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转型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分析

明晰乡村地域功能转型特征、发挥经济比较优势是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基于江苏省县域尺度1997、2002、2007、2012、2017年5期截面数据,通过构建乡村转型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乡村地域功能转型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的时空耦合规律。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江苏省乡村地域功能转型水平先下降后逐渐回升,高速转型地域单元南部扩散趋势明显。研究末期苏北地区乡村地域功能中高速转型单元热点集聚,苏中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发展程度有待提升。(2)江苏省县域乡村经济增长空间集聚效应逐渐增强,苏北地区县域乡村经济加速增长成效显著,县域经济增长空间均衡化和辐射扩散趋势明显。(3)江苏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格局具有基本一致性,研究初期的高水平协同发展演化为研究中期的低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研究末期再次形成有序优质协调发展。二者耦合协调作用形成6种空间协同类型,具体为经济滞后区、协同滞后区、经济提升区、转型提升区、优化升级区和先行发展区。     

内蒙古沿黄地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耦合协调研究

选择黄河流域上游地貌单元复杂、经济相对滞后、水资源依赖性强的内蒙古沿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耦合协调系统,分析各子系统特征和耦合协调程度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进而提出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结果表明：2011—2021年研究区水资源子系统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发展子系统,子系统空间不均衡性显著;研究区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的上升过程;识别出各市(盟)耦合协调发展面临的6类主要问题;回归结果表明资源禀赋和工业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研究提出“在顶层设计上统筹支撑、在市(盟)间协同发展和在市(盟)层面减小冲突”的三级治理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耦合协调度发展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论文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核密度估计方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2009—2019年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二者发展不完全同步。(2)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作用强,协调性逐渐改善,但耦合协调等级没有发生跃迁,始终为勉强耦合协调类型,形成外围低中心高的空间格局。(3) 11个城市耦合协调亚类型异质性明显,外围的江门、惠州、肇庆均属于经济发展滞后型。分区域看,经济发展滞后型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澳珠中江),基本公共服务滞后型主要集中在研究区东部(深港莞惠)和中部(广佛肇)。(4)低值区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高值区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在逐渐缩小,高值区与低值区城市间形成了两极分化现象。该成果能为相关部门在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协调政策时提供理论依据。     

长江经济带“4E”协调发展时空格局研究

利用综合评价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生态保护、能源建设和教育质量及其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指数、生态保护指数、能源建设指数与教育质量指数持续上升,其中经济发展指数增长最为明显;4E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4E协调发展模式由中心聚集向均衡化发展转变。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快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发展转型、提高资源环境的生态承载力、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和提升科技成果的经济转化率的发展建议。     

新疆区域基础设施与经济耦合的关联分析

本文以新疆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出区域基础设施与经济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揭示出新疆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耦合的主要影响因素及耦合机制,并分别从时空角度分析耦合度的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布特点。研究结果表明:(1)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各要素之间的耦合是复杂的,总体上表现在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反馈作用和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两个方面。通过关联度计算遴选出作用于经济的10项基础设施指标和影响基础设施的6项经济指标,它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系统交互耦合的机制;(2)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与人均GDP的关联性最强,进一步建立作用关系模型,得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的基本建设投入对人均GDP的弹性为0.264。(3)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且空间各异,根据耦合度大小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将新疆15个地州市划分为经济发展超前型、趋近协调型、同步协调型和低水平耦合型等4种类型,总体而言以同步协调型为主。     

援藏与西藏自治区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分析

援藏与西藏城镇化具有密切关联。以西藏自治区74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建立援藏与西藏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在分析援藏与西藏城镇化总体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趋势分析,探讨援藏与西藏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特征;运用加权灰色关联模型,分析2000年~2015年援藏与西藏城镇化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结果表明:1)2000年以来,援藏与西藏城镇化综合水平均持续上升,但大部分县区仍处于城镇化初期阶段;2)援藏与西藏城镇化逐步进入高级协调状态。2015年,各县区援藏与城镇化处于高耦合、低协调状态,耦合度与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特征;援藏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分区随海拔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且由较高耦合协调区向地区中心集聚;3)援藏与西藏各县(市、区)城镇化各要素之间均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财政转移支付与建筑工程投资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援藏在经济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果。基于研究结果,针对不同地区提出未来援藏工作及西藏城镇化发展建议。     

