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张家口白庙墓地东周人群华夏化的生业经济基础

东周时期,北方长城沿线农牧兼营人群在秦、赵、燕等列国的冲击下,部分被中原农耕文明浸润并逐渐同化,成为华夏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深入认识北方长城沿线农牧兼营者华夏化的过程,本研究以冀北山地张家口地区为主要研究区域,以白庙墓地出土人骨为研究对象,重建了白庙先民的食物结构,综合分析了白庙先民的生业经济与文化面貌之间的关系,以及白庙先民为代表的农牧兼营者融入华夏集团的生业基础。白庙先民的δ¹³C与δ¹⁵N（-8.6 ‰ ±0.6 ‰,9.9 ‰ ±1.0 ‰,n=41）显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当地居民以粟、黍两种谷物及用粟作农业副产品饲养的家畜为主要食物,畜牧业产品仅作为食物资源的补充。分析认为,白庙先民对于粟作农业的依赖或承袭于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业传统,而畜牧经济的出现则可视作当地先民在牛羊畜牧业随东西方文化互动不断东传的大背景下,根据生态过渡地带资源环境的特点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如果说以农业为主、兼有畜牧业的生存策略是本地作为北方草原畜牧区与中原农业耕作区之间缓冲区在生业经济方面的呈现,那么白庙先民对于农业生产方式的依赖则可能是战国中期之后冀北山地被纳入华夏列国统治疆域的生业经济基础。

     

区域视角下的二里头文化生业经济形态——基于河南省漯河地区碳、氮稳定同位素新证

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中原地区,距今约3750~3500年,大体相当于古史所载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嵩山一带的核心区,对于外围区域的关注相对较少。为了完善二里头文化生业经济研究,本研究对河南省漯河市召陵沟李遗址（33°36'42.9″N,114°9'45.5″E）和源汇皇寓遗址（33°31'28.7″N,113°54'24.4″E）的51例人和动物骨胶原样本开展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同时结合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归纳当地二里头文化生业经济形态的主要内涵,进而从外围区域的视角比较分析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生业经济的联系、区别和变化。研究表明,漯河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人的δ¹³C和δ¹⁵N均值为-8.4‰±2.0‰和9.2‰±0.4‰（n=4）,猪的δ¹³C和δ¹⁵N均值为-7.5‰±1.3‰和7.3‰±0.7‰（n=14）,狗的δ¹³C和δ¹⁵N均值为-8.9‰±1.7‰和7.7‰±1.0‰（n=4）,黄牛的δ¹³C和δ¹⁵N均值为-9.8‰±1.9‰和6.0‰±1.4‰（n=8）,绵羊的δ¹³C和δ¹⁵N均值为-11.2‰和5.6‰（n=2）,山羊的δ¹³C和δ¹⁵N值为-15.0‰和6.0‰（n=1）,大中型鹿的δ¹³C和δ¹⁵N均值为-16.9‰±3.3‰和5.5‰±1.9‰（n=7）,小型鹿的δ¹³C和δ¹⁵N均值为-21.5‰±0.1‰和4.3‰±1.2‰（n=4）。综合同位素与动、植物考古分析结果,当时漯河地区自然植被基本为C₃植物,先民主食亦即农业以C₄作物粟为主、黍为辅,家畜中猪和狗主要喂以人类残食,黄牛、绵羊和山羊则喂以不同比重的C₄植物,很可能来自粟黍的秸秆类副产品,并且黄牛基本为圈养,绵羊和新出现的山羊则采取圈养加放养的混合管理方式,另有部分大中型鹿可能也被人工喂养。比较而言,漯河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生业经济形态整体相近;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普遍占绝对主导,目前仅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稻粟并重的农业结构,充分凸显出都邑聚落的特殊性;家畜除了猪、狗、黄牛、绵羊以及部分喂养的大中型鹿之外新增山羊,并且牛和羊的圈养程度与管理规范性相比之前均有明显提升,在外围的漯河地区尤为显著。二里头文化的生业经济形态整体呈现出规范化的趋势,并且很可能由环嵩山一带的中原核心区向外围区推广,或许作为二里头文化着力打破旧格局和树立新秩序的重要整饬举措之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淮河下游地区的生业经济——以江苏省泗洪县赵庄遗址人和动物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为例

