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时空分析

采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1999—2014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时空评价。从时序上看,西部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趋势,经历了由低水平耦合和低度协调到颉颃和低度协调再到颉颃和良好协调的发展过程。从空间格局上看,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现象渐趋明显。总体上,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质量不高,人口-土地城镇化尚不能实现良性耦合和良好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出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测度与协调发展研究

统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推动二者之间的稳步协调发展,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在构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对2000年和2018年8个设区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及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测度和分析,利用弹性系数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200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不高,各子系统之间差别明显。2000年以后提升迅速,2018年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高于土地城镇化。② 2000—2018年,济南和潍坊的人地弹性系数接近于1,表明18 a间2个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相当,人地关系比较协调;烟台和淄博的弹性系数小于0.6,说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东营、威海、青岛、日照的人地质量弹性系数大于1,反映出18 a间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滞后于人口城镇化。③ 无论是2000年还是2018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都很高,但协调度较低,且时空差异非常明显。2000年多数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类型属于失调型。2018年所有城市均已发展为协调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测度及优化——以南昌市为例

人口与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二者之间状态演化对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二者概念基础上,基于人口构成、人口素质、人口生活、城镇规模、城镇投入、城镇产出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对省会型城市南昌市2002~2011年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① 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呈波动变化并持续上涨,城镇发展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转变;②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状态由失调衰退区向过渡协调区演进,发展类型则由高度不协调状态向勉强协调状态过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南昌市人口城镇化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的原因,指出两者关系主要受到城市发展外在制度与内在基础的共同作用,并认为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双重优化路径是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同步发展的有效途径。     

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以政府驱动的大规模城镇土地开发为显著特征,新型城镇化强调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通过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综合指数及协调度评价方法,分析了2000—2015年期间长三角发展最快至转型时期的城市化协调特征,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整体低于人口城镇化但增长率更高,2008年后两者进入高协...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依据2000—2017年中国33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计量模型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方面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样本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大于人口城镇化。②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在时间效应上,土地城镇化中的投资效应具有下降趋势,人口城镇中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具有增强趋势。③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且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最强劲;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且消费效应大于投资效应;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土地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最强,其次是投资效应和综合效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强的区域是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西安市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与土地协调发展研究

选取西安市为研究区域,建立人口与土地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分析西安市2002—2012年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与土地的协调发展状况。2002—2012年西安市人口城镇化指数和土地城镇化指数均呈逐年上升态势,2006年之前为土地城镇化滞后型,之后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人口与土地协调发展度呈逐年波动上升趋势,协调发展度由2002年的0.154 0上升为2012年的0.976 8;人口城镇化系统中人口构成与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不均衡,人口构成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基本稳定于较低水平。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西安市政府应在保持人口与土地优度协调发展态势的同时,着力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人口、产业、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演变研究

以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2004—2015年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数据为基础,研究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人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偏低,长期处于失调状态;多数中心城市的产业带动能力不强,土地利用效率较低,人口集聚能力有限。结合片区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规划,提出了提高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的路径。     

中国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经济城镇化集聚现象呈现逐渐消减的态势。②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显,但主要表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③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门槛”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直接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减贫潜力较弱,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化减贫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各省域经济城镇化减贫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改革。有效、有序地扩张城镇空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强化其质量升级,增加城镇就业空间,提升城镇整体辐射带动效应。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减贫,促进城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新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构建由4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各子系统指标的权重以及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疆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在1990—2014年间的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系统中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权重高于经济结构;城镇化系统中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权重明显高于产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1990—2014年新疆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关系经历了从低度耦合到中度耦合再到高度耦合3个阶段。     