陕西省榆林市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时空耦合分析

基于DEA模型、熵权TOPSIS法、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指数,研究2005—2015年陕西省榆林市能源效率、经济发展水平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2005—2015年,榆林市能源总体效率呈上升趋势。神木县、靖边县、定边县一直处于DEA有效,但DEA有效的县域数量少于规模报酬递增县域的数量。(2)榆林市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均值呈现先回落后回升态势,且变化幅度较大;南六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北六县的经济发展水平。(3)榆林市绝大部分县域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耦合关系属于低协调分离阶段,但正在向高协调耦合阶段转移。(4)北六县的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协调度明显高于南六县,呈现由南向北逐步递增的规律。     

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人口、土地、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三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其耦合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应用要素评价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京津冀147个县域为样本,分析了2000年、2008年和2015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格局,揭示了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空间差异显著,京津及其周边县域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与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禀赋较为丰富,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强,是人口、土地、产业指数的高值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冀北坝上高原与太行山山脉地区,人口集聚能力较弱,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低;中值区与次低值区覆盖县域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地区。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耦合协调格局表现出一定的交替演化特征,其中,京津及环京津地区部分县域为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协调度的高值区,次高值区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为中心,呈现出多个团块状集聚分布格局,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冀中南次高值区周围,冀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最低。最后,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京津冀县域划分为五种耦合类型,并提出不同类型区未来的发展路径。     

援藏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以西藏自治区74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建立援藏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耦合关联指标体系,分析了2000~2014年援藏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度模型与协调指数模型,分析援藏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援藏与各县（市、区）的经济发展关联度在0.687~0.750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其中,财政转移支付对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并且援藏在经济实力与乡村经济方面的绩效更为明显;2000年以来,援藏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耦合度始终处于中度以上水平,协调指数也持续上升,援藏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逐渐达到高级协调状态;2014年,各县区援藏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处于中度以上水平,但协调指数处在中级以下。西藏自治区划分为良好协调、初级协调、勉强协调以及濒临失调4种协调发展区,勉强协调区为主;高海拔及边境地区耦合作用略强于其他地区,但协调指数较低;自然条件好的河谷地区表现出较大的内部差异,高协调指数呈现趋中心性。     

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分析

以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集成综合指数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从镇域尺度探讨了1990-2015年珠海市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演变在1990-2000年间相对平缓;而在2000-2015年间相对剧烈,总体上全市耦合协调度均值由1990年的0.65降为2015年的0.59。2）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下降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整体呈西部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和东部的分布格局。3）根据地理探测器的结果可知,土地垦殖率、种植业占GDP比重、各类作物产量、化肥农药施用量等是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演变的主导影响因子。     

湖南省人-地-水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进与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人-地-水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系统GMM模型分析湖南省人-地-水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19年湖南省人-地-水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子系统增速各异,人系统增速最快,地系统增速最慢。(2)人-水、人-地、水-地的二元系统中,人-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增速最快,发展为高度协调,人-地、水-地二元系统为中级协调;人-地-水三元系统从勉强协调发展为中级协调,各地耦合协调度均有提高,系统间的依托关系逐渐增强。(3)在影响因素中,产业结构升级、政府调控能力、科技投入和农村治理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相互赋能、协调共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在解构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二次指派程序（QAP）等方法剖析了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空间差异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时序演变上,2010—2019年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演变历程,但高质量协调发展还远未实现,多数省份处于以数字经济滞后型为特征的初级协调阶段;(2)空间格局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出“多核心”辐射的整体空间格局、“东部领先、中部塌陷、西部追赶”的“凹”型区际格局,以及“东部高协调转型、中西部失调脱离”的协调等级演变格局;(3)空间关联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空间特征从集聚走向均衡;(4)空间差异及分解上,区域间差异是协调度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5)驱动机制分析显示,缩小地区数字经济差异是推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根本动力,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外部差异的缩小...     

长江三角洲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研究

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重构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获得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综合评价指数。以此为基础,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长江三角洲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状况,并对各区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空间统计分析。2003—2013年,长江三角洲区域创新、经济增长的差异较大,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区域间的差距呈扩大态势;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整体上耦合协调度从0.151上升为0.293,其中高耦合协调度的区域为上海,苏州、南京与杭州属于较高耦合协调度区域,无锡与宁波也从较低耦合协调发展为较高耦合协调,湖州与舟山则相对靠后;长江三角洲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呈现集聚态势,热点区域基本稳定,其他区域仍处于变动当中。     

2000-2018年辽宁省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耦合评价

交通与经济发展耦合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和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的基础,而现有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耦合评价模型多以行政区为评价单元,空间精度较低.该文基于传统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提出TM-TAE(Time series and Micro-scale Transportation Advantage Evaluation)模型,以辽宁省为例,从交通网络密度(量)、交通干线影响度(质)和区位优势度(势)3个维度计算交通优势度,并揭示其与经济发展间的耦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辽宁省交通优势度呈现"一核、两轴、三带"的空间分布格局,2010-2018年交通优势度较高地区(Ⅰ类、Ⅱ类地区)上升幅度为30.0％,远高于2000-2010年的上升幅度(17.6％);2)2000-2018年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呈良性关系,其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初级协调区域分布最广且从中部向东西两厢递减;3)交通优势度和GDP空间关系的主导类型由低交通优势—低GDP转化为高交通优势—低GDP.研究成果可为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精细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策略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参考.     

