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土地利用集约性的综合评判

应用GIS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紧扣土地利用集约性的内涵,以城市市辖区为评价单元,从城市规模和土地利用程度,土地投入程度、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土地集约利用发展趋势等诸多层次,对北京、上海等18个大城市市辖区的土地利用集约性进行综合评判,得出以下结论:大城市的集约度都在逐年提高,土地利用将更加集约;我国大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性,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评价结果表明,青岛、宁波等国家单列城市,规模适中,土地集约性反而很高;上海和武汉的集约度一直处于前三位,其他直辖市和省会等特大城市波动性较大,土地集约性利用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与上海、宁波、青岛等东部城市相比,太原、石家庄、西安等中部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一直很低,潜力大、亟待提高。此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以及所获得的评价结果,较好地揭示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集约度的动态性影响。     

武汉城市圈省级经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比较研究

在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上,对一定区域内的同类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统一比较,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区域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工具和制定科学管理政策的决策依据。对武汉城市圈内省级经济开发区的实证分析显示,综合采用统一理想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现有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成果进行再处理后,可以实现对区域范围内各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程度的评价及排序,并可以侦测出不同指标对区域内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程度。因此,在利用政策工具提高一定区域内开发区土地管理水平时,应以不同类型的指标对土地利用集约度影响程度作为决策依据。     

兰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土地集约利用对提高土地产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和相关性分析,对2008年～2013年兰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度及主导因子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兰州城市土地集约度不断提高,并且在2013年达到最大值0.9661,且在2011年～2013年城市集约度增长迅速,达到每年增长0.19个单位;(2)各指标因子对兰州城市土地集约度影响程度依次为:城镇绿化覆盖率单位面积商品零售额单位面积总产值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人均交通用地面积污水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城镇人口密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面积财政收入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城市建筑密度单位面积就业人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应协调好生态投入和经济投入。     

国家中心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

基于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及相关理论基础,结合社会经济数据,从土地利用投入、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产出及生态效益层面构建了评价指标;运用组合赋权法及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2006—2016年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分值进行计算;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土地集约利用障碍度因子进行诊断。结果显示:(1) 2006—2016年间上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始终保持高度集约状态。天津、武汉始终保持中度集约状态;北京、广州、成都、郑州、重庆变化较大,北京、广州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由中度集约上升到高度集约,成都、郑州由低度集约转化成中度集约,重庆由粗放利用转化为低度集约。(2)影响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准则层主要障碍因子为土地利用程度及土地产出,说明我国中心城市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无法满足可持续用地需求;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建成区面积、地均GDP、人均绿地面积及建成区路网密度等。     

玉溪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研究

为科学地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及趋势,以玉溪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在玉溪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上,通过空间相关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集约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玉溪市中心城区集约利用度呈现出由城市中心逐渐向外递减的趋势,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集聚效应;从全域空间分析看,各功能区土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分布在整体上具有较好的正相关性,居住功能区相关性最强,其他功能区最弱;从局部空间的角度来看,集约度的分布既存在空间聚集性又存在空间异质性。     

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测度方法

针对土地利用集约度测度混乱的状况,文章从投入指标还是产出指标、实物指标还是价值指标、综合测度 还是分项测度、单纯测度还是复合测度以及初级集约度还是次级集约度测度等五个方面,辨析了土地利用集约度 的概念,评价了各种测度方法的特点和应用范围。认为土地集约利用或粗放利用,本身不是土地利用的目标,是实 现土地合理利用的两种基本途径。其本质是资源的替代。把土地集约利用定义为用资本和劳动来替代土地资源的 现象,使集约度变化与用途转换这两种土地利用变化类型联系起来。提出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土地利 用集约度的基本测度指标应为单位时间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数量, 产出指标只可以作为代用指 标。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需求的角度,对土地集约度指标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石家庄城市土地利用增长研究

