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区域经济增长趋同与差异

长期以来,山东省东西部地区差距显著,堪称我国区域差异的一个缩影.在检验σ趋同和建立绝对β趋同经典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山东省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增长经历了"趋同(1978-1983)-趋异(1984-2004)-趋同(2005-2008)"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在较长时期的趋异后2005年以来转为趋同值得关注;进而使用灰色关联分析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变量进行探讨,在引入初始人力资本、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工业化进程、产权制度改革、政府活动等初始变量和控制因素后,存在条件β趋同,其中人力资本禀赋和非国有化进程对山东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突出,劳动力市场表现和政府财政活动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结论为缩小区域差距提供决策依据.     

加速望城县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研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代表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的工业化是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基本特征的,结果引发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采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经济学理论等方法,首先提出了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利用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成果来判断望城县目前的工业化阶段;根据望城县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条件,重点发展食品医药、能源工业、印刷包装、精细化工和有色金属产业集群五大产业集群;最后提出加速望城县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天津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

摘要：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理论基础,分析天津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态不同,出现波动性特征,呈“U型+倒U型”。其中第一阶段为1992年前,工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随着工业废水治理力度的提高,污染恶化趋势有所遏制,1992-1993年为“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低谷;第二阶段为1992年-1998年,工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固体废弃物与气体污染程度逐渐增加,环境污染水平有所提高,1997-1998年出现“倒U”型曲线的高峰;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随着综合治理措施的不断加强,城市环境质量总体处于好转态势,曲线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分析表明,引起上述变化的原因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环境政策取向、环境保护投资力度等因素有明显关系。     

江苏省人口—经济耦合与经济发展阶段关联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法建立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人口与经济耦合关联模型,以江苏省县域为研究单元,基于第五次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定量评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类型及特征,并将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研究耦合类型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2000年江苏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各县域大致划分为低水平(14个)、拮抗型(29个)、磨合型(20个)3种类型耦合区;2010年全省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各县域分为拮抗型(40个)、磨合型(11个)和协调型(12个)3种类型耦合区;耦合类型空间分布以长江为界,苏南与苏北两极分化明显,长江以北耦合类型水平较低,长江两岸耦合类型中等,长江以南耦合类型水平较高。从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间的关联来看,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区域的耦合类型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而依次升级,经济发展阶段越高,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越高,其耦合类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则越趋向于协调一致。     

基于偏离份额法的新疆工业结构与竞争力研究

运用钱纳里的"标准工业化阶段理论"并结合实际发展,首先对新疆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定位;然后建立指标体系,计算了1980-2006年期间新疆与全国平均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工业-就业结构和区位熵等指标,考察了新疆的工业结构、工业-就业结构和工业竞争力水平;最后运用偏离份额法对比分析了1997-2001年和2002-2006年两个时段的新疆工业结构与竞争力的发展变化。分析表明:新疆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整体结构较低,工业竞争力弱且有下降的趋势,资源型产业产值大、集聚显著。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巩固优势产业。依托区域特有的资源、区位和政策优势,巩固优势产业如采矿业、天然气开采业和石油加工业等资源型产业。(2)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培育主导产业,确定支柱产业,逐步实现工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提高工业结构内部多样化程度,增强竞争力。     

基于投入产出的中日美产业关联结构演进比较

在钱纳里关于产业关联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从相对比例角度,考察中日美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关联结构的演进轨迹,从具体产业层面揭示了三国产业关联结构变动的原因。发展了钱纳里关于宏观经济整体中间投入率及三次产业中间投入比例的演变理论,提出了宏观经济整体中间投入率的倒V型发展模式及三次产业投入比例在时间序列上的雁型发展曲线,推断中国正处于倒V型发展模式的上升阶段及雁型曲线的t1~t3阶段,确定中国未来产业调整重点为:①保持第一产业中间投入比例继续下降态势,加强第一产业技术发展水平,提高产业增加值率;②适度降低第二产业中间投入比例的增长速度,及时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投入重点转向资金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产业生产的附加值;③相应加强第三产业中间投入比例,较大幅度的提高其增长速度,调整经济投入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协调化与高度化、高增价值化的统一。     