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多层级影响因素分析

土地城镇化是地理学与土地科学交叉的核心研究领域。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土地城镇化作为城镇化在空间的具体体现,已经成为学者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土地城镇化受到省、市多层面因素影响,单一层面的影响因素并不能完全有效解释中国特殊行政体系下的多层级关系。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中国省、市两个层面影响因素的不同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建立两层线性模型,对2005年和2016年全国102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土地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市级层面,2005年要素投入和公共服务是影响城市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因素,其中以要素投入最重要。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成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要素投入、公共服务、人口集聚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② 省级层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政府资源保护态度、生态和农业资源与市级因素以及城市建成区面积呈显著负相关。根据区域所处发展水平的不同,政府开发态度、地理区位与市级因素存在复杂的影响关系。③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城镇化进程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向经济驱动。多层级土地城镇化研究,可以更好地解析不同层面影响因素对土地城镇化水平影响机制和跨级关系,为更合理精准的城镇化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城市化质量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判定分析

通过探析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内涵,建立包括城市基础实力、城市化发展协调度、城市化发展可持续水平3个维度的31个指标体系及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城市化发展"质"、"量"协调性测度模型,利用联合国法修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根据1978~2008年相关统计数据及2008年各省最新统计数据,基于对城市化质量的测度,判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及2008年省际城市化发展速度的适度性。研究结果表明,1978~2008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逐渐增大,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渐好,城市化发展速度略显滞后;省际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差异明显,从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降低,城市化发展类型可分为质量过度滞后型、质量滞后型、协调型、速度滞后型及速度过度滞后型5种类型;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能反映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真实水平,城市规模与城市化质量亦不存在对应关系;中国城市化质量各个领域发展均衡性明显不足,城市基础实力是当前城市化发展质量提升的主要动力,省域城市化发展质量较高及"质"、"量"协调性较好的地区仍存在许多不足。     

Urbanization in Botswana

Urbanization trends in Botswana are reviewed.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urbanization are first outlined. The author then focuses on the period since independence and finds that urbanization is a recent phenomenon. Although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is high, the country as a whole remains relatively unurbanized.     

回流城镇化：中部地区城镇化开启新路径

在对流动人口流向变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部地区的实地走访和问卷调研,兼与沿海地区对比分析,提出中部地区城镇化正在开启新路径,即回流城镇化。研究总结了回流城镇化的新特点,包括县级中心城市成为回流城镇化主要载体,城乡之间出现了摆动的"两栖"人口,地级市中心城区也是回流城镇化的重要选项。回流城镇化主要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亲情社会网络、回流创业内生动力的发展等驱动。最后,论文在理论层面总结了回流城镇化对中国城镇化路径研究的启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与中国城市化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以领军人物杨小凯等华裔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经济学家运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发动了强有力的挑战,从而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革命。在城市经济学领域,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城市化模型重点考察了分工对城市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提出“城市的起源、城乡的分离都是分工演进的结果。”虽然新兴古典城市化模型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是,它对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与中国城市化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以领军人物杨小凯等华裔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经济学家运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发动了强有力的挑战,从而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革命.在城市经济学领域,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城市化模型重点考察了分工对城市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提出"城市的起源、城乡的分离都是分工演进的结果."虽然新兴古典城市化模型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是,它对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尺度效应的城市化水平指标修正

城市化率在表征城市化水平时受到历时性因素和空间性差异的局限和扭曲;前者表现在城市化率难以衡量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的差异和国内不同时期的城市化政策对城市化率的系统性冲击,后者主要表现在地域分异下的个体效应和规模影响下的尺度效应.针对尺度效应,本文运用反演方法和地图方法,论证了城市化率在表征城市化水平时所受到尺度的两种影响;...     

当代非洲城市化的动因与困境

非洲的城市人口已经正在以年均超过4%的增长率增长,居世界首位,其中个别城市甚至还要高。对文献的回顾显示,贫困、非正规经济或类似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已经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城市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结论是快速城市化是非洲政府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管理挑战。并且,要在致力于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创造使城市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更有效中心的政策环境。城市必须是可控制的、适于居住的、以及经济上可望成功的。     

论中国的城市化与信息化

城市化和信息化是两个性质不同但又密切联系的社会发展过程，城市化是整个社会信息化的基础，信息化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城市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分析了中国的城市化与信息化进程，并提出信息化与城市化的协同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推进中国城市信息化进程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