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分析——以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为例

以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为例,从城市与区县两个尺度,研究住房价格、城市发展质量及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3个都市圈的耦合协调度与区域差异均呈现城市尺度大于区县尺度的特征。(2)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布格局具有相对一致性,“组团式”格局明显,南京都市圈的区域差异均最大。(3)3个都市圈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不高,处于中级及以下协调水平,且分布呈空间依赖性;住房价格与城市系统及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4个子系统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且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既表现出共振性又表现出尺度敏感性。(4)根据协调状态及主导低耦合失调的原因,将城市划分为6种类型,区县划分为8种类型。     

云南各州市能源消耗分析

为了分析云南省各州市能源消耗和经济发展的态势,在收集云南省各州市2000～2009年关于人均GDP、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分析了云南省各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态势,并根据各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态势,将其分为了4类,并采用了SPSS软件对第二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曲线拟合。结果表明了云南省各州市中除了临沧以外其他均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侧,人均GDP与环境污染同向增长;在分出的4种类型中,第二类和第三类虽然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但是需要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不同的。     

东北三省县域开发强度与生境质量的空间关系研究

开发与保护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科学测度开发强度与生境质量的关系,可为制定合理的区域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提供参考。以东北三省179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及InVEST模型分别评价县域开发强度和生境质量,并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东北三省在开发强度提升的同时生境质量出现持续退化,开发强度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城市群地区突出”的分布特点,生境质量分布与之相反;2)开发强度与生境质量呈明显的空间负相关关系,且不同相关类型出现空间分异,吉林西部生态脆弱区二者空间相关错位显著,区域开发与保护面临严峻挑战;3)开发强度与生境质量耦合协调类型由勉强协调为主转向初级协调为主,且耦合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二者空间耦合关系虽有变好趋势,但局部不协调问题仍不可忽视。     

近30a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空间扩展特征及启示

探究城市空间扩展特征,认识城镇用地开发效率,有助于科学践行城市开发边界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基于城市空间、人口和经济数据,采用扩展强度指数、差异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1992—2020年黄河流域8个中心城市空间扩展数量和质量的时空特征及启示。结果表明：(1)中心城市平均扩展面积315 km²,下游城市扩展规模大于中上游,济南市、郑州市、西安市和银川市扩展强度较高。(2)各市空间扩展与人口、经济耦合关系呈下游向中上游、中游向上下游递减的分布特征,平均值分别由1992年0.42、0.19提升至2020年0.89、0.81,扩展质量整体向好。(3)城市空间扩展分异是自然区位、经济发展、政策条件等多方面综合驱动的结果。(4)严格落实流域高质量发展政策,科学践行城市开发边界,协调优化城市用地扩展与人口、经济之间相互关系,合理规划城市发展,是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降低碳排放强度与高质量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两个重要目标。本文基于熵权法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对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2000—2019年的碳排放强度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强度评价得分保持稳定,有小幅度下降,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不断提升;碳排放强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水平平稳上升。2）区域内各城市平均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城市间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相似,呈现出波动上升且差距不断缩小的特点,2019年全域各城市均进入协调发展阶段。3）在空间分布上,长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具有“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点,并呈现以东南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演变格局。4）技术发展基础指标、环境治理基础指标及经济发展基础指标对长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度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城市工业的结构调整与空间分布变化耦合度评价——以武汉市为例

采用结构调整系数定量描述工业结构调整度,引入地理联系系数和地理集中指数考察工业空间分布变动情况,然后建立工业结构调整度和工业空间分布变化之间的耦合模型。以武汉市1995—2013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两者之间的作用强度(耦合强度C)和交互协调关系(耦合协调度D),据此划分不同的耦合水平,并分析其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武汉市工业结构较初期发生了较大变化;2)工业分布长期呈现非均衡性,经历了由郊区向城区转移的过程;3)工业耦合协调类型大部分时期处于拮抗阶段,工业增长和工业结构调整与工业空间分布变化之间的作用强度、耦合协调关系紧密相连。因此,工业结构调整与工业空间优化要协同进行,以取得结构调整和空间优化的双重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