淮河下游地区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地带,是研究史前农业演进与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本研究通过对江苏泗洪赵庄遗址（33°34'13″N,118°9'53″E）出土的23例人骨和45例动物骨骼进行C、N、O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了大汶口文化晚期赵庄先民的食物结构及生业经济面貌。有效同位素数据结果显示,鹿（δ¹³C_co：-19.5‰,δ¹⁵N：6.4‰,n=1;δ¹³C_ap：-8.3‰±1.2‰,n=4）的食物来源主要为C₃植物,说明当地野生植被主要为C₃类植物。猪（δ¹³C_co：-14.5‰,δ¹⁵N：7.7‰,n=1;δ¹³C_ap：-10.4‰±1.6‰,n=10）、狗（δ¹³C_co：-14.3‰±0.2‰,δ¹⁵N：8.2‰±0.9‰,n=2;δ¹³C_ap：-11.9‰±1.7‰,n=3）和牛（δ¹³C_co：-13.3‰,δ¹⁵N：5.3‰,n=1;δ¹³C_ap：-8.6‰±1.0‰,n=5）等家养动物的食物结构呈现出C₃/C₄混合的特征,应食用了一定数量的粟、黍及其副产品。先民的δ¹³C_co值（-19.2‰±0.5‰,n=4）较低,表明其蛋白质摄入以C₃类食物为主;δ¹³C_ap值（-9.7‰±1.5‰,n=17）显示出C₃/C₄混合的能量来源,表明先民还食用了相当数量的C₄食物,这可能来源于当时的粟作农业及家畜饲养业。先民的营养级（δ¹⁵N：11.9‰±1.8‰,n=4）较高,应摄入了大量的动物蛋白资源,家猪应是其重要的肉食来源,同时先民也可能兼营渔猎。先民的δ¹⁸O值存在差异,NKU777和NKU784两个体δ¹⁸O值（-11.8‰、-11.4‰）明显低于其他先民（δ¹⁸O：-8.5‰±1.2‰,n=15）,结合食谱分析推测他们生前来自不同地域。通过对比分析赵庄及周边遗址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认为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均对赵庄先民的生计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石器时代晚期淮河下游地区可能形成了稻粟混作的农业种植体系。本研究全面分析了淮河下游地区古人的食谱结构,对深入探讨该区域史前人类的生计方式具有借鉴意义。

     

稳定同位素视角下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家猪的饲养策略研究——以安徽渠沟遗址(约6700~4000 BC)的分析为例

中国是全球家猪驯化起源地之一,中国古代家猪的驯化和饲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目前,碳、氮稳定同位素视角下中国北方粟黍农业体系中家猪的饲喂策略已经基本清晰。然而,地处"稻粟混作区"的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家猪的管理和饲养策略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对安徽淮北渠沟遗址（约6700~4000 BC）出土的猪等动物骨骼开展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探讨该遗址的家猪饲养等问题。结果显示,猪群的稳定同位素值非常相近,整体以C3类植物为食,与野生动物的食物结构很相似。已有的动物考古研究显示,渠沟遗址的猪群构成复杂,既包括家猪,也有部分野猪和家/野杂交等个体,但无法根据稳定同位素对其进行区分,反映出对家猪采用松散的饲养方式,让其在居址周围觅食。早、晚期猪群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值存在明显差异,结合渠沟及周围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推断,晚期对猪的管理趋于强化,但仍为较松散的管理方式,并非中原地区的圈养策略。渠沟遗址及所在淮河流域农业长期不发达,且周围自然资源丰富,家猪饲养的驱动力不足,发展较缓慢。     

陕西华阴兴乐坊遗址家养动物的饲养模式及对先民肉食资源的贡献

通过动物骨的稳定同位素(C、N)分析,揭示家养动物的饲养模式及对先民肉食资源的贡献,是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之一。关中地区,是庙底沟文化(约5500年前)的主要核心分布区域之一。目前,对该地区和该时间段内家养动物的饲养模式及对先民肉食资源的贡献,尚缺乏足够的认识。为此,本文对陕西兴乐坊遗址出土动物与人骨开展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并对其中4个猪骨进行AMS-¹⁴C测年。同位素数据结果显示:野生动物(獐、青羊、梅花鹿)栖息于C₃类的植被环境,家养动物(猪、狗)和人,则主要以C₄类为食。3个猪个体的年代为5449～5300 cal.B.P.,而1个猪个体年代偏晚(4089～3985 cal.B.P.),其同位素数据也异于其他个体。结合该遗址的植物考古资料(粟和黍具有高的出土概率),认为:家养动物(猪和狗)饲喂了大量以粟类作物的副产品或者人类的残羹冷炙(粪便)。根据食物链从生产者至消费者的同位素分馏效应(δ¹³C值约富集1‰,δ¹⁵N值约富集3‰～5‰),比较了先民与野生动物以及家养...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1号巨型坑祭祀遗迹出土动物的饲养方式

高度互动性的宗教祭祀与仪式性活动是早期复杂社会维持与强化社会治理常用的手段,通过对仪式性活动使用消耗性祭品(如动物牺牲)的考察则可为探讨精英阶层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提供参考.鉴于此,本文从动物饲养方式入手,采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二里头宫殿区东北部1号巨型坑内祭祀遗迹出土的35例动物骨骼、1例人骨碎块以及年代相近的其他单位出土的骨骼遗存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资料探讨仪式性动物的饲养方式及来源,为认识二里头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参考.研究发现,祭祀遗迹出土猪的δ13 C值与 δ15N值变化范围均比较大,暗示二里头猪群的饲养方式个体间差异较大,且还存在个别野猪.与此同时,狗与牛的食物结构基本以C4类食物为食,羊则C3与C4植物兼食.对比发现,祭祀遗迹猪、狗与羊的食物结构与灰坑、地层等其他单位出土的同类家畜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类遗迹的牛均呈现出对粟作农业的高度依赖,但巨型坑牛骨的 δ15N值却显著低于其他单位的牛骨.结合二里头遗址对周边较大地理范围内同时期聚落的控制力,我们认为以巨型坑猪为代表的家畜的食物结构的多样性,暗示了它们有着多元化的来源.与此同时,仪式性用牛是否被特殊饲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的研究支持二里头遗址存在高度互动的宗教祭祀等仪式性活动,即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祭祀活动所用动物牺牲的来源可能与动物资源由周边地区向二里头遗址的输入有关,这对于我们认识王权在二里头遗址资源流通与宗教活动等方面的控制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