南京江心洲旅游景观健康评价

在对景观健康理论和旅游景观特征分析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为主线的旅游景观健康评价体系。参照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生态城市以及旅游景区评定标准等确定了相对健康的目标值。设计采用熵权-灰色关联模糊评价法,依据评价对象与目标值序列的相似程度,将评价结果划分为5个等级。整合遥感和统计调查数据,对南京江心洲2001~2007年旅游景观健康进行了跟踪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2001~2002年旅游集中开发建设时期,研究区旅游景观综合健康指数下降;随着响应的健康指数持续上升,2002年后下降速度减缓,2005年后开始逐渐上升,但一直处于亚健康水平(≤0.7),压力健康指数持续下降限制了旅游景观健康综合水平的提高;旅游景观状态的健康指数在短暂下降后呈上升态势;设施用地的无序扩张、化肥施用量居高不下、林地减少和破碎化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与成因模型

综合运用灰色关联技术和协同学方法,以江西省城市群为例,在对其城市群协同发展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的基础上,建构了城市群协同演进的非线性微分成因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得到其系统发展的序参量。灰色关联分析发现,江西省城市群作为一个非线性的复杂大系统,其形成与演化受到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且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线性关系,具有相关性、非均匀性、不可逆性等;因子模型进一步揭示,对江西省城市群协同演化起支配作用的序参量是工业化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单位面积的公路通车里程数,它们是城市群形成与演化中的关键动力因子。显然,模拟结果比较符合江西省城市群发展的实际,因此,这种非线性的综合处理方法可以进一步推广。     

云南省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差异分析

基于2007年的统计数据,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4个方面,对云南省和所有16个市州级区域的工业化水平进行分析评价。根据经典工业化理论选定区域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的构成指标,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等著名学者所构建的判断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标志值作为判断云南省和各市州工业化进程不同阶段的标志值,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采用加法合成法来构造计算反映云南省和各市州工业化进程的综合指数。根据综合指数判断云南省和各市州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分析出云南省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区域分异结构特征,为深入研究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制定战略政策以及空间管制提供依据。     

2013年高考安徽卷地理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 图1表示安徽省1985-2010年就业结构与城镇人口比重变化。完成1-3题。 1．2005年以来,安徽省城市处于 A．初期阶段 B．中期阶段 C．后期阶段 D．逆城市化阶段     

北京近百年城市用地变化与相关社会人文因素简论

北京是中国的历史名城之一。历史上,其地域范围内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随人类活动强度而变化,各个时期的城市用地扩张是其中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本文将北京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辽代建都到1911年封建王朝的瓦解;第二阶段从1911年到现在。本文围绕后一阶段进行探讨。指出:在过去的大约100年中,通过城市化表现的北京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巨大,在过去的50年间尤为明显。北京的城市用地扩张及由此推动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之所以更为显著,与政治及社会意识形态改变、政策和制度变化、以及人口增长、科技进步和经济实力增强等社会、经济、人文因素密切相关。它们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相关关系的量化研究值得深入开展     

广东城市化及其发展模式的选择

在阐述广东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基础上，分析了广东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有明显阶段性、地区发展不均衡、小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及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等特征，并探讨了广东城市化模式的选择，指出广东城市化应该根据广东发展的实际和各地差异，走一条大、中、小城市融合、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1988 年以来北京郊区城乡一体化进程及启示

北京城郊农业区在不同时期因产业化、城市化的不同而承担着不同的发展目标, 其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及空间格局也出现了差异。本文运用历史沿革分析和数理分析方法对城乡一体化的功能结构及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自1988 年以来, 处于近郊至远郊内缘的农业区(23~57 km处)的产业化、城市化分别出现了辐射式→飞地式、等级转移式→团块+扇状式+辐射式的空间发展;不同时期生态、经济、社会功能的组合和实现情况各有侧重, 多功能评价值相应地在“W”、“M”型空间格局之间转变。总体上, 北京郊区农业区的城乡功能及其综合效益都在增强, 但相对而言经济功能的作用在降低, 生态、景观功能在上升, 社会功能存在波动但总体趋强, 城乡功能的空间布局更加复杂, 而且这种发展态势直接影响着北京“十二五”期间多层次、多中心的城乡一体化建设。     

福州市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及其特征分析

福州——福建的省会城市,是祖国大陆离台湾省最近的省会中心城市,也是中国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较高的地区,是中国首批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之一．本研究选取1978—2009年代表福州市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创新水平与医疗水平等方面的部分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采用熵值法和最优分割法进行发展阶段划分．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福州市的经济发展可分5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81年,即恢复阶段;第二阶段为1982--1984年,即经济调整阶段;第三阶段为1985--1992年,即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第四阶段为1993--2004年,即调整改革与平稳增长阶段;第五阶段为2005年以后,这一阶段为向更高一级工业化阶段迈进和经济腾飞阶段．     

福州市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及其特征分析

福州——福建的省会城市,是祖国大陆离台湾省最近的省会中心城市,也是中国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较高的地区,是中国首批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之一．本研究选取1978—2009年代表福州市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创新水平与医疗水平等方面的部分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采用熵值法和最优分割法进行发展阶段划分．从分析结果可以...     

