), Type V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development zone), and Type VI (nature conservation areas). Different development goal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ajor function areas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探讨

在探讨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建设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定位问题的基础上 ,概括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提、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 ,提出了生态适宜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总体构架、地域类型及产业基础建设标准 ,最后从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性等角度对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评价和分析。     

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及乡村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在梳理乡村性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微观尺度乡村性评价方法,并对江苏省金坛市分村域土地利用指数、人口聚落指数、产业结构指数、城乡联系指数以及乡村性综合指数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市乡村地域的土地利用、人口聚落、产业结构以及城乡联系特征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彼此差异明显;乡村性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出显著的西部山丘地区高、东部城市周边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乡村性与乡村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乡村发展的3种模式：资源置换型、特色发展型、城乡融合型。     

农村典型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的能值分析——以青岛土壤快速渗滤系统为例（英文）

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由于其成本低、效率高、维护方便等特点,成为了我国农村地区典型的污水处理模式。然而,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如何评价系统的可持续性已成为当今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在本次研究中,运用能值分析对青岛东庄头土壤快速渗滤系统进行可持续性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该系统的环境负载率及能值可持续指数分别为0.07和242.88。系统的经济净效益的能值当量为2.17 E+18 sej×year~(–1)。通过与其他研究系统的比较分析,该系统的环境负载率较低,可持续性指数较大。该研究揭示了土壤快速渗滤系统中的中水回收利用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且环境负荷更小,可持续性更高,因此可以为我国农村污水处理系统的可持续性定量评价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调整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江苏省为例,将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划分为低密度块状、低密度点状、高密度点状、高密度条带状4种类型,指出农村居民点空间发展存在着规模小、布局分散、空心化、设施缺乏与重复建设等问题.这些空间发展中的问题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条件及政策制度密切相关,可以根据不同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类型采取设施集中型、聚落整合型、资源整合型、综合整治型等不同的调整思路,实现农村空间可持续发展.     

农村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山东省王景河村为例

以山东省王景河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的方式获取数据资料,分析农村发展中的环境现状,从村级和农户层面探讨农民生活生产行为方式对环境的影响,总结和归纳农村发展中环境问题的形成机制,提出农村环境问题管理的创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污染、农村生活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所形成的复合型污染;(2)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粗放、农户环保意识淡薄、城乡环境管理的二元化、土地产权设置不合理等造成了农村环境的恶化,同时农民由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也对农村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乡村意象与乡村旅游开发刍议

文章将“意象”的概念引入到乡村旅游,分析了乡村的丰富内涵,乡村是乡标兵 种整体氛围,主要表现为乡材景观意象和乡材文化象。同时,在分析乡材旅游涵义及特点的基础上,论述了乡村与乡村旅游的联系,最后对我国诉开发提出了几点建议。     

社区营造进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例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社区增权视角下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优化

以湖南省龙山县惹巴拉村寨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基于社区增权视角,优化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结果发现：1）文化遗产地社区失权体现在经济失权、心理失权、社会失权及政治失权4个方面。2）文化遗产地通过权力合作、权力共有及权力激励等社区赋权方式再分配资源、权益及资本。3）权力共有路径下,强化政策透明度和社区话语权,有助于社区主体参与治理;权力合作路径下,扩充资源分配渠道、强化主体合作关系,有助于社区治理渠道扩展;权力激励路径下,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监管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政策细化。文章借助“社区增权”理论,将旅游引发的“社区失权”改进为“社区增权”,补充完善文化遗产地治理研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的治理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