在城市用地增长管理中,单一考虑土地利用面积数量的变化,忽略用地强度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客观认识和准确把握。本文以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作为基础数据源获取城市土地利用类 型和强度信息,通过构建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指数,从地类变更和集约度变化两个方面,对1994~2002 年石家庄市城 市建成区土地利用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从面积扩展和强度增加两个方面综合分析城市土地利用可 以补偿单一指标认识城市土地利用增长的不足,集约度增长指数较好地综合了两个方面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期间 耕地仍是城市用地增长的重要来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也成为满足城市发展用地需求的重要途径;城市用地扩展 并辅以集约程度的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组织整体上呈集约化圈层式向外扩散,城市土地利用趋向合理;城市土 地利用变化存在较强的空间差异性,中心区更多向空间立体维度发展,其他区则以内部填充、外延扩展和城市更新 等方式实现城市用地增长;在类型上,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空间区位差异性,中心区继续强化城市中心职能,以商 业金融业用地等“强”城市属性地类变化为主。     

发达地区县域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化分析——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例

采用综合评价法、聚类分析法、回归相关分析法对福清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规律特征进行研究,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福清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化规律——1996~2005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分阶段性上升趋势,1996年和2005年土地集约利用在空间上呈5级分布格局,且空间分布状况变化不大.自然条件是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最基础的因素,人口、经济、技术因素是造成区域土地集约利用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解释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格局.     

内蒙古包头石拐工业园区新一轮土地集约利用分析研究

通过对内蒙古包头石拐工业园区土地利用现状的分析,根据国土部《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规程》(以下简称规程)的要求及内蒙古包头石拐工业园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评价指标的体系理想值和权重值,对土地利用集约度分值计算,从而得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高、工业用地率较高、土地利用强度潜力有可挖潜空间等结论。     

发达地区县域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化分析——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例

采用综合评价法、聚类分析法、回归相关分析法对福清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规律特征进行研究,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福清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化规律--1996～2005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分阶段性上升趋势,1996年和2005年土地集约利用在空间上呈5级分布格局,且空间分布状况变化不大.自然条件是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最基础的因素,人口、经济、技术因素是造成区域土地集约利用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解释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格局.     

基于技术效率测算的京津冀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

现有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研究主要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存在依据不充分、结果不可比、难反映动态变化等缺陷。针对此,基于集约潜力和技术效率的概念联系,把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定义为是城市土地利用技术效率的潜在提升所可能带来的土地节约量或产出增加量,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土地节约潜力和产出增长潜力定量评价模型,测算和分析了京津冀2006-2015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土地节约潜力和产出增长潜力的规模与占比情况。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规模巨大且持续增加,土地节约潜力规模10年均值为709.80 km ²、净增量达543.96 km ²,产出增长潜力规模（2005年不变价）10年均值为4207.57亿元、净增量达3428.55亿元;② 京津冀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占比很高且持续提升,土地节约潜力占比10年均值为21.80%、净提高10.56个百分点,产出增长潜力占比10年均值为26.12%、净提高14.73个百分点;③ 京津冀13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排名很稳定,且差距在扩大,显示出越发达城市集约挖潜越困难、越落后城市集约挖潜越容易的一般规律,以及集约挖潜容易者更加容易、困难者更加困难的马太效应。研究能够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实践与管理提供科学指导,有利于推进集约评价和效率测算研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2000—2007年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分析

本文以中国东部地区10省市8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指标体系,分析2000-2007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变化的规律,并建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值与影响因子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寻找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变化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从人口承载、经济投入与经济产出的角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经济产出成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②北京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值均值的变化最大,其他东部9省市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值均值的变化趋势类似,变化相对平缓。广东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均值的标准差最大,海南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值的标准差起伏最大。③多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值均分布在0．1000～0．2000之间。④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值与各影响因子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72个城市通过了规定条件的检验。     

小城镇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 ——-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

