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异研究

在探讨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中国1995~2014年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数据为依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发展指数表现出明显正相关关系,在整体发展和分段演化中均表现出较高一致性,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已进入高度耦合协调阶段。② 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弱正相关关系,空间集聚程度不显著,且随时间推移空间集聚现象并没有得到增强。③ 从时空演变格局来看,局部空间自相关规律性明显,虽然不同集聚区在时空演变中都表现出一定的扩张和收缩,但在总体空间格局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且东西部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电子商务与市场支撑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中国31个省域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31个省域,分析了中国2015年电子商务与市场支撑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与支撑环境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关联性。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和支撑环境的空间发展极不均衡,东部省域整体上优于西部。且中国电子商务与支撑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也极不均衡,大体上表现出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空间渐变规律。耦合协调类型以支撑环境滞后型为主。另外,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受到居民消费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显著影响。     

中国经济空间一体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格局及区域差异分析

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和生态环境发展这两个问题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本研究基于两个系统20个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熵值法,首先从全国研究尺度上对1991年~2010年的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近20年中国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进程加快,生态环境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实现了稳定和持续的提高。在省域研究尺度上,对1991年、2001年和2010年31个省级地区的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进行时序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各省的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与生态环境水平以及二者交互作用的耦合协调度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区域创新系统与产业转型耦合协调度分析——以铜陵市为例

从人地系统的视角考察区域创新系统与资源型城市转型之间的内涵关系,揭示二者之间相互耦合协调的作用机制。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赋权法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8~2013年铜陵市区域创新系统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评价和分析。研究表明,在产业转型政策实施和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条件下,铜陵市区域创新系统与资源型城市转型指数均呈增长趋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由低度水平跨越式上升至高度水平,呈现非线性的演变特征。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     

吉林省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研究

构建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与综合评价法,测算了2006~2017年吉林省各地级市州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吉林省各地级市州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耦合协调等级与演化情况。研究表明：吉林省生态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明显,旅游环境发展呈现不均衡特征,发展层级的极化效应愈加明显; 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子系统的耦合表现有所差异,旅游环境总体发展滞后于生态旅游发展; 2006~2017年吉林省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均为濒临失调型和初级协调型,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整体协同效应较前期有所减弱： ④ 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耦合的协调度与生态文明呈现正向关系,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协调水平愈高,区域生态文明发达程度也较高。     

西安入境旅游流与城市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构建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利用了耦合协调度函数及其量化模型,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西安入境旅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在2001—2010年间经历了从轻度失调到中度失调再到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的过程,尽管期间有过波动,但总体态势趋向良性发展。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不再简单地依赖于城市旅游资源的品质和数量,旅游环境已经成为城市目的地发展入境旅游的重要基础和吸引要素。如何进一步优化城市的旅游环境来加强入境旅游的发展是城市旅游管理部门应该重视的课题。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生态效益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及综合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综合发展水平及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并先后经历由经济增长主导和科技创新主导发展的阶段,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提升的最大拉动力。经济带各省份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耦合协调度较高的下游地区省份发展水平始终领先于上、中游地区省份。必须坚持生态优先发展原则,保持科技、经济与生态三大系统及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绿色创新还是污染转移:环境规制效应文献综述与协同减排理论展望

环境规制下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双赢问题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环境规制效应出发梳理绿色创新和污染转移文献,并从中揭示二者之间割裂的原因,提出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创新是跨越创新门槛的主要路径。最后,利用演化经济地理理论,提出几点跨区域协同减排研究重点与理论展望,以期为环境规制下跨区域协同减排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与可行方向。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测度及其耦合机制

利用2013—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区）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基建”发展水平及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结果发现：中国“新基建”及其三大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均偏低,其中以“创新基建”发展水平最低;总体看,各省（市、区）的“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尚未达到良性耦合状态,且其失调风险趋于扩大;历年各省（市、区）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高者恒高、低者恒低”的锁定效应,并在数量分布上呈耦合水平两头区域少而中间区域多的“橄榄”形结构,且多数区域的“新基建”领先于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分子系统来看,“信息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发展的锁定效应最强,“融合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发展突破了“橄榄”形结构,“创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最低,而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强省的3类耦合协调发展均具辐射引领效应。实证检验发现,除自身因素驱动效应外,经济集聚、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市场化程度等能不同程度促进“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     

甘肃省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发展

土地集约利用能够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而城市化水平又影响着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两者的耦合协调程度是影响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对甘肃省12个地级市进行实证研究,构建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价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且利用地理空间分析工具进行空间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多数市已经从拮抗期过渡到磨合期,但是还没有进入协调期,说明甘肃省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还未完全达到完全协调发展的程度;甘肃省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普遍较低,从2003年开始呈现出逐年扩张的趋势。     