中国省际经济趋同的定量分析

本文参照 Coulombe的趋同模型 ,并根据中国的实际作出调整 ,以此分析了我国 1 978～ 1 999年各省区经济的趋同问题。研究结果如下 :各个地区之间存在条件趋同 ,趋同的速度大约为 4.5 % ;在趋同的过程中 ,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都已达到或接近其稳定状态 ,而西部地区则大多在稳定状态值附近波动 ;本文还给出了我国各省相对人均 GDP的稳定状态值 ;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指出东部先行优势对长期稳定状态值有巨大影响 ,这说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外资的引进 ,先进的技术 ,区位优势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演变及影响机制

“五化协调”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利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个体效应与时点效应模型,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角度选取指标（以下简称“五化”）,构建“五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东北振兴前后20年间（1993-2013年）东北地区40个地市单元“五化”协调发展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失调阶段,但增长趋势显著,具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与区域差异性。时间上可划分为1993-2002年波动期、2003-2008年增长期、2009-2013年平稳期三个阶段。区域上可划分沿哈大线形成的轻度失调区,黑龙江中部与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大部为主的中度失调区,黑龙江西北部、东部与蒙东地区为主的严重失调区三个类型。“五化”协调内部各子系统空间表现各异,分异程度依次为：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从影响机制来看,教育投入、技术投入、农业投入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工业水平、开发程度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负相影响,开放程度、资本投入、治理投入未对协调造成明显影响。     

北京地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

本文利用1975、1984、1991和1997的LandsatTM/MSS数据,对北京地区改革开放以来22年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1975～1997年,北京地区发生了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大规模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表现出城镇用地通过大量占用平原区耕地扩展,非城镇用地间结构变化明显的基本特征。同时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区域差异明显,近郊区和远郊区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强度发生了逆转,远郊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强度在90年代已经超过近郊区,而且该区高密度城镇用地的重心也向西北方向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移动,显示出同期北京城镇用地向西北方向扩展的趋势     

京津冀人口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和社会经济数据、2015年12月13日-25日百度迁徙数据及地理空间数据等多源数据,从人口分布格局与流动格局两个角度,探讨近年京津冀地区人口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2000-2010年,京津冀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由自然地理条件与交通区位因素影响下的人口疏密特征、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下的京津圈层特征,河北则缺少发育成熟的区域次级中心,京津冀地区人口普遍增加,且以人口显著增加为主要特征;② 人口普查的长时段迁移数据分析发现,京津冀人口流动活力增强,人口流入格局更为集聚;百度迁徙的短时段数据分析发现,北京是人口流入和流出的高热城市,天津是人口流出的较热城市,北京、天津、廊坊三地之间人口流动最为活跃,且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间人口流动较为活跃;③ 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特征、城镇发展水平、基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乡村化指数、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地理交通区位和地形起伏特征,是京津冀县域常住人口长时段内集散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短时段人口流动方向与数量还受节假日与季节的叠加影响。从城市功能、场强、网络及其演化的综合视角,更有助于深化人口集疏变化的地理研究。     

转型视阈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系统梳理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地域模式,对中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科学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经了4个阶段。① 1978年以前,传统乡村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出现“弃田筑塘,废稻树桑”,逐渐形成桑基鱼塘的有机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呈现出传统农业景观。② 1978—2000年,工业化驱动发展阶段。以乡镇企业嫁接外资形式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乡村空间逐渐形成了“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空间分化与混杂性特征显著。③ 2000—2008年,城市化与都市化双轨并行阶段。政府主导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使珠三角地区逐渐演变为“大集聚,小分散”的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格局。④ 2008年至今,都市化驱动乡村急剧转型阶段。珠三角都市圈建设进程加快,城乡体系逐步向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向多元分化,乡村破碎化的非正规空间促使形成全球城市区域下马赛克式分布的空间格局。基于不同区位的外部性和内生性因素的差异性,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可归纳为城市区域型、近郊型、远郊型等不同地域类型。在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外部性的环境变化、内部要素分化与重构机制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和模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