以浙江省慈溪市小城镇开发区、工业区块土地利用的自身特点和现状数据为基础,建立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选择评价模型并确定指标的权重,根据评价标准计算出慈溪市小城镇开发区、工业区 块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结果表明,慈溪市小城镇开发区、工业区块仅1 处属于II 级土地利用较集约,其余均属 于III 级土地利用基本集约和IV 级土地利用不集约;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级别开发区土地投入强度、利用程度和 持续状况差异显著,不同产业类型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差异较显著。由此可见,政策因素对小城镇开发区土地集约 利用的影响起基础性作用。     

基于投影寻踪法的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

为克服现有耕地集约利用评价中存在权重设置主观性强、高维数据不易处理等不足,在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长株潭城市群地区1996-2009 年各年度和2009年各县（县级市、市辖区）为数据样本,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时序变化和空间分异进行定量综合评价。结果表明：①复种指数、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位耕地面积种植业产值已成为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②1996-2009 年,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程度以2002 年为分界点呈现出“平稳—快速增长”的阶段性发展态势;③2009 年,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程度表现为由近郊区向中郊区、再向远郊区梯度式降低的空间分异特征;④与常规评价方法相比,投影寻踪法客观可靠,信息表征丰富,结果合理,在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方面具有有效性     

基于改进PSR模型的城市土地利用警情判别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基于系统论构建改进的PSR模型,通过探究压力、状态、响应系统要素作用机理构建南京市城市土地利用警情判别指标,并运用数理量化模型开展警情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2009—2016年南京市城市土地利用压力系统和状态系统警情为“倒U”型且呈上升态势,响应系统警情为“倒U”型且呈下降态势。(2)2009—2016年南京市城市土地利用警情总体上为“倒U”型且呈波动上升态势。(3)压力系统是造成南京市城市土地利用综合警情难以显著转变的关键,同时受经济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土地生态治理力度、用地结构与人口分布均衡度等要素影响。     

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相互作用的定量研究——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2007-2013年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其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强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强度不同;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强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而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作用强度则表现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应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城市土地的内涵挖潜,而长三角城市群应逐步调整和优化城市发展模式,从而实现三大城市群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同发展。     

1996~2011年安徽省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影响测度与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方法,对1996~2011年安徽省城镇土地集约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运用Perloff的产业结构测度模型,对安徽省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MIX）、竞争效应（DIF）进行了测算;借鉴STIRPAT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从产业结构的结构效应、竞争效应考察了其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影响,结果表明：① 1996~2011年,安徽省城镇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递增态势,1996~2006年,城镇土地利用指数均值为53.09,2007~2011年,均值为75.2;② 1996~2011年,安徽省产业结构构成效应指数均值为0.012 4,其变化轨迹呈“N”型,而竞争效应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均值为0.012 8;③ 1996~2011年,安徽省产业结构构成效应、竞争效应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弹性系数分别为-0.002 5和0.004 9。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湖南省农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市(州)层面对湖南省农用地集约利用进行定量综合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2008年,湖南省农用地可划分为集约利用、中度集约利用、低度集约利用三等,归并为6类;环洞庭湖地区及湘江流域的岳阳、常德、益阳、长沙、湘潭、衡阳、永州7市农用地处于集约利用状态,其中,长沙、湘潭归并为一类,岳阳、益阳、衡阳归并为一类,常德、永州归并为一类;湘中娄邵盆地的娄底、邵阳和湘东的株洲3市农用地处于中度集约利用状态,归并为一类;湘西的怀化、湘西州、张家界和湘南的郴州4市(州)农用地处于低度集约利用状态,其中,郴州、怀化归并为一类,张家界、湘西州归并为一类。研究结果符合区域农用地利用实际,对湖南省农用地集约高效利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当前土地管理学的核心问题.运用主成分分析与熵权的综合确权法,基于协调发展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探讨2011-2014年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呈逐步优化趋势.②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关系片状分区特征明显,鲁东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形成以济南、青岛、烟台、威海为核心的协调发展度"高峰区";鲁中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但优化趋势显著;鲁西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协调发展优化速度相对缓慢,属于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双低"区域.③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往往并非同步变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总体上超前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