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时空演变及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刻画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演变格局,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时序发展上,研究期内城市绿色创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次减弱的态势,总体上表现为“双M”型波动上升趋势,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2)空间演化上,城市绿色创新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主导发展的特征;(3)城市绿色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时空演变及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刻画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演变格局,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视角下城市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时序发展上,研究期内城市绿色创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次减弱的态势,总体上表现为“双M”型波动上升趋势,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2)空间演化上,城市绿色创新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主导发展的特征;(3)城市绿色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中国地域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

在城市人居环境—经济发展系统中,城市人居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着本底基础,城市经济是人居环境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29个地级行政单元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如下:地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整体提高趋势,但总体水平不高;协调指数级别差异显著,呈自然状态分布;协调度指数呈现明显地带性差异,且地带之间差距有缩小趋势;协调指数较高的地市呈现以点状高度集中分布的极化格局.协调度指数和地区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且时空差异显著.协调度指数与相邻地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之间在区域上呈现宏观尺度的高度空间关联.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旅游资源与旅游发展耦合研究

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各省份旅游资源与旅游发展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旅游资源与旅游发展的耦合度与协调度,运用障碍因子模型确定影响旅游发展的旅游资源障碍因子。结果显示：各省份旅游资源与旅游发展的耦合程度普遍较高,主要为高度耦合和中度耦合2种类型;协调程度包含良好协调、中度协调、勉强协调和失调4种类型,以中度协调和勉强协调为主;旅游资源和旅游发展的耦合度与协调度还没有完全在空间上达到良性共振。除陕西外,其他各省资源条件都是主要障碍因素,因此,要提高旅游发展水平,首先需要加大对各省份旅游资源整合力度,提高旅游资源的质量;出现频率最高的障碍因子分别是资源条件（C₁）、年平均气温（C₂）、年平均降水量（C₃）、空气质量（C₇）、GDP（C₁₀）。     

环境规制对我国旅游业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区域差异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选取2001—2019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设定环境规制为解释变量,分为费用型和投资型两种,设定旅游业碳排放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城市化和技术水平为阈值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讨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的阈值作用及其在东、中、西各地域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在全国及西部范围内,以城市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费用型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存在单个阈值,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以技术水平作为阈值变量时,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存在双重阈值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在技术水平作用下对旅游业碳排放起抑制作用。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中国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与碳中和的责任区,科技创新驱动对实现城市群的上述主体目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促进中国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并逐步建成世界级城市群,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这一问题,在第23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会期间,以“科技创新驱动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与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崛起”为主题,专门设立了“区域协同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市群发展论坛”,通过应邀的国内外50多位有关城市群及科技协同创新知名专家的系统研讨,普遍认为：全球城市群的发展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新时代,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地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城市群发展及规划实施中存在着一系列现实问题不容忽视,未来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把建设创新驱动的智慧型、碳中和型、双循环型和城乡融合型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向。进一步创新研究工作机制,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逐步把中国城市群建成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的世界级城市群。     

中国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时空交互耦合关系及其驱动力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该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对2005-2018年我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及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二者协调度指数均值由0.296升至0.319,年均增长率为0.577%。2005-2010年、2011-2014年、2015-2018年二者协调度分别表现为“倒V形”“V形”“N形”演变趋势,3个阶段协调度高低值差异进一步收敛,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韧性增强。2)各地市的协调度极差由0.557降至0.523,全国尺度的空间均衡趋势明显,高水平协调向西、向南转移;东部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溢出效应明显,边缘城市及中、西部主要城市群中心城市表现为虹吸效应。3)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交互响应均呈现“正向—负向—正向—稳定”的特征,与“N形”演变规律吻合;经济实力、政策支持、城市层级共同作用于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与创新链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与创新链耦合协调度并进行时空演进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双链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21年,我国制造业双链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但区域分布不均衡,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2)我国制造业双链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水平和人口集聚程度可以促进双链协调发展,但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对双链协调发展存在抑制作用。最后,从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搭建要素共享平台和构建综合交通枢纽集群等方面提出建议。     

中亚五国资源环境承载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性分析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效协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中亚五国是支撑“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本文建立双系统评价模型,分析中亚五国独立后资源环境承载和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与系统耦合协调特性,结果表明：1）资源环境承载水平,哈、塔、吉三国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哈国和土国较高。1990—2017年,五国双系统变化总趋势呈现反向变化趋势。2）五国资源环境承载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3-0.8,处于轻度失调衰退型至中级协调型之间。空间差异呈现哈国水平最高,塔国最低状态;时间演变上,五国耦合协调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且耦合度较高,协调度较低。3）五国的资源承载和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类型均未达到良好匹配。塔国和吉国属于经济明显滞后水平,哈国和乌国由经济滞后向资源受损型变化,土国变化较大,由经济滞后向资源受损型变化,且滞后程度不断加深。4）20世纪90年代,中亚五国经济衰退直接导致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减小,在资源环境状态任然缓慢恶化的情况下,资源环境承载总体水平有所提升。总体来说,五国之间双系统影响机制具有显著空间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